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与深圳的结缘始于1984年。1982年，全国军队大裁员，任正非的前妻转业来到深圳南油工业区工作，他此后从部队转业到了深圳南油集团。深圳南油集团后来转型，下属企业各显神通，寻求生路，兴办了一批五花八门的公司，任正非所在的企业转型并不顺利，接连亏损，他的事业与家庭都出现了变故。正如李灏所提的那样，深圳市政府领布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让任正非看到了出路。按照文件规定，民间科技企业可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享有其他类型企业的同等权利，其经济活动受政府的管辖和保护。民间科技企业按集体企业纳税，在发展初期可向税务部门申请减免一至三年所得税。民间科技企业可以从国家银行取得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信用贷款。深圳的民间科技企业的门槛很低，股东在两名以上，注册资本只需一万元人民币。
任正非于是投入资金2.4万元，成立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名称中可以看出他的志向，“华”就是中华，“为”就是要有作为，“华为技术”就是中华民族要靠自己的技术有所作为。华为的初创地点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的一栋七层楼工业厂房，有10余间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仓库，员工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仓库里，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从香港进来的交换机配件。到了1939年，中国对程控交换机的需求巨大，市场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价格居高不下，中国有一批企业怀着雄心壮志，力图改变受制于人的面貌，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研发程控交换机。任正非认为像华为技术这样的民营企业，不搞自主开发，那就永无出头之日，搞自主研发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一旦成功就可一举改变落后面貌，开辟出一条阳关大道。他横下一条心，决意搞自主开发，但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华为技术公司只得向大企业借高利贷，年利息高达20%。这就是民间所说的“滚刀肉”。他借到一笔资金后，开发程控交换机，曾以悲怆的语气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到了1993年，华为技术公司付出6000万元资金的代价，终于开发出2000门的C&C08程控交换机。
华为的产品是先进的，价格只是国外同类产品的1/3。但是，中国的电信市场被外国产品所垄断，有些人只信洋货，不信国货，十分可气。华为只得暂时放弃大城市的市场，向农村市场发展，第一目标是浙江省的义乌市。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义乌市还是一个农业大县，这个县级市还用不起价格昂贵的国外产品，就用华为的程控交换机，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就是产品赊销，先安装机器，运行正常后再分批付款。华为的员工将这一订单视为公司的翻身仗，公司的命运系于这一战役，员工一连4个月都在工地上，终于将设备调试成功。此时的华为已经倾其所有，如果不成功，将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可能无法生存了。1994年，华为的程控交换机终于在中国农村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中国的电信市场还是不相信华为，银行也不支持华为。为了缓解华为的燃眉之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亲自出面，说服银行给华为贷款。1996年，国务院领导到华为视察，看了华为的程控交换机后，心情十分振奋，当场表示要支持华为的发展。至此，华为得不到银行支持的局面才得到彻底改变。从此以后，华为技术公司扬眉吐气，发展势如破竹。引自第100页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深陷困境的IBM看到了希望。IBM是世界电脑产业的领袖，1984年的营业额就高达260亿美元，但是到了1990年以后，这家老牌企业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大亏损，其中1993年的亏损高达50亿美元，创下当时美国企业史上第二高的亏损纪录，而且微型机更被挤出国际前三名。1993年4月，IBM公司的新任董事长郭仕纳受命于危难之中，做出了一项令人惊叹的改革，停止IBM在美国所有的电脑生产线，不再在美国生产被称为“时代骄子”的电脑，而是将所有电脑生产厂迁到美国之外地区，IBM一下子成为美国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转而生产更为核心、更为复杂、利润更大的产品——软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脑新兴市场，对IBM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深圳是中国的电脑生产基地，IBM就将投资的重心选择在深圳。
自1993年开始，IBM在深圳投资超过5亿美元，建立了五家独资、合资企业与两个中心。两个中心是中国采购中心，二是全球服务中心，五家投资企业中的每一家都是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是深圳电脑业的中坚力量。
