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奥对《霓虹灯外》的笔记(7)

50年代我党接管上海后，许多产业因频繁的工人运动而停顿，轮番遣送工人返乡成为平息劳资矛盾的主要方法。1949年以后在控制上海人口问题上，工人往往是政府的主要对象。

1925年，几位社会调查者来到上海西北角的棚户区，参观那里的民办学校。其中一所学校实行的道尔顿体系，而该体系是五年前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帕克·赫斯特创立的。

1949年以前，纺织业是上海最重要的产业，纺织工人占上海全部产业工人的3/4。

纺织工人主要由女工和童工组成，因为相较于男工，他们更容易被解雇。反过来，也许纺织业这种不需要太多技能的工作也恰恰可以以临时工为主。

临时工在工人中占比甚大。工人流动性大创造了一种虚假的就业繁荣。农村小妹听说上海工作好找，却没有注意到所谓工作不过是一些极不稳定临时工。工作流动性高使工作容量看上去很大，实际不然。其实是原本一个人的工资和岗位被拆成几份分给不同的人。

缺少稳定工作也就无法在城市里真正立住脚，临时的地租便宜的棚户就成为临时工和失业者的落脚地。

上述几点——纺织业、临时工、女工和童工、棚户区，以及上海拥有很大就业机会的假象，其实是一套机制的不同部分。它不断地向农村抽取人力，把他们投入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再生产出一串破败的棚户区。

2020年4月28日补记：疫情过后，失业率必然上涨，李迅雷估计目前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7000万，失业率在20.5%。不知是否会出现固定岗位临时工化的现象。我们中国的城市治理是决不允许出现贫民窟的，反之，还要不断进行旧城改造。临时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如果缺少廉价的避难所，如何在大城市中生存？

租界内外华洋隔离局面的终结

小刀会起义迫使上海县城和郊外乡村的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外国人临时修造房屋出租给难民作为避难所。但此举违背了1845年中英《土地章程》中华洋隔离的规定。英国领事最初反对华人进入租界，因为这危害了租界市容和治安。然而大发难民财的英国房地产商们反对华洋隔离的旧规，认为这条规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在英国房地产商们强烈反对下，英国单方面废除了华洋隔离的规定，租界自此进入华洋混居的时代。

卢汉超《霓虹灯外》，第32-34页。

移民的双重身份

移民乐意被当作上海人，也积极保持同故乡的联系。

同乡关系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卢汉超没有使用信任一词，而使用了放心一词，放心更偏重于信任带给人的感觉）。对小商贩而言，这使他能够得到乡人接济摆摊开业，所以在上海乡帮和业帮是交叉的；对资本家而言，同乡工人便于管理，有时故乡的社会关系会略变形式移植到上海，例如故乡的地主—佃农关系被搬到上海工厂变成厂主—工人关系。

故乡不仅是移民的社会网络，还是他们最后的保障。移民大多在老家留有一块儿土地，如果生意失败或遭解雇，就会回到乡下继续务农。

移民身上有故乡情节。故乡虽然不是他们现世生活的地方，却是他们死后灵魂的去处，归藏乡里和返乡扫墓是大多移民遵循的习俗。有时当局也利用故乡情节作为解决城市失业和难民问题的手段。

卢汉超写过一篇探讨“小城镇”的文章，名为《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及其现代意义》（另有两篇文章与之主题相同，内容近似而不及这篇完整）。

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提出传统中国“城乡连续统一体”的说法，即城乡关系不像西方社会一般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个统一体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解体，城和乡逐渐成为两个对立而且差别巨大的范畴。

卢汉超认为小城镇就是传统上连接城乡的中间环节。不过，小城镇的定义是含糊的，既可以从行政等级角度定义，即近代以前县以下的市镇，或建国以后乡镇这一行政区划，也可以从人口规模角度定义。

卢汉超认为，小城镇是长不大的，即无法形成大都市。经济史角度的解释是传统市镇的发展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近代都市建立自工业化的基础上。此外，卢汉超认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还受到文化上的限制。肯定小城镇的价值，与对现代化都市（例如上海）的批评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一种价值取向，在近代也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文化现象。

而卢汉超又指出，“绝大部分上海市民住在石库门房子里，过着类似小城镇的生活”。我觉得这种认识与知识分子肯定小城镇价值和批判现代化都市有矛盾。

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中写道：“在20世纪，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工业化并行，促进了城乡的分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渐渐被城乡断层所取代。”[1]

建国以来的户口制度是造就绝对城乡差别的制度壁垒。市镇是覆盖城乡的市场网络的节点，而农村集体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是商业贸易在许多地方变得可有可无，小镇最具特色的集市贸易几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大大地降低了市镇的作业。

农村经济改革使城乡差距的鸿沟有所减小。

卢汉超的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他预言：“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正在某种程度上复活过去的城乡统一连续体，而小城镇则在这种复兴中起着一种关键作用。”

卢汉超的预言在今天来看是失败了。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提出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化政策，但近年来发展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渐成为政策制定上的主流声音。中国似乎并未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其城市化轨迹与欧美日等国家并无二致。

这种认识转变也与学界的推动有关。陆铭的《大国大城》可以说是为大城市正名的著作。

[1] 《霓虹灯外》，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