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徒想对《穆斯林民族的觉醒》的笔记(5)

原教旨主义运动。

瓦哈布的追随者们自称为一神论者，主张仅以《古兰经》和逊奈为行教的根本依据，反对脱离经典的宗教生活，否认信仰者与安拉之间存有中介之说，谴责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主张以武力来弘扬纯正的伊斯兰教信仰。 该派具体的宗教主张概括如下： （1）坚信认主统一，反对崇信伪神。深信除真主安拉以外，绝无神明；凡崇信伪神、以物配主者，皆应处以死刑。 （2）认为“人类的大多数”皆热衷于圣徒崇拜，企图以此获取神明的恩典，因而他们皆属《古兰经》里严词谴责的“以物配主者”。 （3）认为凡在礼拜时念诵先知、圣徒、天使的名字者，向安拉以外的伪神求情者，向一切伪神盟誓者，皆为以物配主的伪信者。 （4）认为凡承认非以《古兰经》、逊奈或必要的理智为基础知识的人，凡否认一切行为皆来自于主命者以及反对只根据经文来注释《古兰经》者，皆属异端信仰（外道）。 （5）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认为宣布战争与和平是伊玛目（宗教领袖）的重大职责，无论何时，只要他认为战争有利于弘扬伊斯兰教，有利于保卫穆斯林民众的权益，他就有权宣布“圣战”，而每一个信士必须听从伊玛目的召唤，积极献身于“圣战”事业。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6）反对当时广为流行的各种礼俗、恶习，主张净化宗教礼仪、民俗习惯。主要包括禁止吸烟、赌博、歌舞、佩戴首饰、穿着丝绸；禁止崇拜苏非圣徒、圣墓；反对禁欲、苦行、遁世等苏非主义宗教传统等。

1801年，瓦哈比军再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境内，一举攻占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扒倒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拱顶建筑，夺取大量战利品。 1803年4月朝觐期间，瓦哈比军攻克麦加，麦加的谢里夫逃亡吉达。 1804年，瓦哈比军夺取麦地那，捣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劫掠了墓地的全部物品，并将大批圣族显贵驱逐出境，从而控制了全部纳季德领土。 1818年4月，瓦哈比派最后一个据点达尔伊叶被埃军包围 ，9月阿布杜拉战败投降，后于伊斯坦布尔被处决。至此，历史上第一个瓦哈比政权被推翻。 1902年，逃亡科威特的瓦哈比派首领阿布杜勒·阿齐兹二世返回故土，召集旧部收复利雅得。为恢复沙特家族的统治，他再度诉诸“圣战”，于1910年创建了生产与军事相结合的兄弟会式组织（伊哈瓦尼），使瓦哈比派宗教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近代以来瓦哈比派所开创的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思潮，对世界许多地区的穆斯林皆有明显的影响，成为各地穆斯林效仿的榜样。例如，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于印度西北部的“圣战者运动”，发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巴德利运动”，发生于北非的“赛奴西运动”以及稍晚在中国西北地区兴起的伊合瓦尼教派等，皆直接受到过瓦哈比运动的影响。

针对伊斯兰教历史上广为流行的苏非主义传统，特别是圣徒崇拜、圣墓崇拜习俗，瓦哈比运动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与逊尼派权威大师安萨里（1058—1111）所开创的容忍、融合苏非主义的思想传统大相径庭。

“圣战”（吉哈德），阿拉伯文原意为“尽力而为”，原指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为捍卫伊斯兰教信仰与麦加多神教徒进行的战争；后指在伊斯兰教旗帜下为弘扬主道而进行的战争。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为弘扬主道而战是每一个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历史上对圣战观念多有不同的解释，以“圣战”名义进行的战争既有正义战争，也有非正义战争，不可一概而论。近代以来，随着瓦哈比运动的蓬勃兴起，古老的圣战观念再度复活，成为改革与复兴伊斯兰教经常采取的重要方式。

