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徒想对《中国伊斯兰教与传统文化》的笔记(4)

元代穆斯林骤然增多的另一原因是，随元军东征的穆斯林士兵落居中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是在完成西征的历史性任务后，东归南侵灭掉宋朝的。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将者别攻打西辽，先后占领八剌沙衮、喀什噶尔(喀什)、鸭儿看(莎车)、和田等地，西辽灭亡。1220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陷不花剌(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灭掉花剌子模国。1227年，蒙古军队灭西夏。同年成吉思汗病死于军营中。 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当选“合罕”(可汗)。1233年，蒙古军队占领金都汴京。1234年，金哀宗在宋、蒙联军夹击下于蔡州自杀，金亡。同年，蒙古西征军完全占领波斯。次年，他们越过钦察草原，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征服斡罗思、波兰、马扎尔等地。1241年，窝阔台病死。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继承汗位。贵由统治短短两年，其军事活动重心仍在西方，他本人就死于西征的途中(1248年)。 1251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长子蒙哥继承汗位。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主管汉地事务，率兵征云南、大理，然后回师侵宋；令其弟旭烈兀率兵继续西征。1258年，旭烈兀攻占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塔希姆出城投降，后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的历史于是终结。中国史籍称阿巴斯朝为“黑衣大食”(称伍麦叶朝为“白衣大食”)。蒙哥在接到攻占巴格达的捷报后，把中亚阿姆河以西地区的统治权完全交付给了旭烈兀。在蒙古贵族旭烈兀系的统治下，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伊儿汗国。这个汗国不久即开始了伊斯兰化的历程。1259年，蒙哥死于征宋军中。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直到这时，蒙古贵族的政治、军事活动重心才移到中原地区。消灭南宋成为忽必烈的历史使命。至元十三年(1267)，元军攻占宋都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陆秀夫负帝昺(益王，时年九岁)投海，南宋彻底灭亡。当元军灭掉南宋后，蒙古贵族的征略基本上停止。 在东归南侵的蒙元军队中有许多阿拉伯士兵。此外，还有工匠特别是军事工匠，商人，宗教职业者以及上层人物。蒙古军制，大汗的护卫禁军称“怯薛”(后又增设“五卫”)。此外还有“西域亲军”，其中大多是穆斯林；还有“探马赤军”，其中也有部分穆斯林。这些部队在荡平南宋后成为元朝地方镇戍兵力的组成部分。蒙古人可以返回原“奥鲁”(老营即家小所在地)。但是，探马赤大都就地安置，屯垦永驻。即使常有调防，也不是全部。所以，元代穆斯林散居中国各地。

在山西，大同业已成为穆斯林集居地。元前太宗窝阔台时期，速哥被任命为山西达鲁花赤。在赴任途中，他解救了因“讼事不实将抵罪”的6名穆斯林。这6人都是当地伊斯兰教上层人物，且“名著西域”。到了云中(大同)，速哥将他们释放。这6人中后来有成为元朝“大官者”。《元史·速哥传》。泰定元年(1324)在大同路给钞赐修一座礼拜寺。

中国穆斯林在唐代被称为“蕃商胡贾”，在五代被称为“蛮裔商贾”，在宋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在元代被称为“色目人”(有时也径称“回回”)。

明

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惟随鹰北飞。——丁鹤年

清

哲合林耶 在服饰方面，信徒们头戴六牙帽，表示“六大信仰”，教主的为绿色，老年人的多为白色，青壮年的为黑色；男子穿中式带襟长袍；不留胡须；不主张妇女戴盖头、蒙面纱。

大拱北门宦有“出家人”。这是该门宦的显著特点。出家人不娶妻室，在远离家乡的深山老林中静修，故有“清真和尚”、“清真道士”之称。大拱北门宦不设教主，由出家人中推举一个“当家人”主管教务。可见，大拱北门宦受佛教、道教影响至深。这种影响在宗教功修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大拱北门宦特别注重“参悟”；出世思想也比较浓厚。