IBM在深圳的首家合资企业是万国软件开发（深圳）公司，由IBM与深圳大学、香港东亚银行合资经营，首期投资200万美元。这是深圳最早的中外合资的软件公司，它为内地、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客户开发软件。IBM的汉化部门参与了万国软件开发（深圳）公司的工作，使得英文的操作系统转化为中文操作系统，使中国用户从中受益。深圳万国软件开发（深圳）公司是当时国内优秀的餐饮信息化解决方案领导供应商和服务商，全国有30000余家客户使用其软件。
IBM投资深圳的第二家企业是长城国际信息产品（深圳）公司。这是BM和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的合资企业，投资为1000万美元，IBM的投资占80%，成立于1994年2月。这家企业的投产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一起大事件，在国际上也是一起令人注目的大事件，被誉为国内与国外两大电脑巨擘的联手，受到多方面的关注。IBM公司在深圳建立生产基地，使IBM能通过深圳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使中国用户得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微机与服务，还可以利用深圳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用户的实际支出。对深圳中国长城集团来说，通过合资能获得IBM的技术与帮助，带动中国计算机工业水平的提升，改善生产制造与销售经营的水准。长城国际信息产品（深圳）公司还有一个重要产品，就是中国长城计算机公司的王牌——“金长城”电脑系列，与IBM微机放在同一个车间里生产，同样由IBM管理专家进行严格的生产质量监督。通过与IBM的合作，“金长城”系列微机的品质逐步地向世界水准提升。到1999年底，IBM大幅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深圳成为IBM全球重要的个人电脑生产中心。引自第136页
1993年，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你推出第五代处理器，轮为Pentium。Pentium的中文译名叫“奔腾”，这是电脑史上最为精彩传神的翻泽。进军中国市场，英特尔选择了联想。在20世纪90年代微机的价格很高，价格约是3万元人民币，这对收入微薄的中国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障碍。联想与英特尔合作，于1996年发动了一场“万元奔腾之战”，将微机价格降到了万元以下，这是中国微机产业的市场革命，微机开始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到1997年，联想在深圳福田保税区建立了联想深圳公司，生产高端笔记本电脑与台式电脑。
以收购IBM全球微机业务为标志，联想开启国际化之路，并最终成为个人微机最大的生产者。这场收购，也让联想和深圳有了更紧密的关系。IBM在深圳的个人电脑业务，成为联想冲刺全球第一的重要助力。
2005年5月1日，联想正式宣布完成收购IBM全球微机业务。根据收购条款，联想支付IBM12.5亿美元，其中6.5亿美元是现金，其余的6亿美元是联想的股票。对于这项收购，社会各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IBM之所以要卖掉微机业务，就是要卸掉包袱。早在1993年，IBM为减小巨额亏损，将美国本土的微机制造业全部转移到美国以外地区，成为在美国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现在又要卖掉微机业务，就是要将一个利润增长无望而又消耗巨大资源的包袱转给联想。如是一只生金蛋的母鸡，IBM怎么会卖掉呢？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当时如此说：对于国际市场，我们还是一个门外汉，但毋庸置疑，联想必须寻找活路。如果不走出去的话，我们的营业额、利润就将很难增长，投资人也不会满意，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往外走。20O3年，我们与IBM洽谈并购，如果以双方的销售业绩合并计算的话，意味着联想的微机年出货量将达到10万台，销售额将达到120亿美元，从而使联想的微机业务规模增长四倍，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厂商。
完成收购后，联想获得了IBM的微机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还收获了IBM的一块重要资产——位于深圳福田保税区的工厂。在联想的介绍里，这里是联想个人电脑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ThinkPad电脑的工厂，也是联想全球最大的X86服务器生产基地。引自第144页
另一位叫陈志列，也是江苏人，1963年出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和吴海军一样，他也是1990年毕业走出校门的研究生；和吴海军主打消费级产品有所不同，陈志列盯上的是专业化的特种计算机。
1993年，30岁的他在上步工业区里的南光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办了一家小公司。办公室才28平方米，七八个人在一起干，做的是工业计算机的代理。工业计算机的代理利润很大，有时毛利率高达2000%，平均有500%，公司开业半年就赚了180万，到1994年赚了1000万。他决定办一个高科技公司，技术一定要创新，办成“研究的发祥地”，于是给企业取名“研地”。拿着这个名字去深圳市工商局注册，一位科长对他说，“研地”这个名字不好。陈志列问为什么？科长说，这个名字叫研地，如果有人打电话问“你们是谁啊？”你说“我们是研地”，人家没准儿就回答“炎帝？我还是黄帝呢！”陈志列于是欣然改名，还是“研究的发祥地”，不叫“研地”，而叫“研祥”。