1.印度的圣战者运动 自麦加朝觐归来后，可能是受到瓦哈比运动的鼓舞和影响，圣战者运动开始从思想发动转向实际行动阶段。在宣教中，他们尤为强调复兴认主独一的纯正信仰，动员民众以实际行动来抵制各种“以物配主”的行为和非伊斯兰教的礼俗，包括盛行于苏非教团中的圣徒崇拜、圣墓崇拜，源自什叶派传统的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节庆活动以及受印度教影响的一些习俗，如朝拜印度教神祇、圣地，呼喊印度教口号，庆祝印度教节日，向印度教僧侣婆罗门占卜吉凶等。如同瓦哈比运动一样，圣战者运动也以提倡一神论信仰、反对多神崇拜为宗教改革的主旨。但不同的是，它所抵制的“以物配主”主要是指来自印度教的外来宗教影响，而对苏非信仰则较为温和，对信奉印度教的居民也采取宽容态度。 圣战者运动的改革方案包括两方面的目标，这是根据瓦利·乌拉的宗教政治思想中“不完善国家”与“理想国家”的区别标准制定的。前者相当于传统上所说的“敌占国土”，指的是在英国殖民者或非穆斯林占领下的领土；后者相当于传统上所说的“伊斯兰国土”，指的是印度穆斯林聚居的地区。运动的目标在于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改变“不完善国家”的面貌,并通过“圣战”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理想中神权政体的“正义之国”。为此，圣战者们以村落为基地，在非穆斯林统治区建立自治的圣战者基层组织，以清真寺为活动中心组织民众，还设立独立的伊斯兰法庭，在穆斯林居民中实施伊斯兰教法，逐步建立武装力量，以发动“圣战”。至于运动的第二步目标，即建立独立的穆斯林政权，则长期未作出决定。后来他们选定印度西北边境锡克教徒的聚居区为“圣战”的战场，认为锡克人的统治很不牢固，附近的帕坦族人从未屈服于外族统治，边境另一侧的阿富汗穆斯林也可能支持对异教徒的“圣战”。1830年，赛义德·阿赫默德宣布对锡克教徒举行“圣战”，一度占领白萨瓦，并在西北边境的山丘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权。次年，在锡克人的不断打击下，圣战者运动兵败于巴拉考特，赛义德·阿赫默德死于战场，运动以失败告终。

伊斯法罕学派不断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形成谢赫学派，得名于创始人谢赫·阿赫默德·阿赫沙仪(1753—1826)。较之伊斯法罕学派，谢赫学派理论观点更为系统，同十二伊玛目派的分歧也愈加明显。该派基本主张包括： (1)关于认主方式。认为欲认知某物，认知者必须同认知对象有相似性，既然人主之间无相似性，人当然也就不能认知真主的本质，人关于真主的知识只是基于个人想象的一种创造。在批判苏非派认主学的同时，该派又对十二伊玛目派知识传统提出异议，认为真主的知识有两类，一是与真主的本质不可分割的基本知识，常人无从了解；一是真主创造的知识，可以获得。

2.巴布运动的始末 巴布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默示录》的写作，后来被奉为巴布教派的经典。巴布在《默示录》中指出：人类各个时代依次传递向前发展，每一时代皆有特定的制度和律法，旧制和律法随着时代的结束而被废止，代之以新制和律法。但新的制度和律法并非由凡人制定，而只能由真主差遣的先知颁布，巴布便是奉真主之命颁布律法的新先知，《默示录》是高于一切旧经典的新圣经。因此，摩西的《旧约全书》、耶稣的《新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皆须让位于《默示录》，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律法也应按《默示录》的精神予以修订。 巴布企望创建的“正义之国”，反映了伊朗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市民的意愿。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人人过着平等、幸福美满的生活。为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巴布提出过许多主张，包括保障人身自由，尊重财产所有权、继承权，以及偿还负债、支取商业利息、统一币制、修复交通等。在宗教思想上，巴布提倡简化宗教礼仪，取消妇女戴面纱等规定。巴布教派带有神秘色彩，尤为珍重神圣的数字“19”，一年为19个月，每月19天，由19名成员组成民众委员会，决定国家大事。 在宗教思想上，巴哈伊教义提倡普世宗教，认为宗教是一元的，人类是一体的，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一个，但它有不同的名称，诸如天神、天主、真主、佛主等等；上帝的旨意通过差遣的诸先知不断显现，而亚伯拉罕(伊布拉欣)、克里希南(印度教)、摩西(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波斯火袄教)、释迦牟尼(佛教)、耶稣(基督教)、穆罕默德、巴布、巴哈乌拉，皆是体现天神旨意的先知。

巴布运动虽告失败，但由此派生而来的巴哈伊教却得以发展，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经典、教义、礼仪和礼拜场所的独立的新兴宗教。今天除在伊朗外，巴哈伊教在西欧、南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皆有众多的信徒。它早已不再属于伊斯兰教的派别。

19世纪下半叶，一个后来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谴责为“异端”的宗教运动，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兴起，这便是阿赫默迪亚运动，得名于创始人的名字米尔札·古拉姆·阿赫默德(1835—1908)。 约在40岁时，他经过多年的思考，终于获得“启示”，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的马赫迪、基督教的救主弥赛亚，又是印度教的主神琵湿奴的化身。这样，他便自称为复兴三教的“新先知”。1880年，他用乌尔都文撰著《阿赫默德的论证》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宗教思想，后来又用英文发表了《伊斯兰教教义》，对伊斯兰教予以新的解释。