格的木，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古老”。就中国内地伊斯兰教而言，格的木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派别，故又有“老教”之称。格的木从唐代传入迄今已有1300来年的风雨历程。格的木遍及全国，信徒最多。从并时与历时的统一观点去考察，中国伊斯兰教是以格的木为主体的。当我们说中国伊斯兰教具有这样那样一些特色时，一般是以格的木为基点的。格的木在信仰上坚持“六大信条”，在功修上坚持“五大功课”。至于道乘修炼，则认为是副功，并不十分看重。格的木实行互不隶属的单一教坊制。它是以清真寺为中心联系周围穆斯林群众而形成的一种寺坊管理制度。清真寺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教派斗争中，一般情况下，它是很中庸的。

中国伊合瓦尼可能源于瓦哈比派。又称“艾亥里逊奈”，意为“遵经”。马果园返归故里后自称“伊合瓦尼”，声言门宦不符合教义，号召“打倒门宦，推翻拱北”。伊合瓦尼主张力行“五功”，不提倡道乘修持，认为念经不该取酬，重视“中(文)阿(拉伯文）兼修”的经堂教育方式，实行互不隶属的单一教坊制。后来，伊合瓦尼分裂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苏派”或“一抬派”；另一派被称为“白派”或“三抬派”。白派又自称“赛来夫”。伊合瓦尼主要分布于甘、宁、青各地。

西道堂是在中国化道路上走得比较远的一个教派，因此又称其为“汉学派”。同时，西道堂又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组织。它的创始人是马启西。马启西甘肃临潭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没于民国三年(1914)。马启西是晚清秀才，有较深的汉学功底。他所创建的西道堂主要讲述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汉刻它布)，特别是刘智的著作。马启西说：“介廉(刘智字)种子，关川(指马明心)开花，我要结果。”马启西认为，中国穆斯林必须学习汉文和传统文化。宣扬刘智学说、以中国传统文化去阐发伊斯兰教学理是西道堂的显著特点。西道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实行集体所有制，过集体生活。西道堂坐落在临潭旧城城西，面积约有百余亩。西道堂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创办农、工、商、文等各项事业。西道堂的成员，特别上层分子，文化水平比较高，信徒中60％达到小学水平。因此，它所创办的宗教以外的事业大都是非常成功的。西道堂以“五大功课”为全功，反对道乘修持，重视宗教节日，有教主但不世袭，实行教坊制。西道堂重视教育，主张不分男女都应上学念书，不强制儿童读经。

1.制度上的束缚 (3)关于教务人员呈报审批、注册登记的规定 明清两代，政府对伊斯兰教事务的管理更加强化。清真寺的教长(官方文书仿佛教例，称为“住持”)要由政府有关衙司任命。按其程序，首先由各教坊把教长人选报请礼部清吏司审查；批准后，履行注册手续，登记备案；再由礼部下发“札副”，陈述批准之由；这个“札副”即可作为传教凭证。只有在接到礼部的札副后，教长才可以到清真寺主持教务，否则是违法的。 (4)乡约制 所谓乡约制，类似有的朝代在社会的动荡时期于某些地方实行的乡党、族属连保制度。 “乡约”同时又是一种职务。乡是基层行政单位，乡约是一乡兼管宗教与行政的负责人。穆斯林以乡为单位具结，乡约为其代表，向当局保证不发生违法犯禁之事，而当局则不干预纯属宗教的事务。乡约分寺约与回约两种。 (5)敕修清真寺 从元代开始，中国穆斯林在清真寺作礼拜时，要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祈祷，名曰“祝延圣寿”。“祝延圣寿”成为明清两代内地清真寺碑刻的常用套语。

2.学习传统文化 延祐二年(1315)准依集贤学士赵孟、礼部尚书元明善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更曰“升斋”。其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为“游艺”、“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为“据德”、“至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为“时习”、“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元史·选举志》。 书院与国学及府县之学不同，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科举，而书院则不与科举直接挂钩，其目的不在于培养官吏的接班人，而在于考究知识、涵养心性。书院的负责人，元时称为“山长”，属定职、定编的学官。除讲学外，它总领院务。山长由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教授则于国庠和地方官庠设置，由朝廷任命。

