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ike对《中国经济史》的笔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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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ke (于是这地方多梦、呓语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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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
  • 书名: 中国经济史
  • 作者: 钱穆 讲授/叶龙 记录整理/林毅夫 序
  • 页数: 312
  •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 出版年: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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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问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问美昧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
    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等同视之。他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意即有了农人才有食物,有了虞人才能取出矿藏,有了工匠才能制成各种物品、有了商人才可流通货物。遂使中间各地出产木材、竹子、谷、苎麻、牦牛毛、玉石、鱼盐、漆、丝、梢梓、姜、桂、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齿革、马、牛、羊、旃裘、筋角、钢铁等物,这些都是中同人民所喜爱者。所以在太史公眼中,农工虞商是同样受重视的职业,不分轩桎。因为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不能缺其一。
    源头大而国富足,源头小而国贫乏。所以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国家之是否富裕,端视乎上述农、工、商、虞各业是否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以上看,太史公认为爱富厌贫是人的正常心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为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即使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或百室之君,他们还担忧着有贫穷的一天,何况是普通人。
    军人上战场愿赴汤蹈火,无非为了重赏;乡村少年,杀人掠货,掘坟铸币,无非为了钱财;赵国美女,郑国香姬,涂脂抹粉,媚眼逗人为了财富,即使远走千里,也在所不计。游荡青年,舞刀勒马,也是为了富贵;渔夫猎人,不管早晨或深夜,不理狂风和霜雪,入山谷、进深溪,无非是为了想猎些美味的鱼兽;赌博赛跑,斗鸡走狗,也无非想争胜赌赢。除非靠盗贼奸恶而富有,不然,做农工商贾而致富的,都是分属正当。
    司马迁支持一切谋利的正常活动,与董仲舒的轻利正好相反。所以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说明了太史公看不起那些空谈仁义,既不能为政府工作,又不能治生为商贾的游民。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才是羞耻。
    其实,司马迁的主张,也相当接近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不义而获得富贵,才是可耻,但用劳力而获得的财富,那是光明正大的。
    司马迁指出"致富"是人人的共性。追求财富,在私有社会中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
    司马迁同意"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51的主张。他发挥了管子思想中对"礼"的见解,认为如无物质经济基础,便难以建立社会道德。
    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提到了世上所出产林林总总的动植矿物,包括农业、畜牧业、伐木业、捕鱼业、采矿业、冶铁业、制漆业、丝织业、金属业、珠宝业等,乃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食及用之物。则虞、农、工、商应当各守其业,要使得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如此分工合作,务使货畅其流,工商兴旺发达,增加人民消费能力,共享繁荣生活。
    2015-11-18 19:56:5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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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卖官鬻爵:东汉之卖官鬻爵,较之西汉更甚。桓、灵二帝时,宦官弄权,政治更为败坏。
