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锅脑浆粥对《大道当然》的笔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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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页 2000年 变化
第二个星期总经理过来汇报的时候,照样是到了第三点,我就忍不住了,抢过来说四五六七,以及相应存在的问题。到第三星期,总经理再汇报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不再放光,看样子是想:“反正我们想什么、讨论什么、做什么决定董事长都能猜到,与其来做汇报,还不如直接听从指示。”我一看那状态,就知道有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还出在我身上——一不小心扮演了“垂帘听政”的角色。他很快已经没有最初的那种情绪、那种冲劲了。 我决定不说话,听着他讲完。实际上讲到第三点时,我的“惯性”又来了,特别想打断他,但还是咬着舌头不说话。他似乎也掌握了我的“规律”,汇报到第三点的时候,停下来,等我说话。我没吭气,示意继续说。他于是继续讲第四点、第五点。直到他说完,我忍了半天,说:“我没意见。” 这之后我反思,我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不是真的准备交权?扪心自问,没人逼我,我确实是真心要交权;第二,既然是自愿交权,为什么还不放心?——因为觉得他们会犯错误。 扪心自问:从创业至今,我有没有犯过错误?一直在犯。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呢?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总是还不等他们思考就直接之处问题所在,久而久之,他们就不会花心思、动脑筋,不会意识到决策后果的严重性,也不可能提高。让他们亲自去经历,才能稳稳当当地进步——这一点也是我要适应的啊。 那以后,我让自己牢牢把握一点:他们犯的错误只要不是根本性、颠覆性的,我就装傻,装作不知道。否则,我退与不退就没有什么区别,新的接班人也不会得到成长。 引自 2000年 变化 放手是一种气度,有时装傻才是大智慧。剥夺了别人犯错误的机会,看似悉心呵护,实则无心坑害,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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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页 2001年 新路
踢足球和打篮球哪个难?对阿根廷人来说,篮球难;对美国人来说,足球难;对西班牙人来说,两个都不难;对中国人来说,两个都难。把这个例子用到企业管理上,意味着:难易是相对而言的,企业选择做什么时,要清楚自身的优势是什么,切忌做自己喜欢却不擅长的行业。 引自 2001年 新路 好冷…另外南美洲五仁月饼的篮球不是也不错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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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页 2001年 新路
如果及早重视预警信号,可能中南巴士事件不会形成这样一场激烈的风波。对早期预警信号的忽略,对事件的判断失误,导致了危机的最终爆发。 事后分析发现,对于中南巴士的投诉,从开通之日就已开始。4月18日,“投诉万科”论坛上就有一位笔名为“萧柴刀”的业主发表长篇投诉文章。业主对中南巴士的不满早在4月份已初现端倪,在随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投诉一直发生。预警机制的缺失,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和危机意识,使万科错过了处理问题的最好时机。 深圳万科虽然多次协调中南巴士和业主进行沟通,但均未能取得成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并未发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信任中南巴士的承诺和“创品牌”、“开辟样板线路”的美好愿望,沟通协调停留在总经理层面,对其深层次的现场调度、司乘人员和管理人员、运作管理、服务品质、经营成本、快速扩张等情况并不了解。 最后,万科的行动缺乏主动性,是事情未能第一时间解决的重要原因。 引自 2001年 新路 这下必然是印象深刻的教训了。防微杜渐,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扼杀在萌芽状态就不至于最后来个大爆发。而且要深层次地亲身下到现场去调研考察问题所在,避免让解决方案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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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页 2001年 新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越来越对称。过去被认为是“专业知识”的信息成为公众信息。SOHO的概念是怎么回事?以前开发商可能描述得天花乱坠,现在客户上网一敲就知道了:诞生于英国,流行于欧美,现在如何如何……一目了然,人们可以据此做出更理性的购买选择。 网络信息平台的突出作用,是使消费者逐渐摆脱信息弱势。