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le对《回首文革》的笔记(7)

回首文革
  • 书名: 回首文革
  • 作者: 张化 苏采青
  • 副标题: 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 页数: 1480
  • 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出版年: 2004-04
  • 第21页
    开篇就是胡乔木和邓力群。邓力群介绍了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些要点,解释了其中斟酌再三的一些措辞,提和不提,提到什么程度,都有讲究。微言大义,不过如此啊。这篇节选里,邓力群老老实实反思文革,并没有“左王”的凌厉气势。文章也晓畅明快,比如今网络上水平最高的五毛明显强出好几条街。不少五毛从业者要么见识短浅常露马脚,要么语言粗鄙出口成脏,水平令人揪心。要知道,对于名妓来说,上床不仅是上床,已经是一门千锤百炼妙到毫颠的绝技,每一次奋力撅动都体现着行业的水准,无愧于头牌的尊严。
    2015-02-24 02:18:30 回应
  • 第157页
    晚上在嘉定随便找了个饭馆吃饭,听到里面的服务员小哥在聊反腐,说“如果毛主席还在,一定不会是这样”。脑子里第一个激灵是你怎么不看子午线?午夜反腐专场。第二个激灵是,如果毛主席还在,等级和特权会不会少不知道,你这份工肯定打不成了。
    《五·七指示初探》着力于《五·七指示》这篇文革纲领性文件,概括了毛泽东理想中“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
    第一,逐步消灭分工。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将来人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一个军队,语录背得熟,正步走得齐,就是打仗不行,也只能靠一次比一次调门高的社论来打嘴炮了。
    第二,逐步消灭商品,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回归自然经济。没有白富美,也没有屌丝,大家都挤在公共食堂里抢白面馒头。
    第三,平均主义。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这种平均不是人人都拥有马云的身家,而是大家都被拉低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
    2015-10-12 01:20:01 回应
  • 第193页
    年俞古稀,毛主席倒像个想迫切获得承认的小孩一样,逆反心严重。当“左”冒头时,敲打下“左”,显示自己的真知灼见;当“右”盛行时,又冷眼视之,表明自己的高瞻远瞩。郑谦写道,
    他一生艰苦卓绝革命生涯所培养出的斗争勇气和“反潮流”精神,使他充满着一种战斗的激情。
    立场可以游移,但尊崇却不能少。他爱的只是超脱于左右同志的哲人王地位吧。
    1958年11月,针对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的左倾观点,毛泽东批判说,
    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实现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违反客观规律的……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
    1970年,斯诺总结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抱怨,
    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大搞物质刺激,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只搞生产,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搞政治为经济权力和技术权力服务。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而不是“大跃进”,不是以积极的劳动的思想热情来作资本。
    2015-10-31 15:49:40 回应
  • 第355页
    即便是在文革中社会和政府极度混乱的时期,领导者对运动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控制。作者写道,
    他们一方面防守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游行集会、成立群众组织、出版报刊等”大民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例如:批判一些造反群众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以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权威;拒绝某些工人的经济要求,以保持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取缔临时工、合同工和其他群众的全国性组织,以防止群众组织向政党演变;批判群众中的”极左思潮“,以保证中央战略部署的实现和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等等。
    2015-11-09 00:17:09 回应
  • 第711页
    作者写道,从1966年春季发端到1978年落幕,红卫兵运动分萌生、兴起、发展、极盛、尾声五个阶段。它占据历史前台的主要还是1966-1968的三年。虽然红卫兵运动呈现出极强的无序和破坏性,宣泄着巨大的青春能量,造成了很大混乱,它的兴衰轨迹很大程度上依然牢牢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
    1966年十月前,红卫兵的主导者主要是干部子女。他们强调革命血统论,自视高人一等,斗争的目标主要是文教界和党外社会基层。他们中的精英则是以“西纠”为代表的高级干部子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肯定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从66年8月开始的3个月内,毛8次接见了1300多万参加全国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和师生。国务院和北京市委通过为“西纠”提供物质和具体指导,掌握其活动。
    然而,“老红卫兵”由于血缘所限,并不放手批斗党内“走资派”,这一点引起了文革中央的不满。66年10月,在毛的授意下,林彪的国庆讲话、最新的《红旗》社论、陈伯达的长篇发言都将矛头集中在党内的“资产经济司令部”上。运动的巨大动能立刻转向。原本以根正苗红自居的“老红卫兵”失势,成为最容易被和平演变为新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原本处于被批判地位的造反派红卫兵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转而成为运动的主力。这批草根红卫兵没有高层家庭背景,在信息和政治方面更多依靠中央文革小组。得到上层的支持的新拳头也很好地落实了毛的旨意,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成为批判对象。
