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le对《美国经济史》的笔记(13)

美国经济史
  • 书名: 美国经济史
  • 作者: [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
  • 页数: 684
  •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11-1
  • 第3页
    作者写道,美国也有“好官”的支持者。
    1682年,威廉·潘(William Pann)——宾夕法尼亚的奠基人——写下了一些可能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有关政府的评论:“政府正如钟表,受人驱动而运行;正因政府由人制造并受人驱使,所以它们也会被人毁坏。因此,是政府依赖于人,而不是人依赖于政府。人好,政府就不会坏;如果政府出了问题,人们会治愈它。但是,如果人坏,即使政府是好的,人们也会扭曲破坏它,直到它与他们同流合污……”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写道,美国建国初期,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体,而是高度精英化的社会,很多政府成员是哈佛和耶鲁毕业生。
    华盛顿政府又可被叫做乔治·华盛顿的朋友的政府,因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选出的人士,和自己非常相似,既有良好的资质,又有对公共服务的奉献精神。父辈是地主士绅、商人和职业人的高管比例,在约翰·亚当斯的政府中是70%,在杰斐逊的政府中是60%。
    他继续对政府能力提出反省,
    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国家在受到法律或民主的限制之前,必须先要存在。这意味着,首先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
    ,来提供公民安全、保护产权、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物品。如果政府不履行关键功能,
    每个人都受困于所谓的低水平均衡。大家都变得愈益糟糕,却无法脱身。相反,如果政府清廉、诚实并有能力,人们就会予以信任并追随它的领导。
    他试图重新发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的传统。福山引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
    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可以看到,在西方经济增长趋缓、活力降低、社会矛盾复杂的当下,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划清界限、喊出新声。而定睛一看,那人正是弗朗西斯·福山。
    发展和秩序确实是重要的指标。“三个自信”可能本身就是以西方的自我怀疑为灵感的。似乎容易看出,欧美传统的自信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侵蚀期和衰落期。而什么时候他们能够重试自信,要看下一个轮回什么时候开始。可能东西方体制本来就是两种并行的安排资源和组织政府的方式。哪边更占有先机,要看哪边的丈母娘更厉害一点。
    2016-02-07 11:32:08 回应
  • 第46页
    南北战争前后,和拥有规范的中央银行、严格的金本位制度、谨慎的财政观念的英国相比,美国的一切都处于草创之中,然而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尽管存在很多制度上的不完备,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曾经的世界第一工业化国家——英国。
    在18世纪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很多人像亨利·福特一样坚信“工作是我们的救赎之路”。作者自豪地写道,
    “他辛勤地工作”或“她辛勤地工作”在美国是表示尊敬的词汇。美国从未——尚未——拥有一个真正的有闲阶级,也没有世袭贵族。……19世纪最富有的家族财富是由白手起家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赚钱并积攒起来的。即使是臭名昭著的恶棍,如果他们的钱是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他们也会受到尊敬。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指出,“我们从没有在街道或者公路上见过乞讨的美国人。”“那些没有财产也没有工作的流浪者被安排在工厂里,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衣食、住处,并成为劳动力。”在马萨诸塞,法律规定,游手好闲的人将被关进监狱,还要受十下鞭刑,然后给他们安置工作以赚取衣食。如果杰斐逊没有夸张,这显示出了一个新兴经济体中特有的整体性的勤奋。而这种勤奋是来自房价、丈母娘、同事的路虎,还是来自新教伦理或者上帝的旨意,倒是无关紧要了。这个意义上,未来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马克斯·张三·韦伯,倒可以写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丈母娘伦理》。
    开个玩笑,感觉宣传部在中国起到了教会一般的作用,那些排球比赛、乒乓球比赛、游泳奥运冠军曾经真实地鼓舞和驱动了十几亿单纯的人。不过,当十几亿中的一些人逐渐长大和自立,希望抛弃那些拐杖、走出自我保护的简陋堡垒时,他们将会从宣传品之外发现一些新的意义。
    2016-03-19 23:02:31 回应
  • 第81页
    作者写道,美国的独立战争自1775年4月爆发以来,一开始就陷入中央领导力不足和资金缺乏的窘境。一个例证是,1790年,关税占总财政收入的99.9%(直到1860年仍然占94%)。