    如灵帝开西园卖宫,敛财作为私己。二千石的官位,卖2000万钱;一干石官卖1000万钱,余此类推。关内侯500万钱,如依照年资理当升迁者,则出半价或三分之一便可。卖县令(长)则按照各县土地肥瘦各有定价,即视其利禄多寡而定价钱之高低。富者先付钱,后任官;穷者先任宫,后付钱,但得加倍付款。即使三公九卿也有暗价。公1000万钱,卿500万钱。当时曹操之父嵩以一亿钱买太尉,比官价高出十倍。因此造成东汉末年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
    此外,东汉时如算赋、口赋的人口税,更赋以及徭役等项,则仍照西汉旧例,变动很少。
    2015-11-18 20:18:5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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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东汉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各部门的经常性开支,以军费、官员俸禄为最大,此外如用于交通运输、抚恤赈灾、农田水利及建校育才亦占相当数额。
    军费方面,光武定天下后,尽量停止用兵,但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将南匈奴迁徙内蒙古以实边疆,政府得供应粮食、布吊、牲畜及其他财物,每年需支出费用达1亿9000万钱。给西域每年7480万钱,所费浩大。
    安帝永初年问以来,屡次出兵,其中五次全军溃灭,"动资巨亿”。又自安帝至灵帝的60年间,对西羌作战战费巨大。安帝永初年间,对羌连年用兵,长达12年之久,费用达240余亿钱,使国库空虚。
    顺帝永和元年起,对凉州、并州及关中羌用兵十年,又耗军费80余亿钱,灵帝时与东羌战,又耗费44亿钱。故军费实为政府之庞大支出,使人民负担加重,杂税因而加多。
    官员俸禄支出方面,东汉初年,为节省政费,全国裁并400余县、裁撤冗吏十分之九、命地方军人退伍返乡,但东汉官吏仍有7560余员,其下内外诸色吏员14万名以上,仍比西汉时多出2万。尤其桓、灵二帝视大卖官爵,使国库无钱支俸禄。恒帝时曾两次扣减官吏俸禄、亦为东汉末年官员舞弊猖獗原因之一。
    至于兴建学校,为国育才方面,西汉武帝时已甚为重视,当时令郡国察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外,并在京师长安建太学培养官员子弟。又令天下郡国兴建学校,以造就地方人才。
    东汉光武帝开始,亦极重视人才之培养,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即筹建太学及地方之郡国学校。班固《东都赋》有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可见教育之甚受重视,支出亦颇不少。
    两汉时政府与王室财政虽有划分,但亦有互相挪用之情形,如武帝以"私奉养"拨作战费;宣帝本始二年以王室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但在东汉后期,帝皇奢贪成性,便常有挪用国帑以益王室者。
    2015-11-18 20:20: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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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佛寺经济可自足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宗教对久经战乱的社会人生特别需要,故造成佛教特别兴盛。就东晋南朝来说,东晋100余年间,有佛寺1700余所。到梁代时,佛寺增至2800余座。梁武帝萧衍曾三次入同泰寺为僧,僧寺经济也配合其他条件而日益盛大。
    北朝寺院经济亦盛,僧人并向西域及海外各国通商。当时陆路通向西域各国,海路则由交、广地区出发。自孙吴执政后才划分为交州(安南)及广州(两广)两区。在《洛阳伽蓝记》中提及云:"西夷附化者、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阖填列。"即当时外国人侨居洛阳者一万余家,市况热闹,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商业重镇。又如凉州(今甘肃)亦为重要都市,中国大批读书人聚居该地,再向北即到辽东。以凉州、辽东两地人文荟萃而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魏道武帝建都于此,文化受中国读书人之影响而提高。至魏孝文帝借口南伐,迁都洛阳,积极汉化。
    五胡十六同时,割据称王者,多信奉佛教。如后赵之石虎、石勒,笃信天堂沙门佛阁澄,尊他为"大和尚",向他咨询军国大事。
    前秦符坚,师事沙门道安。又如南燕、慕容德、后秦姚兴,信佛甚笃。至北魏武帝时,益发崇信佛教,于京师平城建立佛寺,其子明元皇帝更为笃信佛法,其孙太武帝平凉州后,与西域各国接触更密。佛寺兴建更多,由于帝至长安寺院中发现藏有武器,遂发动灭佛之举。但至文成帝时、又恢复佛寺如故。
    当时北方大寺院,有僧房多达数下间之寺院,可藏军火,可练刀枪拳术;投靠僧寺之民众,政府无法干预;献米若干给寺僧后,即成为"僧衹户",政府不能再加管治。寺中有库房,有当铺,有市场,可经商,寺内可买到广东之柑,广西之柚,百货蔬果,应有尽有。和尚之精壮者可任兵丁,故北方之寺院和尚已有能力可以造反。
