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然对《汉代的谣言》的笔记(7)

他们由此归纳出一个谣言发生条件的著名公式：R（rumor谣言）=i（importance重要性）×a（ambiguity模糊性）。所谓“模糊性”，是指谣言发生时所处情境/语境所具有的不明朗性。所带出的信息、议题越重要，所处语境的不明朗性越高，谣言的影响力就越大。

有学者认为，西王母在西汉已有福神和高禖之神的职能，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上也常见西王母的形象。在后来的道教神谱中，西王母更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但在西汉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体系中，西王母的地位、职能究竟如何，尚待深入研究。

也因此，美得不同寻常的人物或事物，在当时人笔下，常被形容为“妖”。如宋玉《神女赋》：“近之既妖，远之有望。”李善注：“近看既美，复宜远望。”[13]在汉魏文学作品中，“妖人”[14]、“妖女”[15]或指美女，“妖冶”[16]、“妖蛊”[17]常写美态。 当然，不同寻常的美，对端方谨严的正人君子而言，亦可能带些淫邪不正的意味。《后汉书·皇后纪序》以“妖幸”形容以姿色得幸于君王的嫔妃美人[18]，《后汉书·梁冀传》对东汉外戚权臣梁冀(？—159)妻孙寿(？—159)的描述为“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19]，即反映出当时史家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意味的一种审美观念。

但异常体征、体貌的诠释，亦因人、因时势、因社会政治语境而宜。甄寻(？—10)，甄丰之子[36]，素轻佻，喜渔色，据说手臂上有纹理，自然构成“天子”二字，本应是吉兆。甄寻伪造符命（谶言），为其父甄丰讨封，成功之后又作符命，说汉平帝的寡妇黄皇室主（王莽之女）当改嫁甄寻为妻。王莽大怒：“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37]甄丰因而自杀，甄寻被捕处死。由于“天子”手纹的传说，王莽亲自审视甄寻的手臂，并为其拆字：“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38]

《后汉书·周燮传》：“燮生而钦颐折頞，丑状骇人。其母欲弃之。其父不听，曰：‘吾闻圣贤多有异貌。兴我宗者，乃此儿也。’”[34]东汉皇帝甚至不得不下诏书：“令功臣家各自记功状，不得自增加以变时事。或自道形貌表相，无益事实，复口齿长一寸，龙颜虎口，奇毛异骨，形容极变，亦非诏书之所知也。”[35]

光武帝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一般被认为东汉帝王提倡谶纬的证据。但图谶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在社会上已流传极广，专攻的学者也很多，何须“宣布”然后才能推广于天下？实际上，光武帝即位后就令薛汉、尹敏等人“校定图谶”，删除新莽时期骑都尉崔发等为王莽编辑著录的符命谶言[133]，对不利于东汉皇室的内容加以删削、修订，三十年后才把整理好的内容“宣布于天下”，目的是要令谶纬文本定型化，从而杜绝伪造谶文图谋不轨的流弊。这也从反面证明，光武帝面对谶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信服与恐惧心态。

汝南鲖阳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车十余乘经泽中行，望见此麏著绳，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鲍鱼置其处。有顷，其主往，不见所得麏，反见鲍君，泽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为神，转相告语，治病求福，多有效验，因为起祀舍，众巫数十，帷帐钟鼓，方数百里皆来祷祀，号鲍君神。其后数年，鲍鱼主来历祠下，寻问其故，曰：“此我鱼也，当有何神。”上堂取之，遂从此坏。传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奖成之耳。[93] 鲍，即干鱼。称“君”者，战国时已称神异为“君”。[94]上文说的是汝南鲖阳（今河南新蔡）有人在野外湿地设套，套住一只獐子，物主还没来得及去检视猎物，就有商人车旅路过，商人见到獐子被绳索困住，不告而取。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就留下一条干鱼。当物主前往检视时，没见到有猎物，只有干鱼。因该地平时没有人车经过，物主大为惊诧，以为是神物。当地口耳相传，纷纷前来拜祭，治病求福，相当灵验。于是建起庙宇供奉如神，巫者云集，吸引方圆数百里的人们前来祈福，号称“鲍君神”。 过了几年，当年留下干鱼的商人再次路过这里，发现此怪，对村民说：“此我鱼也，当有何神？”遂从祭坛上取走干鱼，“鲍君神”庙就此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