当专家和外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开发商必须重新审视客户,认真面对客户的需要,也就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这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理念,更是一种商业价值观,是供求双方站在对等的信息交流平台上锁产生的良性互动。只有买卖双方建立起这种互相激荡的关系,才能持续满足、超越市场和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互联网作为颠覆性的力量,对万科的影响才刚刚开始。网络对企业的推动,是潜在无形的,但同样是巨大的,就像一艘快速行进的破冰船。 引自 2001年 新路 信息越来越对等,老百姓没那么好忽悠啦。不过成功、互利的沟通不仅需要信息上的对等,也需要沟通双方心态与位置上的平等与相互认同,否则恐怕还得照样抓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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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页 2001年 新路
道德上而言,一个人在他人身处危险时有能力救助而选择不予救助,会受到自身良心与道德舆论的谴责,但法律上极少将“救人”视为强制性义务。业余登山队伍大都临时组成,成员之间并不认识或不熟悉,彼此的关系保持自愿原则,即自主和“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部分队员不愿放弃登顶机会而放弃救助他人,在法律上也无可指责。实际上在高山环境下,即使愿意,救助他人也是相当困难的,必须在“不危及自身”的前提下才可行。救援“旗手”一个人尚需8个队员齐心协力,甘冒风险,如果救助两个人以上,又需要多少人力,冒多大风险?如果只能选择救一个,又该选择谁呢?山友约定俗成: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优先救年纪小的;体质强的和体质弱的,优先救体质强的。 这一原则似乎对体弱年长者极端残酷,却符合公平和效率原则。显然,正常社会中老弱妇女儿童优先的原则不适合登山伦理。企业管理中,也会遇到这种极端的例子,比如个人诉求与企业诉求的道德冲突。管理者和企业、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虽不像雪山上的伦理问题那样尖锐,却复杂、灰色、难处理得多。不过,我相信有一点是越来越明确清晰的:古典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除了法律责任之外,还应该有社会道德担当。 引自 2001年 新路 不过区区几百字,触及如此复杂深刻的论题,有种踢翻潘多拉魔盒飞出一群黄蜂的既视感……那我也顺便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下好了。 这里产生道德困境伦理冲突的地方在于个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我”要登顶和“我”要活下去(虽然这位仁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的无法兼得。如果这不是登山,而是一场战争,目标共同不分你我,那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只要活着的那位还能拿下胜利,死也都死得心甘情愿了,反倒是如果为了救我一命婆婆妈妈耽误大局,最后大家依然全部失败的话跟死也没区别。又像是打牌的时候,有条件能救得活当然我们尽量全员通关一起胜利,但是如果没办法的时候,我手里有桃就留给自己或者留给更有希望撑到最后胜利的人了,这时候优柔寡断反而添乱。安第斯空难比较像是个合并了登山和战争场景的案例,条件太惨烈,不是每个人都有生的希望,只能尽集体最大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去。这时候一个人的生死已经不单纯是自己的事了,生命的救助与放弃,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我们在新闻上时常看到舍己救人的故事,对英雄事迹的宣传。仔细想来,赞扬英雄的同时,多少有一丝价值观的错位,即自我的牺牲是伟大而值得宣扬提倡的。不过也是,在现在的气氛下,司马光砸缸类型的机智故事是不抓眼球而难以上报纸的,只有司马光跳进缸里把孩子托出来自己不慎溺毙才足够耸人听闻够得上头条来被传颂。救人必须在“不危及自身”的前提下才可行这一点在生活中被有意无意地弱化甚至忽视了,只有在坐飞机空姐宣讲时候才会听到一定要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帮助身边的人的教导。自我牺牲这件事,应当感谢,但不应提倡,逞论强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社会、文化的道德教育是有问题的,一会儿要极端利己,一会儿要极端利他,整个社会一起得了精神分裂症。 说到“不危及自身”,这一点对看客而言最容易的,热闹一点不落尽收眼底,却免去了当事人的所有难处,喊起口号来自然轻松容易,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让我想起前些天山东招远麦当劳里邪教打人的事件,在微博屏幕后面快意恩仇喊着怎么不冲上去的,真轮到人家到了现场恐怕是第一个远远跑掉的。我宁愿相信身边的人已经有尽力,在突发极端状况下至少保护了自己,保护了身边的孩子,至少还有人打电话报了警。 这两天刚好挑起来了个关于HIV的话题。现阶段医患矛盾的严重程度导致医生的生存环境比起王石的登山恐怕只有更严酷。医生不是神仙,救人也是需要付出努力担当风险的,就像王石和队员一起把不省人事的旗手抗下雪山一样。