    寺院经济之可以独立自足,主要是寺院拥有土地园林。如魏孝文帝为祖叶文明太后兴建报德寺,此地盘本为帝王游猎之区,拥有庞大土地,建寺后向然全归该寺所有。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京师地区民间土地已有三分之一为寺僧所占有。其他各州镇僧寺亦然。《魏书·释老志》云:"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佃民,广占田宅。“
    当时寺院土地来源除侵夺民众旧宅外,其他尚有帝王封赐或贵族宫僚所赠。如当时洛阳之寺院,拥有大片果园,故"京师寺皆种杂果"。如龙华寺、追圣寺,更是"园林茂盛,莫之与争”。如劝学里内的大觉寺三宝寺内,四周有果园,产珍果,有含消梨、每枚重达十斤;承光寺内所产水果,美味冠于京师;又如白马寺所产葡萄,颗粒比红枣还大,所产石榴,亦极美味,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之誉。又如宝光寺内园地宽广,果菜青葱,京师游人常有折藕摘瓜以为乐趣者。京师既为人烟辐*之地,寺院尚有如此宽阔园地,则四方寺院,占地之广更为庞大,寺院所产珍果,除供奉王室及向享外,余均运市场销售。
    北魏寺院占地既广,至齐、周各代续有发展,此种寺院之土地私有制,于实行均田制后益形扩大,造成此后均田制度被破坏之因素之一。
    寺院既有大量土地必具备大量的劳动力。当时寺院有上座、有寺主,为一寺之主。其下僧尼徒众数以千百计,有种田者、挑水者、烧火者……多来自农村。亦有未曾剃度而归附寺院者,当上寺院之"僧衹户"或"寺户",成为寺院经济中的劳动主力。
    北魏献文帝时,凡民间有能岁输谷60斛给僧曹者即成为僧衹户;输粟者称为"僧衹粟"。荒年歉收,由寺院赈给饥民。又有民犯重罪及官奴来归寺者,可成为"佛图户",以担任寺院洒扫工作,并岁兼营田输粟。后者隶属于一寺,前者不属于个别寺院,乃属于僧曹,但两者均须向僧曹和寺院交纳租粟。僧衹户岁交60斛,与政府屯田户所纳相同。
    2015-11-18 20:47:4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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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财势大,魏、周两灭佛
    北朝佛寺除有丰盛的粮果收获及僧衹户缴纳的谷物作为主要经济基础外,另一重要经济来源即来自僧尼所发放的高利贷。
    当时僧曹所收之僧衹粟,本是作为济施之用。即所谓"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僧尼并未以僧衹粟用于赈济贫民,却用来放高利贷。造成"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贫下,莫知纪极。佃民嗟毒,岁月滋深”。即僧尼向贫民借贷所收取之利息比本钱要多。政府虽曾下令禁止,但无实效。农民贫户在高利贷之压力下,遂不得已转为属于寺院之附户。
    贫民归附于寺院后,又可逃避政府的力役兵役。于是出家为僧尼者或为寺院佛图户者日多,僧尼竟达200万人。至东魏、北齐时,于是"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遂造成了僧尼多于民众之现象,政府及王室税收剧减,不敷应用。据《续高僧传》所载,寺院人口达400余万,其中附户达200万人,可谓骇人。如北周时,长安清禅寺即有寺户70余家之多。
    由于寺院拥有大量土地与人力,寺户与僧尼又可免纳赋税,使国家税收蒙受损失,遂使主政者对寺院势力不得不加以限制。其条规如下:如需新建寺院,须有50僧人一寺,向政府申请获准者,否则以违教论罪。建寺土地,如属侵盗官地,使得归还政府。
    如经查明为无籍之僧时,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471-476年)下令各寺院不准收容;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政府曾遣无籍僧人1327人还俗。其孙孝明帝时,因僧徒附户过多,下令奴婢不得出家,诸王亲贵亦不准代为请求,犯者以违旨论;如有僧尼剃度他人奴婢者,则移500里外为僧。并下令寺主及地方州镇里党,不得私度僧人,违者寺主发配远方地方官降级或免职。政府如此严禁奴婢出家或私度为僧,目的为限制寺院劳动力太多。但上述禁令,并无实效。因此有魏、周两次灭佛事件。
    2015-11-18 20:48:1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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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两代经济政策不同,汉代对大商贾重征商税,不许社会有大富之现象。但唐代每丁给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亦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如划成两条平行的水平线,一条为上水平线,另一为下水平线。汉代是不准人民冲破上水平线、但不理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
    唐代则听任人民可冲破上水平线,但不让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两者相比,唐代为优。
    2015-11-18 20:53:12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