    第二届大陆会议在1777年通过《邦联条例》,1781年这个条例才通过各州批准。各州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权力基本掌握在州政府手中。中央政府没有最基本的征税权,所有税收都是各州独立分别征用。也就是说,华盛顿的联邦军队要同各州的民兵争夺公共资源。
    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对于初创政权,征税甚至预先支取未来税款是最便捷的手段,但因为前述原因,此法不可行;直接没收也是一种方法。贫穷而饥饿的士兵抢夺食物,贫穷的政府从亲英派同情者手中没收土地。这一点倒是环球同此凉热。战后很多士兵获得了土地作为欠饷的补偿;外债这方面作者并未详细描述。不过,法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大西洋去抗英援美,当然是要给钱给枪给人的;那么战争债券怎么样呢?很可惜,独立派本来就是少数,大部分中间派对革命无动于衷,和那帮人谈民族大义没用;最后,手中唯一一个可靠的来源就是印钱了。1775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大量发行大陆币。发行之初,大陆币和正币的兑换价是1:1。6年后的1781年就降到了100:1。这样做就等于所有美国居民被动交纳了战争税。
    2016-03-29 01:42:48 回应
  • 第222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资本主义的灯塔美国也有屌丝的过去。不过好在人家富了一百年,把穷味洗得差不多了。有的国家富了没多久,没有完全修成人形,马面獠牙还没褪尽就出来逛了。
    在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产品虽然并不以优雅见长,但它们的实用和廉价却十分引人注目。从那时起,“美国制造体系”开始为人所知——设计简单、标准化、可互换性、大规模生产——它逐渐主导了轻型消费品的领地。随后,它还将进入重工业部门,进入机械制造,最终主导几乎整个经济体。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单位劳动平均产出与欧洲和英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6-04-17 21:49:35 回应
  • 第250页
    战争是非理性的。但在人类从整体上进化到足够文明的阶段之前,战争或许也不可避免。
    作者写道,南北战争对美国造成了巨大创伤。
    双方共死亡约60万人,占1860年人口普查中15-39岁男性人口的9%。北方军队的官方统计是,14万军人在战斗中丧生,另有22.4万人因其他原因死亡——占全部兵员的16.5%。另有28.2万人受伤。
    即便功利一些,拿1860年奴隶市场上壮年劳动力2000美元/人的价格计算,双方的“人力资源”总损失也达到了12亿美元。
    根据另外一份估算,北方的直接成本为34亿美元(包括人力成本、政府直接支出、财物的物理破坏),南方则为33亿美元,两者共计67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860年国民总收入的两倍,相当于1789年到1860年所有联邦政府支出总和的四倍多,相当于1860年美国出口总额的近十七倍。专家指出,
    以1860年的价格,这场战争的开销本可以将所有的奴隶从主人手中买下,并为每个奴隶家庭分配40英亩的土地和一只骡子,还将富余35亿美元...
    这种事后的计算比较讨巧,但也说明了解决分歧的另外一种微小的可能性。当然,也会有人认为,存在即合理,战争是合理的,用枪炮解决问题才是大气魄。要这么说,奴隶制其实也不无合理性,我们不如回到奴隶社会。作者写道,
    既然劳作者不再会像奴隶制下被强制的那样做额外的工作,南方五大棉花种植州的人均产量都比战前水平下跌了,并且在19世纪余下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1900年时是1859年水平的69%,在之前的年份里甚至更低。
    2016-05-09 21:48:53 回应
  • 第335页
    作者写道,
    在1860年-190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近3倍,而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实际产量的增长甚至比人口还要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1.4%至1.6%之间。这种增长并不稳定,有严重的周期性问题,但是每次经济衰退之后又会恢复快速增长。长期而言,实际产量的增长总是走在人口增长的前头。这一结果和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omas Malthus)的理论相悖,他认为人口的高速增长会吞噬所有的富余产品,直到所有人仅能维持在生存线上。事实上,美国的经历和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恰恰相反,人口在增长,生产力增长得更快。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也具有相似的经历。这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在20世纪几乎被人口增长拖入了泥潭。
    同样的,英格兰的人口在工业革命期间(1751年-1831年)增长了130%。作者用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的技术革命来解释这点。更多人可以参加工作,工作时间缩短,国民收入还增长得更快。
    不过,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到1900年,美国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其实也只是4%左右,1893年到1907年,速率达到了5%以上,略高于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亚洲奇迹不可同日而语。