愿遐龄，与日月悠长，山河永治。——赵灿《永遇乐》

元朝首次开科是在延祐初年(1314)。考试程式及内容是：蒙古、色目人考两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用朱熹章句集注；第二场策问一道，以时务出题。汉人、南人考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题，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用朱熹章句集注；第二场诗赋、诏诰、章表；第三场策问一道，由经、史、时务内出题。如果蒙古、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科目考试，入选者加一等注授官职。蒙古、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分榜录取。中选举人，蒙古、色目人榜贴于中书省门之左，称“左榜”；汉人、南人榜贴于省门之右，称“右榜”。

(3)习俗 婚姻，陶宗仪《辍耕录》“嘲回回”条说：“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为改变这一习俗，元朝政府下令禁止色目人亲缘间上下辈的婚姻。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禁色人勿妻其叔母”。同年，监察御史又上言，“宜禁答失蛮、回回、主吾人(犹太人——引者)等叔伯为婚姻”。 明代朝廷明令禁止“胡俗”，“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色目人之间互相通婚；禁止习说“胡语”。《太祖实录》卷26。在明代，回回人改汉姓，朝廷屡禁不止，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浦博”改姓“浦”，“苏来曼”改姓“苏”，“阿老丁”改姓“丁”，“哈桑”、“哈希姆”改姓“哈”，“亦卜剌金”改姓“金”，“穆罕默德”(“马哈麻”)改姓“马”，等等。 邱濬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说：“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陇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中国人步入文明，地缘关系就没有真正彻底地战胜血缘关系。

1.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产生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把伊斯兰教义思想纳入传统思想之中。时人称其为“以儒诠回”或“外回内儒”。

2.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基本内容 在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观念方面，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岱舆认为，儒家学说的根本在“忠孝”二字。这也是伊斯兰教理的关键所在。他说：“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正教真诠》。 刘智说，他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辟居山林研读“百家之书”，终于得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刘智认为，伊斯兰教“五功”(念、礼、斋、课、朝)是“五典”(仁、义、礼、智、信)的反映。仁、义、礼、智、信是“内五功”；念、礼、斋、课、朝是“外五功”。 “圣不同时而道同，地不同音而义同，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术而认同，服不同制而心同。心同迹异，不可以迹间心”。马注《清真指南》卷5。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认为，《尚书》、《诗经》中的吴天上帝就是安拉、就是真主。后人(包括孔子)混同天、帝是一大错误。帝是主宰，天是帝之动静。阿丹(亚当)就是盘古氏，雅伏西(雅弗，《圣经》传说人物，挪亚之子。《古兰经》因之)就是伏羲氏。真主播化之灵是有感应的。“感神光于阿丹，拜丹青于唐主，皆感兴之微末”。《天方典礼》。中国伊斯兰教内有一种传说，唐玄宗曾拜穆罕默德之像，随即画像消失。玄宗因此受到感兴，于是伊斯兰教传来东土。 他们借助于《尚书》的论点“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认为尧舜之时入“中天午初”，孔孟之时“已属午后之余光”。穆罕默德之时“已交乎未字之会”。清代“已入申时”。“昔邵夫子(雍——引者)曾于寅字下注一‘开物’，于戌字下注‘人物消尽’。足征天地古今，原有始终。始也，自无而之有。终也，自有而之无。必然之势耳”。《清真释疑补辑》。简言之，这个道统传承谱系就是：子天、丑地、寅人、午初尧舜、午后孔孟、未穆罕默德、申今(清)、戌“人物消尽”。他们借助于《尚书》的论点“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认为尧舜之时入“中天午初”，孔孟之时“已属午后之余光”。穆罕默德之时“已交乎未字之会”。清代“已入申时”。“昔邵夫子(雍——引者)曾于寅字下注一‘开物’，于戌字下注‘人物消尽’。足征天地古今，原有始终。始也，自无而之有。终也，自有而之无。必然之势耳”。《清真释疑补辑》。简言之，这个道统传承谱系就是：子天、丑地、寅人、午初尧舜、午后孔孟、未穆罕默德、申今(清)、戌“人物消尽”。

