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笔记本对《闲话闲说》的笔记(1)

闲话闲说
  • 书名: 闲话闲说
  • 作者: 阿城
  • 副标题: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 页数: 187
  •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 出版年: 1998
  • 上部
    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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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界广大,却是乡下每个村、城里每条街必有疯傻的人,病了傻了的人,不必开会,不必学习文件,不必“狠斗私字一闪念”,高层机构低层机构的一切要求,都可以不必理会,自为得很。
    设若世俗的自为境地只剩下抽烟和疯傻,还好意思叫什么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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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来说这个世俗。
    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中国。
    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只是比较起来,老庄孔孟的时代年轻,所以哲学显得有元气。
    耶稣基督应该是还不到三十岁时殉难,所以基督教富青年精神,若基督五十岁殉难,基督教恐怕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若是大略了解一些商周甲骨文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里面基本是在问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牛跑啦,什么意思?回不回得来?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问得极其虔诚,积了那么多牛骨头乌龟壳,就是不谈玄虚。早于商周甲骨文的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则有涉及哲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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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呢,源兵家而来,一部《道德经》,的确讲到哲学,但大部分是讲治理世俗,“治大国若烹小鲜”,煎小鱼儿常翻动就会烂不成形,社会理想则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衣、食、住都要好,“行”,因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提,但要有“世俗”可享乐。
    “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你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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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就是“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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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毛泽东逐渐成为道教意义上的“神”,世俗间以他的像来驱邪避难。而在此之前,他的命相,开国时辰,死亡大限与唐山大地震天示征兆,则在世俗间流传。最有意思是他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时在葭县请和尚算命的传说,当时的那个庙现在香火鼎盛。
    人类学家不妨记录一下我们亲见的一个活人怎样变为一个道教神的过程,人证物证都还在,修起论文,很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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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种关头,你们大概也明白常提的“儒道互补”,从世俗的意义来说,不是儒家道家互补,而是儒教管理世俗的秩序,道教负责这秩序之间的生活质量。
    这样一种实际操作系统,中国世俗社会焉能不“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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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欢,离,合,悲和离是净化,以使人更看重欢与合。
    可以说,中国的世俗实用精神,强顽到中国从传统到现实都不会沉浸于宗教,长得烦人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为教义而起的战争。
    中国人不会为宗教教义上的一句话厮杀,却会为“肏你妈”大打出手,因为这与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缘的秩序有关,“你叫我怎么做人”?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毫不抽象。
    中国古代的骂阵,就是吃准了这一点,令对方主帅心里气愤,面子上挂不住,出去应战,凶吉未卜。我在乡下看农民或参加知青打架,亦是用此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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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主张信教的中国老百姓可以祭祖先,于是和梵蒂冈的教皇屡生矛盾。结果是,凡教皇同意中国教民祭祖的时候,上帝的中国子民就多,不同意,就少。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来中国,那时将“耶稣”译成“爷甦”,爷爷死而甦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复活的奇迹,真是译到中国人的心眼儿里去了。
    天主教中的天堂,实在吸收不了中国人,在中国人看来,进天堂的意思就是永远回不到现世了。反而基督的能治麻风绝症,复活,等同特异功能,对中国人吸收力很大。
    原罪,中国人根本就怀疑,拒绝承认,因为原罪隐含着对祖宗的不敬。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西汉末刚传入的时候,借助道术方技,到南北朝才有了声势,唐达于鼎盛,鼎盛也可以形容为儒、道、释三家并立。其实这时的佛教已是中国佛教的意义了。
    例如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
    观音初传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个长胡子的男人,后来变成女子,再后来居然有了“送子观音”。
    这也怪不得中国人情急时是阿弥陀佛太上老君一起喊的。
    佛祖也会呵呵大笑的,因为笑并不坏慈悲。
    说到中国佛教的寺庙,二十四史里的《南齐书》记载过佛寺做典当营生,最早的中国当铺就是佛寺。
    唐代的佛寺,常常搞拍卖会,北宋时有一本《禅苑清规》,详细记载了拍卖衣服的过程,拍卖之前,到处贴广告,知会世俗。
    元代的时候,佛寺还搞过类似现在彩票的“签筹”,抽到有奖。
    佛寺的放贷、收租,是我们熟知的。鲁迅的小说《我的师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都写到江南的出家人几乎与世俗之人无甚差别。
    我曾见到过一本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广济寺主持和尚写的回忆录,看下来,这主持确是个经理与公关人才。主持和尚不念经是合理的,他要念经,一寺的和尚吃什么?