医生执业也应当受到“不危及自身”这一原则的保护。以前有新闻里把“坚守医德”和“收钱少”联系到一起,潜台词导向就是但凡不收钱的就是美好善良的,收钱的就是坑爹奸商。在现代契约社会里这种理念还大行其道实在是种讽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道医疗资源都是空气里变出来的?不收钱,让医生全家老小吃什么?药品怎么开发?医疗器械怎么生产?从自身良心而言,没有人愿意见死不救,因为我们下意识地希望如果情况换位当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有人伸出援手,但是前提得是施救这件事确实在我能力所及。要求医生无条件地放弃自身的生存资源来拯救病人,毫无道理可言。 回到所谓的医院可否“私自”检查病人的HIV这个伪命题上,实际上这里也是出现了私权和私权、私权和公利之间的冲突。换位思考的话,病人有可能是担心告知HIV而被拒绝救治,出于这样的动机而选择隐瞒以换取更大的个体生存机会,但这样威胁到的是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实际上最终导致一个双输的结果。隐约记得以前听到过类似案例【1】,在本来可以做告知的时候患者未作告知,结果大夫被迫事后各种补救。我想打破这一囚徒困境的切入点在于从全社会上去除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增加关爱,从而减少个体的被抛弃感【1】,减少绝对自利的动机,使得不必采用极端自利的下策(隐瞒情况但危及他人)也可达到理想的结果(告知情况,采取防护,不影响救治),化对抗为合作。单纯出于自保的动机而拒诊,只会导致类似的情况继续不停发生(【2】,确实不道德,但又难以谴责),反而更加威胁自身安全。 伦理困境和道德冲突在不同的环境下推导得到的是不同结论。像在上面医院这个例子里,隐瞒风险信息这一损人利己的做法应当否定的。同样地,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里拒赔艾滋病患者的这一同样是纯粹损人利己的做法也是应当推翻的。至于说河南高校新生入学将测艾滋病这条新闻,也许和河南省是艾滋病高发区有点关联,其合理性要看这一做法是否有医学上以及公共卫生方面的必要性,如果确实有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需求,是否有替代办法而不是简单推出懒政一项,另外在实际运行中是否能确保检测结果的私密性,并保护感染者其他各方面的权益,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所以我第一眼看到消息的时候并没有肯轻易下定论表态,哪怕事情的标题看上去似乎马上要挂钩歧视问题。 另外,关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不觉得是打破某项天朝目前目测的奇葩制度,引进某个新体系,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破局的。问题出在人心而不是制度上。如果人们心里不曾培养出多元价值观的观念,没有互利、互信、互谅的基础,如果觉悟水平依然停留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的全面对立而不可调和上,再牛逼闪闪的制度设计也迟早出问题,而且一定是越来越匪夷所思的奇葩问题。就像种庄稼,种子从里面都烂透了,拿再好的土壤来用也是枉然。 还有,33页上有一个错别字,“人工呼吸”打成了“人工会吸”。这不应该啊。 【1】艾滋儿入院怕不治隐病情 医生未防护抢救引恐慌 http://dzh.mop.com/whbm/20140506/0/zlFl88I2d06e6cF7.shtml 让六名医护人员愤慨的是,男童母亲早知儿子病情,却在抢救前否认孩子有任何传染性疾病,刻意隐瞒。男童母亲阿珠(化名)解释:“不说是担心医院知道后就不肯治疗。”… 母亲爱子之心可以谅解,但医护人员很无辜,幸好及时发现,否则不堪设想。 【2】艾滋病“斗士”李虎抗争8年离世 曾陷入骂名漩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yMTcwNA==&mid=200652665&idx=1&sn=85b78834832ed63ead6619d889855f7c&scene=1#rd 李虎天津艾滋病社区活动的领军人物。2012年7月,艾滋病感染者小峰因肺癌需要手术,就诊时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诊,在李虎的帮助下,小峰隐瞒病历逃避术前血检,最终成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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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页 2002年 精神
你可以不喜欢,不热爱,但置身其中,直到找到你热爱的事业或职业之前,应该全身心投入。人人都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能有一番成就。但在多数情况下,人对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终身职业从事什么,未必很清楚。在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之前,要把现有的事情做好,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体验和积累,会和日后找到的兴趣领域发生联系。 引自 2002年 精神 金玉良言。眼下看上去乱七八糟八竿子打不着的各种破事,one day it'll all connect and make sense.