做了四年代理之后，研祥在特种计算机领域羽翼渐丰，此时的陈志列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代理商角色，开始研发、制造PC总线系列特种计算机产品，着手于自创品牌。经过仔细考虑，陈志列把投资自主研发的想法在公司集体会议上公布了出来，意想不到的是，研祥领导团队全部举手通过。在一篇回忆录里，陈志列表示当时仅留下了基本生活费，其余赚的3000万元全部用于产品研发投入。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1999年底，公司开始生产工业电脑的主板，2002年在国内率先推出第四代工业主板——“祥龙1号”，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以40%的速度连年递增。2003年，集团子公司研祥智能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一举成为国内特种计算机业唯一的上市公司。自此，研祥成为国内特种计算机行业的龙头。引自第148页
社会学家艾君坦言，我们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造假行为、盗版行为等侵权行为强加到“山寨文化”的范畴。“山寨文化”中的复制并非完全意义上带有盗版、造假等侵权行为的复制。“山寨文化”的复制是一个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无论从产品名称、产品内容或者技术的内涵和范畴以及表现出的式样都已经焕然一新，尽管会有相似性，但“像”并非“是”也。已经并非原来意义上的产品了。“相似”并非“就是”，这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从法律上对“山寨现象”进行制裁的原因。
分析“山寨”手机的爆发，不能不提到一个政策的变化。2007年底，手机牌照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使得庞大的“山赛机”一下子浮出了水面，深圳的手机不论产自何地，都有了合法身份，地下游击队变成了有番号的正规军。牌照制的申请门槛最初非常之高，不仅要有2亿的家底，每款手机的测试费用也是百万元以上。在某种程度上，“山寨机”既是被牌照制逼出来的草莽手机，又是一种仿制痕迹很明显的手机。牌照，当时已经沦为寻租资源。所谓的正规军，很多不做技术开发，不做制造，连市场销售也不做，就卖牌照，与那些没有牌照的企业做贴牌生意，贴一台手机收费80元甚至100元，靠牌照坐地收钱，成了卖牌照的皮包公司。有些企业看到这个机会，就走关系、行贿，使出各种手段去有关部门公关申请牌照，申请下来就一本万利。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有1.5亿部，几乎与国内市场的品牌手机总销量相当。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大环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品牌商开始大举取消订单，深圳以出口为主的生产企业开始转向国内市场。2006年深圳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超过6000亿元，首次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这一年，深圳手机厂家据说一度多达4000家。大家最常见的玩法是：从系统集成商里拿到国外的元器件做组装，或者按照国外的图纸做一个山寨产品，然后再返销出口。这部分原本被出口消化的产能转向内销，竞争必然加剧。更为重要的，这些主打出口的“山寨机”更适应手机产品技术和市场变化快的特点，对市场更为敏感，产品开发更为快捷。据称，华强北一款山寨手机从开发到上市仅仅需要一个半月，而且“山寨时期竞争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打价格战，以及百变的外形，你出50款我出100款”。引自第172页
为“山寨”机说公道话的，是前诺基亚资深战略分析师——简奇・普蔡斯。他在过去10年间一直致力于记录世界各地的技术应用，为此跑遍了全世界。在中国内地一座城市，普蔡斯发现电子市场里的小贩们在兜售着形形色色的手机、笔记本、播放器和平板电脑，而且几乎中国所有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的电子商城，也在兜传这出产品，这些产品基本上都出自深圳华强北。普蔡斯总结说：仿造的手机通常会有些出乎意料的功能，比如正品所没有的摄像头、额外的插口、不常见的连接口等。正规厂商们无法满足的需求，山寨商们都给满足了。或许你可能会认为山寨机不可靠，因为它们太便宜了。不过普蔡斯认为，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新一代的“超级赝品”通常很难与真品区分开来，而且性能也不错。中国的山寨产品不再是粗制溢造，部分山寨企业家们也开始改进，复制并制造细微差异的方式，也许正是中国企业的一种创新形式。
原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则认为，山寨是草根创业的一种体现，是需求端的一种创业。在深圳的优势中，华强北背后是快速、小批量的制造能力，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华强北的从业者感受稍有不同，他们认为产品本身缺乏核心技术是导致被短时间内大量复制的原因。很多曾经在山寨企业待过的人一走出企业大门就开始复制手机，使得山寨手机泛滥成灾、供大于求的现状难以改变。恰恰是这种缺乏道德底线的复制模仿，使得有意进行研发的企业只能被市场推着往前走，无心搞研发，把资金和精力投入另一个复制怪圈中。