    印度佛教东来中国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处于灭亡的阶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格进入佛教,原旨虽然变形,但是流传下来了。
    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里,记着一条女供养人的祈祷,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来,因为他大便干燥,痛苦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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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实用的世俗文化系统,当然就有能力融合外来文化,变化自身,自身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断变化,到头来却令人觉得是保持不变的。我想造成误会的是中国从秦始皇“书同文”以后的方块象形字几乎没有变。汉代的木简,我们今天读来没有困难,难免让人恍惚。
    你们都知道宋朝的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好骨董,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讲到战乱时如何保留收藏,说是插图多的书先丢,没有款识的古器先丢,原则是留下文字最为重要。
    读书人认为文字留下了,根也就保住了。
    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也晓得“敬惜字纸”,以前有字的纸是要集中在一起烧掉的,类似一种仪式,字,是有神性的。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我想中国诗发生成熟得那样早,而且诗的地位最高,与中国字的通神作用有关吧。这样地对待文字,文字焉敢随便变化?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词,词的变化和新词很多。大体说来,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的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
    第二次是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有个朋友问我“乌七麻黑”怎么写,我说“乌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形容“黑”的词的音写,或者“七麻”是,加在“乌黑”当中,也许都是语音助词,总之多么多么“黑”就是了,将“乌”和“黑”写对,其他随便。
    第三次仍然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生生造出许多化学元素的表音表义字,等于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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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你们若有兴趣,拿来当闲书读,一天一小段,唐的世俗典故,物品来源,写得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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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的风采在灿烂张狂的世俗景观,这似乎可以解释唐为什么不产生哲学家,少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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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汉人。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保存在美国。
    汉族种性的纯粹,是很可怀疑的,经历了几千年的混杂,你我都很难说自己是纯粹的汉人。在座有不少华裔血统的人生连鬓胡须,这就是胡人的遗传,蒙古人种的是山羊胡子,上唇与下巴的胡须与鬓并不相连。
    中国历代的战乱,中原人不断南迁。广东人说粤语是唐音,我看闽南语亦是古音,以这两个地区的语音读唐诗,都在韵上。
    北方人读唐诗,声音其实不得精神,所以后来专有金代官家的“平水韵”来适应。毛泽东的诗词大部分用的就是明清以来做近体诗的平水韵。
    所谓的北方话,应该是鲜卑语的变化,例如入声消失了。你想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狂奔,入声音互相怎么会听得到?听不到岂不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入声音是会亡族灭种的。
    内地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话。杭州在浙江,杭州话却是北方话。北宋南迁,首都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转成了南宋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想来杭州话会是宋时的河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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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饭馆里大红大绿大金大银,语声喧哗,北人皆以为俗气,其实你读唐诗,正是这种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
    香港人好鲜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贪言中华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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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么都有,端看你要什么。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很快就来了,端看你订不订,这怎么是沙漠?
    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内地人,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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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读明末清初的张岱,此公是个典型的迷恋世俗的读书人,荤素不避,他的《陶庵梦忆》有一篇“方物”,以各地吃食名目成为一篇散文,也只有好性情的人才写得来。
    当代的文学家汪曾祺常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古家具专家王世襄亦是将鹰,狗,鸽子,蛐蛐儿写得好。肯定这些,写好这些,靠的是好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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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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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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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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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时读书人不能科举做官,只好写杂剧,应该说这是中国世俗艺术史上的另一个“拍案惊奇”。