既然想做好,首先得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从多元化转向房地产专业时期的万科管理层,在莫军、徐洪舸、肖楠之后,才越来越多属于学习建筑设计、工程出身,之前的大都是半路出家:蔡顺成是出版社出身,大姚是学汽车制造的,冯佳学经济,鲁东勇是写剧本的,郭钧是社会学专业,丁长峰是国际政治专业毕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万科这帮后生却不大适用。这些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总经理们有个特点:喜欢在上衣兜里插两支绘图铅笔,讨论设计方案时,同建筑师一起,在图纸上比画、涂抹,创意、灵感就在图纸上呈现出来了。我乐见其成,他们把方案弄出来,我点头同意就是了。有时,我也想拿红蓝铅笔在图纸上涂抹一下个人的想法,甚至跃跃欲试,转念又想:董事长勾画出的想法,部属是采纳呢,还是不采纳呢?还是当甩手掌柜吧。 引自 2002年 精神 继续手动点赞甩手掌柜。贵在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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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页 2003年 珠峰
第二天,队长就要和专程从大本营赶到前进营地的登协主席李致新确定最后的攻顶方案。按不成文约定,最后拍板,大本营尊重一线指挥官的意见。会议上过激的表达方式,会不会对队长的决策产生影响?晚上躺在睡袋里,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会上说话过了头,但我清楚,问题的要点不是非要争取登顶,而是选择登顶的权利在谁手上,争取的是契约的权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被选择”放弃权利,下山后将和登协的探险公司没完。 登山时极端情况下的人生历练,人生历练也在登山中发挥作用,包括如何面对荣誉,如何应对突变,如何化解矛盾冲突,如何平衡拿捏队长、队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不同利益的诉求,有如何在维护契约精神的前提下保证团队朝目标迈进。 引自 2003年 珠峰 权利从来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坐等别人赏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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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页 2003年 珠峰
继续往下走,感到脸颊发热,又有被阳光照射的感觉,心头涌出一种莫名的舒服感,双腿发软无力,就想一屁股坐下,迷糊一会儿——哪怕一会儿。只要能坐下,闭上眼,会多么舒服啊!那是极乐世界在召唤我,那就是天堂吗?我感到忽然已经一脚踏进天堂的大门,再迈一步,不,只要坐下来闭上眼睛就进入天堂了。 但即使真有天堂,人们还是愿意留在有黑暗、痛苦、奋斗挣扎的现实世界里。冷不丁绊了一下,脑袋清醒过来,告诫自己要保持头脑清醒,一旦坐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引自 2003年 珠峰 人没了痛觉就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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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页 2003年 珠峰
2003年攀登珠峰的队伍有7名业余队员,有几位一直被看好的队员没能登上去,大家不怎么看好的我却登上去了。 比如大刘,比我小10岁,身体素质非常出众,2001年和我一起被授予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称号。登山过程中他的负重比我重,平日训练总能提前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到营地。按照状态判断,7个人中他应该是第一个登顶的,但那次他却没能成功。 事后总结,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对每个人来说,攀登世界最高峰肯定是很让人激动的事,大刘可能过早进入状态。第二,由于恰逢“非典”肆虐,这次登珠峰成了鼓舞国人与病魔做斗争的象征,获得全国上下关注。队员们突然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成为名人,显然不大适应。大刘缺乏对付这种场面的经验,为人又特别热忱,登山过程中频繁接受记者采访,每天要回复互联网上的帖子,还要跟踪拍摄登山过程并将图片传给家乡的电视台。显然这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到达海拔8300米,第二天准备冲顶,他的精力已消耗殆尽。当天晚上,要大家各自选择是否登顶时,他明智地选择放弃。 引自 2003年 珠峰 英明放弃。
我原计划在2004年攀登珠峰,2003年是打算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2002年10月,央视10频道《人物》策划“纪念人类登顶50周年”专题片,找到王勇峰队长和我,建议卓奥友队改登珠峰,费用全由央视出,何乐不为?但我有顾虑,无论体能还是心理都还没有做好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准备。面对真诚的邀请,又是熟人朋友,我答应了,但有两个附带条件:第一,我不登顶,登到8300米(略超卓奥友峰的高度)的突击营地就下撤;第二,不准央视记者对我跟踪拍摄。央视魏主任略显失望:“要是著名企业家登顶珠峰多带劲儿!不登顶也就算了,还不让对你拍摄,那还有什么新闻呢?”我坚持:“你们要是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改登珠峰,不同意我还是登卓奥友。”登到8300米就下撤等同攀登卓奥友的高度,心理、体力都没有障碍;拒绝被记者拍摄则是经验告诉我:面对镜头,每个人都必须故作精神轻松状,时间长了,会很消耗精力体力。 引自 2003年 珠峰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最后成功登顶反倒是惊喜了。
