阿喵笃悠悠地对《亲吻与诉说》的笔记(3)

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伊莎贝尔发出一声怪笑说：“事实上很可笑，我意识到我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原谅那个老妖婆。25岁的‘我’中仍然有一个6岁的‘我’，这个小人儿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 按成年人互相责怪的正常标准说，伊莎贝尔童年所受的这种痛苦只值得嘲笑而不值得同情；然而按儿童的标准衡量，这都是些戏剧性事件。但这些戏剧性事件能使儿童兴奋或痛苦地度过这段年龄，而这样做在成年人看来似乎是值得尊敬的。6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是无法与60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相提并论的。

伊莎贝尔接着回忆说，有一次她在幼儿园里画了一个房子，自豪地拿给妈妈看。妈妈用取笑的口吻说：“这可不算好，你忘记画门了。你打算叫里面的人怎么出来？”结果伊莎贝尔哭了一场。 一个人受了这样轻微的批评怎么能放声大哭呢？然而，如果站在伊莎贝尔当时的立场上看，这种批评也许是一个象征，表明妈妈对她花费精力做的事始终抱着讥笑的态度。 可想而知，从那以后伊莎贝尔的敏感性外面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如今她已能够忍受母亲最尖刻的谈话，已能忍受在伦敦大街上和出租车司机一起挤车，已能忍受别人骂她娼妓，并能同样有力地反击男人们对她的侮辱了。但她始终不主动冒犯别人。然而在成年时的不可侵犯性下面，人人都有一些早年留下的纵横交错的伤痕。这些伤痕从远处看小得可笑，从近处看又极其严重。它们是皮薄如纸的儿童受到的伤害，而不是皮厚如象的成年人受到的伤害。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头发盘起来。也许我应当盘起来那样更好些，但我不，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奶酪切成小方块、我的邮政编码的最后一位数是什么、这把木梳子是在哪里买的、我上班要走的准确路程有多远、我的闹钟需要哪种电池、我为什么不能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书一样。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搞不明白。坦白地说，我也不想搞明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不可，仿佛人的生命可以像传记手稿里那样集中起来似的。我身上充满了神秘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对你也是一样。我知道我应当多读些书，但看电视更容易；我应当爱那些对我好的人，但发脾气更具有挑战性；我想有同情心，但我不太喜欢人；我想高兴起来，但我知道高兴会使人变傻，我想乘坐公交车，但自己有辆车更方便；我想要孩子，但我害怕变成我妈妈；我想在一生中做点正经事，但现在已经过了八点一刻了，我会误火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