    元的文人大规模进入世俗艺术创作,景观有如唐的诗人写诗。
    元杂剧读来令人神旺的是其中的世俗情态与世俗口语。
    “杂剧”这个词晚唐以来一直有,只是到元杂剧才成为真正的戏剧,此前杂剧是包括杂耍的。台湾“表演工作坊”来美国演出过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体例非常像记载中的宋杂剧。
    金杂剧后来又称“院本”,是走江湖的人照本宣科,不过这些江湖之人将唱曲,也就是诸宫调加进去,慢慢成为短戏,为元杂剧做了准备。从金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到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脉络。
    中国古来的戏剧的性格,如同小说,也是世俗的,所以量非常之大。道光年间的皮簧戏因为进了北京成为京剧,戏目俗说是“唐三千宋八百”,不过统计下来,继承和新作的总数有五千多种,真是吓死人,我们现在还在演,世俗间熟悉的,也有百多出。
    元杂剧可考的作者有两百多人,百年间留下可考的戏剧六百多种。明有三百年,杂剧作者一百多人,剧作三百多种,少于元代,大概是世俗小说开始进入兴盛,精力分散的原因。
    由元入明的罗贯中除了写杂剧,亦写了《三国演义》,等于是明代世俗小说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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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簧初起时,因为来路乡野,演唱起来草莽木直,剧目基本来自世俗小说中演义传奇武侠一类,只是搞不懂为什么没有“言情”戏,倒是河北“蹦蹦戏”也就是现在称呼的“评剧”原来多有调情的戏。百五十年间,多位京剧大师搜寻学问,终于成就了一个痴迷世俗的大剧种。例如梅兰芳成为红角儿后,齐如山先生点拨他学昆腔戏的舞蹈,才有京剧中纯舞蹈的祝寿戏“天女散花”。
    此前燕赵一带是河北梆子的天下,因为被京剧逐出“中心话语”,不服这口气,年年要与京剧打擂台比试高低,输赢由最后各自台前的俗众多寡为凭。
    我姥姥家是冀中,秋凉灌冬麦,夜色中可听到农民唱梆子,血脉涌动,声遏霜露,女子唱起来亦是苍凉激越,古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是这样。
    戏剧演出的世俗场面,你们都熟悉,皮簧梆子的锣鼓铙钹梆笛,古早由军乐来,开场时震天介响,为的是镇压世俗观众的喧哗,很教鲁迅在杂文中讽刺了一下。
    以前角儿在台上唱,跟包的端个茶壶在幕前侍候,角儿唱起来真是地老天荒,间歇时,会回身去喝上一口,俗众亦不为意。以前意大利歌剧的场面,也是这样,而且好的唱段,演员会应俗众的叫好再重复一次,偶有唱不上去的时候,鞠躬致歉居然也能过去。开场时亦是嘈杂,市井之徒甚至会约了架到戏园子去打,所以歌剧序曲最初有镇压喧哗的作用,我们现在则将听歌剧做成一种教养,去时服装讲究,哪里还敢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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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这些小说,特点是元气足,你们再看明代笔记中那里的世俗,亦是有元气。明代小说个个儿像富贵人家出来的孩子,没有穷酸气。
    我小的时候每读《水浒》,精神倍增,凭添草莽气,至今不衰。俗说“少不读水浒”,看来同感的俗人很多,以至要形成诫。
    明代小说还有个特点,就是开头结尾的规劝,这可说是我前面提的礼下庶人在世俗读物中的影响。
    可是小说一展开,其中的世俗性格,其中的细节过程,让你完全忘了作者还有个规劝在前面,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向老师认错,出了教研室的门该打还打,该追还追。认错是为出那个门,规劝是为转正题,话头罢了。
    《金瓶梅词话》就是个典型。《肉蒲团》也是,它还有一个名字《觉后禅》,简直就是虚晃一招。“三言”“二拍”则篇篇有劝,篇篇是劝后才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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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的金圣叹,批过六部“才子书”,选的却是雅至《离骚》、《庄子》,俗到《西厢》、《水浒》,这种批评意识,也只有晚明才出得来。
    晚明实在是个要研究的时期,郡县专制之下,却思想活跃多锋芒,又自觉于资料辑录,当时西方最高的科学文明已借了耶稣会士传入中国,若不是明亡,天晓得要出什么局面。你们看我忍不住又来假设历史,不过“假设”和“色情”一样,亦是只有人才有的。
    我无非是具体想到晚明不妨是个意识的接启点,因为它开始有敏锐合理的思想发生,对传统及外来采改良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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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什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无一句不实,但联缀这些“实”也就是“象”以后,却产生一种再也实写不出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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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戏里打单皮的若错了节奏,台上的武生甚至会跌死,文字其实也有如此的险境。
    翻译家里好的有傅雷翻巴尔扎克,汝龙翻契诃夫,李健吾翻福楼拜等等。《圣经》亦是翻得好,有朴素的神性,有节奏。
    好翻译体我接受,翻译腔受不了。
    没有翻译腔的我看是张爱玲,她英文好,有些小说甚至是先写成英文,可是读她的中文,节奏在,魅力当然就在了。钱钟书先生写《围城》,也是好例子,外文底子深藏不露,又会戏仿别的文体,学的人若体会不当,徒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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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都》里有庄之蝶的菜肉买单,没有往昔城里小康人家的精致讲究,却像野战部队伙食班的军需。明清以来,类似省府里庄之蝶这样的大文人,是不吃牛羊猪肉的,最低的讲究,是内脏的精致烹调。
    因此我想这《废都》,并非是评家评为的“颓废之都”,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
    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
    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泪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
    你们不妨再去读《红楼梦》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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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种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边,埋没太久了。
    2016-03-17 01:17:38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