    2016-05-18 11:19:25 回应
  • 第344页
    截至1980年,美国城镇人口中约有53%出生在国外。另一方面,美国白人中的3/4居住在农村里。作者认为,国外出生的人在城市占据主体,而本土白人主要居住乡村和小城镇的现象,将会决定数十年内的政治走向。具体来说,民主党将趋向于迎合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利益,而共和党则根植于农村和小城镇。
    这些国外移民主要来自哪里呢?在1930年,约有20.4%的美国人来自英伦三岛,20.3%的居民来自德国,意大利裔以10.6%紧随其后,中欧、斯堪地纳维亚和苏联也是主要的移民来源地,比例分别为9.9%、8.7%、5.9%。
    秦晖曾经将南非的种族隔离体制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做过比较,如果那样会让人不太舒服的话,不如将一二线城市外来人口和美国城市移民人口做一个类比。外来人口的涌入可能有以下两个结果:
    一,当这些移民获得了新的身份,他们天然地同时拥有两种驱动,一方面巩固他们基于新身份的既得利益的排他性,一方面帮助更多的同乡获得这种身份。
    二,抛开城市治理成本不谈,外来人口带来了活力。大城市在就业机会、投资潜力、教育医疗资源、制度规范等方面的综合吸引力就像一个单向的分子筛,让它积累了更多智力优势。同时,这也加剧了城乡在经济资源、价值认知、政治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割裂。如果用党派来定义中国城乡之间对于某些政治议题(或者个人事务)的巨大差异还有点冒险的话,任何一个致力于秩序和发展的政府都无法忽视两者在思想资源、表达方式等方面已经形成巨大差别。具体到媒体管制和文艺审查,就能发现这种由阶层割裂带来的矛盾心理。
    2016-05-25 23:55:24 回应
  • 第441页
    作者写道,
    在盎格鲁美国传统中,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并行的。在17世纪的英国,只有财产达到一定资格的人才有投票权。在美国,对自由成年白人男性的财产资格要求直到1860年才完全取消。之后又过了60年,在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中,成年女性才拥有了投票权。成人的古老定义是21岁以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降低到了18岁。
    作者提到那些不符合财产资格的人可能是劳工,他们缺乏选举权的情况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得到改善。
    一个州一个州的,从19世纪20年代的马萨诸塞和纽约州开始。有些州要求纳税,有些州允许不拥有财产但支付超过一定数额租金的人投票,有些州要求参加民兵组织或者缴纳罚金。所有这些要求的目的都是将投票权限制在那些在本地拥有永久利益的人之中,排除劳工。西部较新的各州比东部较老的各州更倾向于自由地赋予投票权。
    在川普一步步接近总统大位、英国脱欧成功的背景下,西方宪政民主政体越来越缺乏自信。尤其是在中国强势崛起的映衬下,更显得虚弱,暴露出缺乏效率、短视、缺乏活力等问题。亨廷顿说,民主不是形成权威的唯一方法,而仅仅是众多途径中的一种。如果几年前“北京模式”这个词还略显单薄,现在人们似乎发现它并非是一个虚构的词汇,反而实实在在源源不绝地输出着能量。
    当然,某一个结果,背后总是有许多原因。很可能东西方体制本来就是并立的两种组织政府的形式。每当所属的经济体闪耀光芒时,人们愿意从体制寻求原因。《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日本第一》都畅销一时。会不会有人有另一种视角?
    2016-08-02 12:40:03 回应
  • 第453页
    一战时期的战时中央经济管制有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也深刻影响了30年代新政以及其后的政府应急决策。第二届威尔逊政府(1916-1920)时期的批评家罗斯巴德甚至把它称为“战时集体主义”。
    2016-12-01 01:14:47 回应
  • 第490页
    1929年的大萧条除了造成股价暴跌(从1929年的9月到1932年7月,股票指数从216点下跌到34点,跌幅达84%)、金融震荡(约9000家银行倒闭)、严重失业(失业率从1929年的3.2%上升到1933年的24.9%)、产能闲置(铁路客运车辆的产量从1929年的2202单位下降到1932年的7个单位,汽车产量从450万辆下降到110万辆)和消费疲软(人们买不起5分钱两个的汉堡)之外,也引起了结婚率、出生率和离婚率的骤然下降。从1929年到谷底的1932年,每千人结婚人数从109下降到86,跌幅达到21%。(当然,如果几十年后某个埃塞俄比亚青年读《中国经济史》,看到2016年中国一线城市的离婚率异动,估计会黑人问号脸吧。)
    到了30年代中期,结婚率和离婚率有所恢复。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创伤,经过七、八年左右时间,在二战开始前都基本愈合了。真实GDP在1936年、就业人员的真实工资在1937年,都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只有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在1940年还停留在15%)。但是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直到1960年前后才重新回到了30年代的水平。战后的1946年到1964年正是婴儿潮的一代。
    大萧条也不是完全一片灰暗。有人认为,
    总体来看,1929-1941年是美国经济史上任何可比时期以来技术进步最多的年份。
    这十来年时间见证了透明合成树脂、尼龙、DC-3客机、电话和电力技术、钢筋混凝土技术的重大进步。
    2016-10-19 22:07:1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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