2.宗教思想和影响 阿赫默迪亚运动是一个新兴宗教运动。教主阿赫默德的追随者们自称为“真正的穆斯林”，信奉“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并不否认《古兰经》为根本经典，但其基本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仍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伊斯兰教把信先知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视为基本信条之一，而阿赫默迪亚派则相信在先知之后还有先知，教主阿赫默德便是继穆罕默德之后的一位“新先知”。此说意味着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根本否定。 其次，除什叶派穆斯林外，伊斯兰教逊尼派一般不大重视马赫迪复临的说法，而阿赫默迪亚派对此说深信不疑，并认为教主马赫迪实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化身。 第三，阿赫默迪亚派则公开宣布废除“圣战”，号召信徒不要敌视英国殖民政权，做一个“和平的穆斯林”，所以印度的穆斯林视他们为“英国人的走狗”。此外，该派还反对圣徒崇拜、圣墓崇拜，谴责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夫多妻、男子随意休妻和对妇女的禁束，否认来世生活和天园、火狱、末日审判之说。

在宗教思想上，阿赫默迪亚运动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但它对基督教教义的解说又属于“标新立异”。教主阿赫默德自称是基督教的救主弥赛亚和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此，他编造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当年受难的耶稣基督并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在受刑后的昏迷状态下被葬入坟墓，后来被他的一个奴隶救出，医好了伤，在会见使徒后转移到阿富汗和喀什米尔地区。他的“转移”便是基督教所说的耶稣升天。耶稣后来一直生活在喀什米尔，活了120岁，故后葬于斯利纳加(喀什米尔首府)。教主阿赫默德根据基督教小说家和印度佛教传说描绘了一个“新耶稣”的形象，意在驳斥基督教信仰，证明基督教的腐败，而他本人正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来拯救基督教的“新先知”。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在著作中列举了种种“事实”根据，如说耶稣的奴隶为救活耶稣为他涂药膏的故事，已被记录于成千部的医书中，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波斯文的文献中皆有据可查。为了在各种宗教信仰者中发展信徒，教主阿赫默德企图创立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宣称这一新宗教如人道主义一样宽泛，涵盖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信仰的精神，鼓励信徒以博爱精神去热爱、敬仰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救主耶稣、犹太教先知摩西、印度教大神琵湿奴和佛祖释迦牟尼。

1914年继任教主去世后，内部分裂为两个派别。主流派以阿赫默德之子巴什尔丁(1889—1965)为三世哈里发，以拉布瓦(今巴基斯坦境内)为总部，仍奉行原初的教义，号称有信徒50余万，其中半数在巴基斯坦，其余分布在西欧、北美、东非等地。另一派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人数较少，他们否认教祖阿赫默德为新先知，而只承认他是一位宗教领袖。

阿赫默迪亚运动的兴起，后来使它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界的冲突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布托人民党执政时期，出于内外政策考虑，巴国民议会才通过法令，宣布阿赫默迪亚派为非穆斯林少数派别，其信仰不属于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国际伊斯兰教组织也通过了类似决议，支持巴政府的立场，重申对阿赫默迪亚派的谴责。但该派仍在继续活动。

2.奥斯曼苏丹与泛伊斯兰运动 苏丹鼓吹泛伊斯兰主义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内，企图利用广大穆斯林民众所固有的宗教感情和团结意识来抵消愈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二是对外，苏丹在面临着欧洲列强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下，军事上节节败退，一筹莫展，政治外交上束手无策，指望以泛伊斯兰团结为纽带，联合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政权，共同对抗欧洲列强。为此，需要向世界表明，奥斯曼苏丹不仅是帝国的君主，而且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和伊斯兰教信仰的监护人。于是，苏丹—哈里发运动也就成为奥斯曼苏丹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内容。 传统上认为国家统治者哈里发只能由古来什阿拉伯人的后裔担任。所以奥斯曼君主自色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起，都不再称哈里发，而改称苏丹或伊斯兰的巴迪沙。尽管有文化传统和宗教感情上的难处，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仍自称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 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为泛伊斯兰哈里发运动时期。期间苏丹哈米德二世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首先是广泛开展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活动，使世人相信奥斯曼苏丹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为此，苏丹通过报纸、书刊及布道、朝觐圣地等方式，广泛散布舆论。苏丹的宣传鼓动正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除舆论宣传外，尤为重视通过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进行宣传。为此，苏丹专门集资兴建了通往麦加和麦地那的铁路，在圣地麦加沿途开通朝觐专线汽车，车上可以随时礼拜，还专门培训了一批朝觐向导，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宣讲泛伊斯兰团结的意义。在有组织的宣传鼓动下，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世界许多地区兴起。在沙俄统治下的中亚地区尤为活跃。 第三是号召对欧洲列强举行“圣战”。为此，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通过报刊、讲道、朝觐圣地、组织宣讲团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向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民众说明“圣战”符合《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为每一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号召他们为弘扬主道英勇奋战，献身于捍卫信仰的神圣事业。苏丹还派遣代理人到世界各地，在爪哇、苏门答腊、印度、阿富汗、中亚等地招募穆斯林王公贵族的子弟，予以培训，作为“圣战”的骨干力量。据说他把国家一半以上的税入用于组织“圣战”。但除在1897年对希腊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外，“圣战”并未取得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