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名字对《耳语者》的笔记(12)

耳语者
  • 书名: 耳语者
  • 作者: [英] 奥兰多·费吉斯
  • 副标题: 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 页数: 742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14-9-1
  •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从家庭层面入手推进共产主义:共用公寓、婚姻制度、对儿童教育的转变、禁欲主义。不能说都是消极的,但过犹不及。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売”。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青叛”。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一一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古有的排斥。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2020-02-17 21:18:15 回应
  •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儿童教育当中过早地掺杂政治令人可怕,想起了《1984》当中孩子们以举报父母为荣,想尽办法找到所谓的“坏人”,好成为报纸上的“小英雄”。阿利西娅对孩子的教育又不能说是有错误的,不少左派思想的家长看到这个例子还是会觉得很好。想起之前一个匈牙利青年说在他奶奶书架上发现了《红楼梦》,从此对中国文学充满热情,感叹只有在苏联时期才会有这样的公民教育。

    之前奇怪为什么《二手时间》里有这么多苏联时期生人即使受经磨难,还是会怀念苏联时期,本质上说是完全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吧,从前只有贵族能够享受到的教育在苏联时期得到普及,禁欲主义让当时的人们注重精神世界而非物质,与现在的价值观截然相反,我的一个猜想。

    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行政会议”,以党的口号发言,做正规的记录,并遣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协助警方追捕“间谍”和“敌人”。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在这圏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警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认为叶娃仍是好人,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好坏”的反应。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屈从于党的“不容置疑”的集体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成千上万”个叶娃,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大林专政,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2020-02-17 21:58:06 1人喜欢 回应
  •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就像乔治·奥威尔写在公学里孩子们认真的问彼此家里是什么车一样。

    该研究显示,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特权意识。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详细了解党的思想。对普通党员来说,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一一誓言、歌曲、仪式、崇拜、行为准则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1927年(他)作为托派而遭开除。过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次对话、对这类人的心态有所披露。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儒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表明: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 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79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成,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秘人领域的暗处。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解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
    引自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2020-02-18 16:53:09 回应
  •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斯大林时期最擅长的就是制造恐怖,敌人就在我们附近,富农会破坏革命成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必须打倒一切反动势力。第一章当中错失1917年革命的青年人们抓住了这次机会,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中。抽签似的判定“富农”,好让农村失去劳动力与技术,不断地加重农村的赋税,榨干农村最后一点价值。赋税在拒绝集体化的地区更加高,最终导致1933年乌克兰饥荒尸横遍野,促使更多人向城市进发。被迫集体化的农村里,集体农舍摧毁农村的家长制,家长制的落后不可否认,但在短短十年间彻底摧毁,人民背负了多少痛苦。至于被流放的“富农”,他们在劳改营中重新被奴役,他们的孩子则交给国家教育,成为崭新的武器,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儿童教育再一次促进了斯大林时期的荒谬与苦难。

    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现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一一住房、教育、就业、口粮一一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这些年轻人愿意相信,继续斗争是他们的天职借用《国际歌》的话就是要创造“新的更好的人生”。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一一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一一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因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一一象征党的意志和力量。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大清洗中激烈的指控,就是为了要彻底揭露暗臧“敌人”的真实身份整个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鼓励人们相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都有可能躲在假面具之后一一这种观念,既毒害了人际关系,又为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推波助澜。艾莱娜·邦纳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曾说: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这些富农的子女,刚流放至此时还是幼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上已成了斯大林主义者。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2020-02-18 21:18:39 回应
  •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地铁站与消费主义

    曾经参观过莫斯科的地铁站,奢华程度的确能称为人民的宫殿,但就和俄罗斯旧时宫殿一样,它依靠农奴的性命换来金碧辉煌,地铁站的作用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更有了以前教堂的作用。

    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许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寻求灵感,像圣彼得堡一样,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这些无产阶级官殿的辉煌,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它们又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与历史上教会扮演的角色没有两样)。地铁站的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在1917年之后的农民孩子们长大成人,接受了苏维埃的教育,忠诚于党,至于其他的不必懂得太多,只用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安排和指挥,就能得到提拔,爬到执政阶层从而获得奖励。至于老布尔什维克人曾经坚持禁欲主义却被彻底抹杀,这种感觉就好像前期的革命看似消灭了一切欲望,但到了斯大林手里,对于财富的欲望仍然存在,但财富被集中到政府手里,政府决定了这次分配,谁忠于斯大林,谁就能获得奖励,那这和革命之前的贵族又有什么区别呢?