    1968年春季后,北京几所大学红卫兵之间的派性武斗屡禁不止,与这一阶段毛的文革思路并不合拍,越来越显示出鸡肋之象。再加上国民经济失调,城镇失业青年日渐增多,毛很快有了新的部署。7月下旬,中央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强调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必须恭恭敬敬、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2月,毛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看似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戛然而止,上山下乡成为新的政治潮流。一年多时间里,大部分红卫兵组织自行解体,积压在城里的三届初高毕业生大都走向农村。工宣队随之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力。按照作者的看法,毛成功塑造、调用、随后放弃了红卫兵,而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对毛的部署所知甚少,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运动的过程中,在拥护和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前提下,红卫兵一度得到了相当程度自主成立政治性团体、办报、集会、游行的权利。中央允许并鼓励这些组织的存在,但反复强调不准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中央设法使群众组织保持本单位的本色,对跨行业、跨地区的组织持十分慎重的态度,曾取缔了1966年底、1967年初成立的几个全国性群众组织。作者指出,这是为了便于领导和控制,防止出现全国性的政党性团体,防止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在中国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活动,首先大家要问这是不是“奉旨”?其次才是参加者的具体诉求。巧合的是,在任何时代,中国总是不缺大批充满朴素爱国情感、自认代表正确价值观的年轻人。
    在任何一个国家,青少年都是社会中观念和行为最为激进的人群。青少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亚文化,毫不夸张地说,它可能是社会的稳定器或者扰动器。除了适当地引导,为他们找到空间来释放青春冲动是重要的。以往的楼市黄金十年,也是“良性消耗”青年情感势能的十年。今后的十年,可能是万众创业的十年?另外,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局部的老龄化,社会心理中的激进属性是否会有所削弱?届时舆论场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都令人感兴趣。
    2016-01-25 23:42:28 回应
  • 第910页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它就像一枚多米诺骨牌,推动了世界地缘政治发生一系列变化。毛选择在中共九大召开前一个月这个时间点,周密准备,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含有对未来国际国内关系定调的考虑。
    在珍宝岛事件之前近十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从62年策动伊塔事件,到63年中苏论战,再到68年东北边界的摩擦,中苏之间的不信任和厌恶越来越深,最终,这股由意识形态、民族情感、领导人自尊等因素混合起来的巨大张力终于积累到了一个临界值。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珍宝岛事件之前一个多月,尼克松通过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向中国发出缓和信号。69年12月,双方重启华沙大使级会谈,双方迅速接近。70年国庆,毛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两人并肩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小球推动大球。72年2月,毛与垄断资产阶级大右派尼克松握手,完成国际战略的大逆转。
    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很有可能,10年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珍宝岛的翻版,是领导人手里的一纸投名状。
    2016-01-28 00:34:20 回应
  • 第932页
    作者引用毛在1942年延安整风的讲话,
    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这种斗争导向的一元论是毛一贯的思维基础,也必然会导致文革中混乱。毛实际上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理论兴趣了了,他从直觉和生活经验出发,从24史中汲取精神资源。他对延安时期的军事化生活充满好感。在毛眼中,既然这样纪律严明、高度控制、需求配给的军事化政治经济体能够让Party逆境求生并且最终赢得天下,它就可以并且应该从边区农村复制到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最终,这样高度军事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就像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可以榨取出驱动中国“超英赶美”的强大动力,助推他成为世界而不仅是中国的哲人王。
    当Party建政后,政党的重心从敌我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苏联式的科学规划显示出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毛可能在这时感受到了某种边缘化,唤起了他长征早期时的不安全感以及对理论教条的深刻厌恶。在历史需要他表现出必要的审慎时,一贯好强、好胜的毛没有太多犹豫,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社会的前进方向,在全国点燃红色烈火。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正面意义可以总结的失败的社会实验,证明了革命热情并不能胜过科学规划,半空中建立不了道德理想国。即便损失最少的人,也失去了10年的时间。
    到底是对“纯洁”社会的苛求让斗争成为Party的强迫症,还是残酷的革命斗争经验让Party时刻绷紧了纯洁自我的弦,已经无从考证。从击败蒋集团开始,到建国初期土改、四清、五反、反右派,一次次驱逐异己,都让公共领域一再退却。一开始是生存的危机引发,后来是胜利的惯性推动,既然自己代表现时代最根本的真理,那么真理占领的领域越大,社会应该是越进步的。从官僚资本家、到富农、到中农、到民族资产阶级、到文教界知识分子,斗争的前线步步推进。最后即使是坚定的党员,也要挖掘自己灵魂中落后的一面,“狠斗私字一闪念”。
    2016-01-29 21:41:5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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