中国消费类电子产业链整合第一人李易则对山寨的看法很宽容，他认为山寨的核心就是复制和模仿。有钱、胆子大就是山寨企业的发家本领，“山寨企业并没有要振兴民族企业的雄心壮志，什么赚钱他们就做什么，如果烤红薯的利润高，他们马上就可以改行烤红薯”。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教授、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总结深圳转型发展路径，称之为“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最终实现了从模仿式、跟随式创新向竞争性创新、自主创新的转变。他在文章中提到，“山寨”，这是一种没有核心竞争力，简单模仿著名品牌的制造方式。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在持续高速成长，但深圳仍然处于模仿式、跟随式创新时期。OEM代工生产是深圳产业的代表形态，全球代工巨人富士康集团在深圳达到了全盛时期50余万人的规模，代工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虽印着“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实际上是“Assembled in China'”（中国装配）。除了代工外，深圳还有另一个标志“山寨ShanZhai”。有人戏称，什么是山寨？山寨就是Made in SZ（Shenzhen）。引自第173页
Clarity首席运营官Hannah Hagen在媒体上的表述如下：“我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我来到深圳华强北的第一感觉是这里的速度。在产品开发方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拿到PCB。如果在美国的话，可能要等两个星期，还要付很大一笔运费。但是在这里我只要下到专业市场，1小时之内或者只要15分钟就可以去到不同的电子元器件公司，找到想要的元器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潘昊是当下国内最知名的创客，华强北也是吸引他从北京南下的原因。这位矽递科技创始人说：“华强北是硬件创客的天堂。做硬件要获取必要的物料和元器件，而华强北的专业卖场就充当了创客的仓库。如果还不够，还有整个珠三角的电子工厂。来到华强北，你马上可以获得整个深圳甚至珠三角供应链的货源，你感觉到跟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对接上了。”
在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的交汇处，“中国电子第一街——创客的摇篮，创业的天堂”的新招牌赫然立起。这是华强北在2017年开街后的一个新变化。在它的两侧，赛格集团大楼和华强电子世界，两大集团分别大手笔投入千万资金在黄金地段设立了首期5000平方米的创客中心。华强北为创客提供了平台，创客也为华强北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有分析指出：华强北传统的电子元器件交易业务，在“山寨电子产业”退潮、网上交易兴起的大背景下，面临逐步衰退的危机，华强北转型是政府和产业界近几年来关注的热点难点，硬件创新的兴起，创客活动的繁荣，将为解决该难题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机遇在哪里？按照分析人士的说法：华强北是电子产品的“第一公里”，一个个创客在华强北的“微创新”活动将打通华强北的创新循环。
2017年1月，踩着开街的时间点，《南方日报）推出了“我来自华强北系列报道。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手机和电子行业分析师潘九堂谈到了华强北的不景气：“华强北的兴旺与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息息相关。如果电子行业不断出现新产品，华强北就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如果大量的中小企业艰难求存，华强北也会跟着不好。”电子行业在继手机和平板火热发展后，智能硬件却还都没有做起来，无论是VR/AR、智能手环、智能手表，都没有做出量，这也直接导致了华强北这两年不太兴旺。
在他看来，华强北相当于一个硬件中小企业的孵化平台。特别是很多新兴行业，往往面临没有成熟元器件采购平台这一问题，比如智能手表，其所需零配件无法通过现有供应链支持，很多人都需要到华强北来寻找资源。新的智能硬件需要在华强北试销、批发，一旦产品走量，就会形成完善的元器件供应。依托华强北丰富的元器件以及珠三角的完整产业链，创客在这里可以获得小批量生产、智能硬件供销平台以及创投基金、金融服务、电商推广等全方位支持。引自第178页
最神奇的“啃”苹果，发生在iPad身上。iPad是苹果2010年推出的平板电脑，但是华强北的平板却早于苹果本身。知情的商家如此表述：“这一款平板机比iPad先上市。当时，谁都不知道苹果的iPad长什么样，有人说iPad就是iPhone的扩大版，随后就有厂家率先生产出这一款平板，扩大版的iPhone三代，用的却是Windows系统。”在2010年，还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iPad离你究竟有多远？是距离旧金山欧巴布也那艺术中心的15000公里，还是距离全球发布日的192个小时？都不是！‘深圳速度’早在两周前就把iPad样机摆上展台，推向海外。”
在iPad问世的2010年，深圳产的ePad杀进了亚马逊热销榜。在圣诞榜单上，卓尼斯推出的10寸平板ePad排名第11。来自华强北的平板，不仅尺寸与苹果iPad相当，而且性能并不逊色。至于售价，ePad产品售价为259.99美元，而苹果iPad基本款起价就是499美元。平板电脑时代，华强北非常幸运有苹果iPad这么一位超级明星作为前锋：“苹果都敢做平板，我们为什么不敢？
2017，华强北又出品了一个苹果传奇。前硅谷程序员斯科特·艾伦来到华强北，用从这里买到的各种元器件，“DIY”出了一部iPhone6s。先从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买来支持指纹密码的主板，之后又从手机修理店买来旧屏幕，拆开后用新零件重新组装。整个组装过程中花了3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0多元，而当时iPhone6s的全新版本售价大概在3000一4000元。艾伦上传视频后，全球点击量在一天内就达到了百万。引自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