    尽管苏维埃首都的住房长期紧缺,超过百万的新居民又使之加剧,新政策仍规定,莫斯科的主要建筑类型将是单个家庭单元的豪华住宅。这一政策变化显然眼政治和工业新精英的崛起有关,需要提供物质奖励以保证他们对斯大林政权的忠诚。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20世纪30年代,党的性质通过吐故纳新发生了渐进的演变。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兴的党员官僚阶层崛起于工业基层,主要是晋升为行政官员的工人他们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儿子(极少是女儿),在第个五年计划时期受训于工厂技校和其他技术机构。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Betrayed,1936年)概述了他的“苏维埃热月”理论他指出,斯大林的权力依赖于庞大的“行政金字塔”,人数约在500万至600万。这新兴的执政阶层并未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本能,或对斯巴达的崇拜。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担忧,新经济政策的资产阶级影响将会腐蚀广大的党员。该执政阶层又希望成为苏维埃的新资产阶级,其兴趣集中于舒适的家居生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文雅”的爱好和举止。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反动的,紧紧抱住家长制家庭的习俗不放;即便在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在文化品位上仍是守旧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苏维埃制度,他们物质上的福祉和社会中的地位全靠这个制度。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2020-02-19 15:05:21 回应
  •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集体农庄与婚姻制度

    斯大林对于老布尔什维克的理念扭转还包括承认私有制和婚姻制度,可以说是革命的失败。但对于集体农庄的态度转变,我猜想也可能是农村里能进劳改营的人都差不多抓完了,再加上城市享乐优先、强调私人生活品质,而非以往的斯巴达式生活,那在农村那就不用再坚持集体农庄。至于在城市之中,可以通过之后的“大清洗”为各个劳改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间地狱。

    当时,他批评尝试取消家庭财产的集体农庄,要求让集体农庄工人保留家禽和奶牛,分得更多的自留地,以刺激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兴趣。斯大林还告诉与会代表,“人就是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这不算“犯罪”一一想要私人财产是人的本能,“改变人的心理和教人过集体生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除了集体农庄,婚姻制度被重新正名,同时伴随着沙文主义和反对同性恋与堕胎。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接受多元的性向,原来一切都是为了生育率。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被重新重视,意味着女性不再被鼓励参加工作,或者说是家务被强制性的绑在女性身上。

    戒指作为基督教遗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现于苏维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抚养费,取缔同性恋和堕胎。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晩5小时一一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2020-02-19 15:29:04 回应
  •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共用公寓/现实与理念的差距/希特勒

    共用公寓促进自我监督并影响了在这个环境长大的孩子思考问题的方式。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即使观念和现实有脱节,也可以用一句“不打破鸡蛋就没办法煎鸡蛋”来概括。刚刚看书评中讲这本书只讲了悲惨的现象,没有解释各种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像我这种丧丧的人觉得这是必然吧,从农奴制瞬间飞跃到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西方政治的革命或者改革,基础教育,特别是民主意识的缺失,能够确保专政机器顺畅运行?所以教育的意义十分重要,开民智。

    莫斯科是这个乌托邦的建设工地。在共产党人的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分不清了。莫斯科是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作为一个象征,享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个城市充满了动人心弦的美梦和幻想,挖好的地基成了未来的住宅区,教堂的拆除标志了文化官的耸立。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一边是观察现实得来的真理,另一边是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他们被迫生活在这两种真理中间的夹缝地带一一既承认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又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一一他们只有通过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外部势力再次成为斯大林恐吓方式之一,利用恐惧让人民自相残杀。

    希特勒在1933年崛起,成了这场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据称,它还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理论的正确。斯大林认为,苏联越接近共产主义,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强烈。党改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迫使怀疑者抛开疑虑,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然就会被遣责为法西斯的走狗)。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2020-02-19 15:42:34 回应
  •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银狐走进皮草店/劳改营存在的意义
    它虽是建设运河的历史,但其主题和宣传意义在于体力劳动具有救赎和解放的功能。据称,罪犯和“富农”通过参与这一伟大的集体工程,“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经过劳役,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什克洛夫斯基的写作,似乎不大可能出于真心。(他去白海运河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位官员问他的感觉如何,他反讽道:“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在他女儿看来,这只是他“为救哥哥而付出的代价”。他哥哥1933年获释,但1937年再次被捕,且永远消失于古拉格。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帕维尔的故事提醒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地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雇用了大批专家和技术员一一工程师、地质学家、建筑师、研究员甚至飞机设计师一一向他们提供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发展各自的事业。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古拉格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是充作奴隶劳工,就是羁留在劳改营和偏远定居地枯萎凋零,很少有机会获得正常生活,或缓刑减刑,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2到1936年,超过15万人死于苏维埃的劳改营。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古拉格大大改变了很多囚犯的价值观和选择顺序一一尤其是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们可能在职业中或共产主义的鸟托邦中,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劳改营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们重新考量,转而愈加重视家庭的价值。
    引自 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2020-02-19 15:48:37 回应
  • 第六章:“等着我吧”(1941—1945)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感,之前奥威尔说过集权的荒诞之处在于可以让民众前一天对于某个民族或人物恨之入骨,后一天让民众爱得感激涕零。

