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对《改革都有红利吗?》的笔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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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 (ね、光)

读过 改革都有红利吗?

改革都有红利吗?
  • 书名: 改革都有红利吗?
  • 作者: 【澳】雪珥
  • 副标题: 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
  •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出版年: 2013-12
  • 第7页

    对自己强大政权的过于自信,对于民心民意的过于蔑视,是秦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自大如同中国历史的癌细胞,在之后的王朝更替之中持续不断的出现。杜牧因此而感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灭族也?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其实,后人也是“鉴之”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秦人的这些专制政策,都被后世完整的“鉴之”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实际的“千古犹行秦王政”,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人为刚万夫柔”(梁启超语)的国度。后人“鉴之”的一大进步,则是在“秦王政”的裸体上,羞答答的套上一件儒家的长袍,偶尔也会披上佛家的袈裟,而近现代则会裹上一层“主义”的糖衣,以遮盖这具躯体上的遍体鳞伤。

    2018-07-14 20:08:24 回应
  • 第8页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政权的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2018-07-14 20:11:32 回应
  • 第23页

    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2018-07-14 20:12:37 回应
  • 第29页

    在清军南征过程中,江南之战极为惨烈,清军采取了大屠杀的威慑手段,如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等。而在血雨腥风中,有一条纪律被死死地遵守了,那就是保护好南京城外的明孝陵。

    后来,康熙皇帝几下江南,都到这里祭祀,明太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目的就是宣示,其江南并非夺自明朝,而是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大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在严令保护明孝陵的同时,清廷还下令,今后祭祀历代帝王时,追加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种强烈的信号,:“中国”道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不仅仅有汉族的君主,还有其他民族的君主。自此,以“辽——金——元”为正统谱系,成为乾隆之前清王朝的主流。而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继承了元明之际,杨维桢在《宋辽金正统辩》中的观点,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以“大统一”为标准,将大清的正统接续宋、元、明而非辽、金、元,与传统的中华正统相衔接。但同时,他不仅继续祭祀辽金诸帝,还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诸位非正统君王,以体现“治统”的多元性。自此,“道统”的一脉相承,(宋、元、明、清),与“治统”的多元,成为清朝贯穿始终的国策。

    这种对历史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现今。

    2018-07-14 20:34:19 回应
  • 第32页

    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

    200年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起事者以“民族认同”相号召,却因为其推崇变异了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了传统的“文化认同”,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武装,对太平天国的有效剿杀,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却是“卫道”,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太平天国恰恰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 中国文化的这种能能够使异族臣服的强势基因,缘何而来呢?是因为人口基数的众多么?还是因为科举制度,反过来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呢?还是说我们国家的文化本身相对于其他入侵的异族来讲,本身就有文化先进性。

    2018-07-14 21:55:35 回应
  • 第50页

    在中华帝国的行政序列中,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实质,相当于跨部门的临时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即便在如今的欧美等国也并不罕见,但能够如此长期存在的,却独此一家。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长期扮演实质上的最高行政当局的角色。同样,总理衙门长期着外交部和发改委的角色。在一个讲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此举显然是“违宪”——如果将名正言顺当作立国之“宪”的话——的“潜规则”行为,体现的或许正是大清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类临时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至少能提高最高当局的行政效率;

    二、这种“三无”临时机构的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

    三、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攻防兼备,矛盾并举,相当趁手。

    这种设立临时最高机构,体现了中国人的灵活、实用主义思维。

    2018-07-15 17:11:45 回应
  • 第63页

    清初文书制度,沿袭明代,上行文件一律用“本”,其中,公事用“题本”,要加盖公章;私事(涉及到任、升转、谢恩及其他私事)则用“奏本”,不得加盖公章。这些“题本”“奏本”按层级逐级上呈,层层登记,效率低,无法保密,

    康熙年间,为了及时获得第一手信息,准许部分亲信大臣密折上奏,绕开行政机器,直送御前,这就是“奏折”的开始。“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壬子,命内外大臣具折陈事,奏折自此始。”奏折与题本、奏本不同,是大臣向皇帝直接书面汇报,旁人不得查阅,也不需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审核。

    军机处设立后,大大扩大了有权上奏的官员的范围,奏折于是迅速成为机密文书的标准方式。非机密的日常政务,则依然通过题本和奏本上行,直到乾隆十三年明令废止奏本,上行文件就剩下奏折和题本两种。

    奏折必须直送皇帝亲拆,即便军机大臣也不可先行拆阅,皇帝对奏折批示后,再发给军机处进行处置。皇帝的批示用朱笔,因此称为“朱批”。一旦奏折被朱批,军机处就必须抄录一份存档。皇帝的批示,在以廷寄的方式送达官员,同样也是保密文件。

    朱批奏折,起初都留在相应的官员手上,但雍正一登基就要求全部回缴:“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留存、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不仅康熙的朱批奏折要收回,之后的所有朱批奏折都必须在当年缴还军机处,上奏人不得抄录或留存。这样做,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防止大臣们留作某种证据,给皇帝带来被动或难堪。

    2018-07-15 18:14:04 回应
  • 第75页

    “摊丁入亩”的确简化了税则,更为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之前因恐惧于税赋而隐匿的人口,日渐浮出水面,新制度下,税收只与土地挂钩,与人口无关,此前征收难度相当大的丁税,被捆绑进了不可移动和隐匿的土地税,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征收效率,各地财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额”情况。

    “摊丁入亩”后,政府不能再下民间摊派徭役,转而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推行“雇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兴起。

    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几家欢乐几家愁。“摊丁入亩”后的一些冲突,起因是各地改革前后赋税压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其实,严格的说,这类还称是对“摊丁入亩”的抵触和反抗。兴一利必生一弊,治一经必损一经,改革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几乎必然伴随着类似的利益冲突,难以出现人人尽开颜的皆大欢喜局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村富户们在醒过神来之后,立即有了应对之策,那就是将他们肩头增加了的负担,再转嫁给租佃户们。而对于无地农民而言,能挣脱土地束缚而成为手工业者或工商业者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种地维生,需要租佃田地。这群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人群,最终只能承担起那些增加出来的成本。

    摊丁入亩是从人头税向资产税的转变,然而最终承担赋税的不是有产者,仍然是社会最底层。

    2018-07-16 18:52:34 回应
  • 第86页

    黄宗羲指出的这一现象,被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正是历史上每一次税费改革,将庞杂的税费合一,同时下令严禁其他征收,的确能在短期内达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的效果,但不久就会反弹,那些已经被吸纳进单一税中的苛捐杂税,将获得重生,再度设立,结果导致实际税费负担不断推向新高。

    2018-07-16 19:10:56 回应
  • 第116页

    “公所基金”作为行会基金,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私人孝敬,自然不在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而要由行商们自行解决。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自然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政府及官员的需索越来越大,行商和外商们不堪重负。而就在他们疲于奔命的时候,一种利润高昂得足以应对政府勒索的商品适时的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

    到1826年,猫和老鼠在多年互相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相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约合人民币720万元)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入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学历权力优势,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把商行和公行推向第一线,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外商们开始还置若罔闻,公行商人却绝不敢再与官府玩游戏了,他们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4艘外籍商船,其中英国商船3艘,美国商船1艘。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伶仃洋时代”,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而“伶仃洋时代”的最大变化,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外商们越过了华商,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用马士的说法,这“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

    2018-07-16 21:21:5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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