(2)具体的理论架构 ①关于宇宙发生论。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真一就是真主，其数一就是太极，就是理念世界。由真主流出理念世界，由理念世界流出现象世界。世界构成的基本模式，不是在真主那个层次，而是完全按着真主的意愿在理念世界(数一)这个层次里预制出来的。然后，按着理念世界预制的这个模式，创造出现象世界即现实的物质世界。在中国伊斯兰教义学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真主是匠人，理念世界是模范，现象世界是镜子。匠人操作模范，制造镜子，这就是创造世界的过程。 ②关于“认主学”。 “真赐”是阿拉伯语“伊玛尼”的意译。“伊玛尼”现通译为“信仰”，尤指“信仰的内悟”。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把儒家的“明德之源”思想和佛教的“佛性”学说都纳入了“真赐”之中。“真赐”同“佛性”、“真如”也是同义语。“体认真主”，就是真主赐予人们内心的信仰基因即真赐，使其再回到真主那里去。在人格分裂即在“精神”(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称为“真我”或“先天之我”)与“自我”(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称为“幻我”或“后天之我”)分裂的基础上达到和真主的同一。与真主同一的是“真我”而不是“幻我”。 ③关于真主属性。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认为，真主有本体，而真主本身不具有任何属性(德性)。它是独一的，无偶的，无形象的，在时间上无始终，在空间上无方所,超然物外，语言不能描述，感官不可感知，思维不容虑想。一句话，真主是单一的，没有叙述性的德性。这时的真主是不可以认识的。同时，真主除“本体”外，尚有“作用”。真主有“体”、“用”之别。当着真主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时，真主就不再是单一的。它要体现出自身的“用”的功能来。但“用”又绝非是真主本身。虽然“体用不即不离，分之不开”，但毕竟“合之有别”，分体、分用。这时的真主就具有了可以叙述的属性，因而成为可以认识的客体。但被人们认识所捕捉的，也只是真主的“作用”，而非本体自身。作用，是通过“数一”环节来体现的。但是，对于部分特殊的信徒来说，是能够“由其用自达其体”的。就此而言，可以说真主具有可认知性。 ④关于伦理纲常。 在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中，没有“五伦”、“五常”、“五德”(“五典”)这一类概念。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把儒家的“三纲五常”完全移植于伊斯兰教义中。但是，“五常”的排列顺序却与儒家有别。这同样是一种改造性的融合。中国伊斯兰教义学认为，五常应以“夫妇”为首。它并不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论证“夫妇”应为首常的，而是把夫妇关系放在本体论高度去认识的，认为夫妇关系体现了“仁”、体现了“乾坤交泰”、“造化之根”。这种认识或许是受了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影响。 ⑤“一元忠诚”与“二元忠诚”。 在非教权国家如何解决真主与王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伊斯兰教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把“一元忠诚”改造成为“二元忠诚”。这是一场艰巨而意义重大的理论革命。中国伊斯兰教义学认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就是忠主、顺君、孝亲。忠于真主和忠于君王是一致的，并无矛盾。只有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王，才是“真忠正道”，才是一个好穆斯林。如果只忠于君父，而不忠于真主，那就已经是“左道旁门”、“异端邪说”，而非穆斯林了，是犯了“大罪”。但是，如果只忠于真主而不忠于君王，那就是未能全面履行做人的义务，因而也就是没有完成对真主的功业。于是，对主也不能算是真忠了。这样做也是一种罪过。人生在世必须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王。忠于主(宗教的)、顺于君(社会的)、孝于亲(宗法的)三者是统一的。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 ⑥“汉刻它布”。 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们以中国传统思想来阐述伊斯兰教理的汉文著述，并将其奉为中国穆斯林的经典，称之为“汉刻它布”。即汉文经典。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除《古兰经》外，主要是学习这些“汉刻它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