    听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脑海中充满了苏维埃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血腥战斗。他最初认为,这是一条务实的策略,可以保证德国不会“在我们背后发起致命一击”。他甚至欢迎苏维埃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视之为反对德国军事扩张的必要举措。但在道义上,他却感到困惑。他觉得,该协议背叛了欧洲,背叛了共产主义对抗暴君、保抑弱者的承诺。他特别不舒服的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对纳粹德国的批评突然变得不被接受们再也不能写出或说出对他们的批评。
    引自 第六章:“等着我吧”(1941—1945)

    军队清洗之后的弊端

    他越来越清楚,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
    引自 第六章:“等着我吧”(1941—1945)

    谣言能在每一个信息不通畅处茁壮生长。

    苏维埃媒体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消息,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恐慌。有人称:政府已经逃离,总参谋部里有叛徒,苏维埃领导已决定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甚至还有传言称,开始于7月中旬的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其带队人竟是著名的苏维埃飞行员……
    引自 第六章:“等着我吧”(1941—1945)
    农民和工人所批评的是:对战争准备不足,劳动纪律过于严格,口粮减少,强制征兵,党领导纷纷飞到后方,让普通百姓面对侵略。在战争的头6个月,列宁格勒一半党员飞走。工人的反苏情绪如此强烈,有的甚至期盼德国胜利的前景。战初几个月发生了许多工人的果工和示威,仿佛标志着向1917年革命氛围的回归。1941年10月,伊万诺沃地区的党领导试图平息示威游行的人群,罢工领袖向工人们高呼:“不要听他们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欺骗我们已经23年了。”在工厂会议上,工人不怕将战争的爆发和前线的失败归罪于共产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测,许多工人和农民欢迎入侵,因为这会推翻苏维埃政权。普遍认为,害怕德国人的只有犹太人和共产党人。
    引自 第六章:“等着我吧”(1941—1945)
    2020-03-03 23:26:40 1人喜欢 回应
  •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

    每一代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怀疑和异议在战后的学生社团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公开的反对更为常见。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1941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
    引自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记得奥威之前在《1984》里把人分成三等,中等人总会用美好的词汇和概念包装革命,然后鼓动下等人一起从上等人手上夺权,在中等人获得统治之后把这些词汇和概念抛之脑后,开始周而复始的专政。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引自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二战之后劳改营的新鲜血液,国际共产主义被彻底遗忘,比起之前乖顺的知识分子,在战场见过真刀真枪的囚犯让劳改营划不来了。

    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约100万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们的刑期或减少,或废除。劳改营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充斥劳改营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是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例如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不怕动用暴力。没有奖励,这些囚犯干脆拒绝完成指标,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涨成了天文数字。
    引自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想要社会稳定还是要靠中产阶级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明明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的,苏维埃剥夺了之后,赏赐给少部分听话的人。另外,“学好数理化”的思想应该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吧,专业知识能让人在苏维埃社会里有一口饭吃,即使在劳改营里也是一样。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引自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和过去切断实在太难了,除非拥有双重思想。

    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取代了战前的国际主义,成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荒谬地号称苏维埃科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非凡成就。民族自豪感导致了一系列的欺诈和怪诞,譬如:伪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声称,已开发出一种适应北极霜冻的小麦新品种;飞机、蒸汽机、收音机、白炽灯泡——无一不是苏维埃人士发明或发现的。随着冷战的启动,斯大林呼吁要以铁的纪律,清洗文化事务中所有反爱国的元素——即亲西方的元素。他认为,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崇洋媚外——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如果苏联要抵抗西方,必须治愈这个“病根”。
    引自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凑热闹式的奴性,后面讲到赫鲁晓夫把所有错都怪在已死去的斯大林头上,声称其余党员都不知道大恐怖,到底是谁的错,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博尔切戈夫斯基认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选择不发言,可以不来出席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可以假装生病,并不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 无法以恐惧来解释1949年的现象,不单是那一年的——或者,如果确是恐惧,那也是早已溶入人类灵魂的那种……[更为确切地]毋宁说是帮闲们凑热闹式的奴性。他们拥有的勇气和道德少得可怜,以致无法违抗最基层官员的半官方指令。(790)
    引自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2020-03-08 20:37:3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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