这次进山之后,我就要求电视台不要拍摄,但因为央视要给每个人拍登山日记,在珠峰大本营,摄制组跟拍了我一天——这个你老王总得让拍吧?那天是从海拔5800米走到6500米,5个小时,平时我就是走自己的节奏,轻轻松松。那天为了拍摄,安排我打头阵,后面的人想要走快些,就给我压力,我只好加快节奏,搞得人非常累。一累动作就变形,想哈着腰一步步走,可是镜头对着我,又只能挺着腰撑着。那是我走得最累的一天,晚上腿就抽筋了,苦不堪言。除了那天,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一直要求自己,要让自己处在很放松的状态。 引自 2003年 珠峰 拍摄这种事,会累的,不管是别人拍还是自己拍了到处发。活着是要自己好好去体验,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5月20日,从海拔7028米的4号营地,攀爬漫长雪坡,穿越大风口,抵达海拔7790米营地。疲惫的我早早钻进帐篷躺下打盹儿,忽听到大刘的叫喊声:“快出来,晚霞美极了!”但我坚持继续闭目养神。虽然喜欢高山摄影,但在攀登珠峰的目标面前,尽量避免多余动作。在极度消耗体力精力的缺氧环境下,减少多余动作是明智的选择。 “哎呀,大哥快出来吧,别装睡了。景色之美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太壮丽了!整个红霞染遍了珠峰,你不出来会后悔的。” “说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尽管我认为52岁的年龄不是问题,但仍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毕竟不如30岁、40岁的任,必须采取一种合适的战术:保持冷静,调动全部精力、经验和斗志来对付面前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也发现,自己的许多人生历练在登山中都会起到作用,如何面对荣誉,如何把握节奏,如何保持体力…… 最后,我不仅成为7个队员中登顶的4个之一,而且全队中只有我没有受伤,完好无损地返回,甚至还有体力在回拉萨路上的山口飞伞。是因为我有更好的登山技巧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使我以更专注、更谨慎的心态去攀登。 引自 2003年 珠峰 做人头脑清醒、意志力坚定到这个份儿上,只有自叹弗如。什么时候我上网做事能自控力达到这种级别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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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页 2003年 珠峰
行贿受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即使制度规整如美国,也不时看到媒体报道政府官员的受贿丑闻。一旦东窗事发,涉事人就会受到舆论唾弃,受到法律制裁,很难得到社会的默许和认可。为何行贿受贿在我们的社会泛滥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人们竟然对不行贿报以深深的怀疑?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有一段话: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引自 2003年 珠峰 被迫妥协有时是出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但对此站在道德高度上居高临下地指责和否定并不是解决办法。但凡有能力、有可能的时候,请从自身做起。道德更多地是用来约束自身而不是抽打别人的。就像80页上说的,“善是不喧哗的,是来自静默的”。
我的理解: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内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无一丝阴暗和恶意的人。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然恶、荒废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恶意,自己也就会展现出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无法合作,社会就走向荒诞和堕落,最终秩序混乱,制度废弛。假定他人会表达善意,自己也就会尽力展现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会共同体,才会是一个和谐有致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恶的一面,但我一直谨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坚持理想主义,假定他人善意,也积极向社会和他人表现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废我们的善——或许这就是万科“不行贿”的起点吧。 引自 2003年 珠峰 为假定善意击节叫好。这一刻老王不再只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创业之初,我在深圳搞玉米贸易,为了能弄到两个计划外火车皮指标,让同事给火车站的货运主任送去了两条烟,人家没有收,打回来了。我第一反应:是不是我送的礼太轻?进一步接触,这位主任批给了我两个计划外火车皮的指标,但仍然没有收下我的香烟。他表示:之前观察过我,还看到我和工人一起扛饲料大包,觉得我是一个认真做事业的年轻人。对这样有志气、实干的年轻人,主任十分愿意帮忙! 这件事情,让我萌生了多年一直坚守的信念,只要你正心诚意,勤恳做事,不用走歪门邪道也可以“成事”,可以实现理想。 我至今依然对这位主任心怀感激。本来,他仅仅是偶尔目睹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并不会有多么深入的了解。他之所以能拒绝贿赂,帮助我甚至鼓励我,不过是出于假定善意。他的做法和他说的话,鼓励了一个年轻人、一家小公司洁身自好,坚持理想主义,一直走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一的住宅开发商,成为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 引自 2003年 珠峰 不经意间播下一颗善的种子,有可能在新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的风气好像不送钱就不能办事一样。拨乱反正与其说靠顶层设计,不如说要靠每个人自发的点滴努力来呵护契约精神、互利共赢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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