苜蓿对《事故共和国》的笔记(9)

事故共和国
  • 书名: 事故共和国
  • 作者: 约翰·法比安·维特
  • 副标题: 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
  • 页数: 394
  • 出版社: 上海三联出版社
  • 出版年: 2013-1
  • 第33页 导论
    我在整本书中所使用的都是性别特指的术语。工业事故研究者所关注的工业工人几乎都是男性。女性——通常是年轻的单身妇女——主要在纺织业内工作,纺织厂反复运转的织布梭与快速转动的传送带会给女工手部尤其是手指带来伤害。早期的工业病学者研究的是火柴制造这些工业,这正是很多妇女赖以谋生的行业。1911年的三角地大火让一百多名年轻女工葬身火海。然而,在那些试图处理工业事故危机的人们看来,当务之急还是男性工人的工伤,他们的家里还有需要养活的妻子儿女。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讲的,这种家庭模式——所谓的家庭工资——在美国事故法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通常会提到男性工人或男工而不是工人,提到男性工人的赔偿而不是工人的赔偿。所有这些词语以及制度的性别特指都构成了工业事故危机与制度回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自 导论

    弱势群体中的更弱势群体。

    2015-10-29 23:26:15 回应
  • 第一章 工伤残废、贫穷寡妇与自由劳动的危机

    总论:19世纪中晚期,美国工业事故率飙升。自由劳动似乎助长了工业事故率,这一点引发了对自由劳动的质疑与改造。 引入:1、战争赔偿成为工伤赔偿的铺垫,也提供了一个对比。 2、工业化带来事故率的增加吗?虽有质疑观点,但统计数据显示确实如此。 美国的情形尤为严重——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自由劳动从以下几个方面助长了事故难题: 1、事故被看作工人自由选择的风险——雇主责任的“美国原则”

    如果工人反对一项危险的任务,“他有权去放弃他的工作。他并不是一个奴隶——他不能被强制从事危险条件下的工作”。因此,如果他受到伤害——“如果他被锅炉烫伤致死,或在连接火车车厢时被削去了头颅”——他与家里的“孤儿寡母……必须承受这后果”。
    引自 第一章 工伤残废、贫穷寡妇与自由劳动的危机

    2、自由竞争驱使安全投资的削减。 3、工人本身对安全规则的忽视甚至抵制。 对于“自由劳动”,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解: 1、强调自由主义与个人自治,与“强制性”相对; 2、劳工领袖的观点:强调“独立”; 3、自由劳动是最有效率的生产机制(相对于奴隶制而言); 4、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者与社会保险项目专家的观点:强调对家庭的结构的作用(“家庭工资”的概念)。 这几种不同理解之间的差异,在面临新的挑战时,进一步凸显出来。 新的挑战如: 1、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展,人们发现雇佣工人很难像设想的那样实现经济独立,自由劳动也难以保护家庭领域免受市场的压力; 2、对“效率”主张的挑战:科层制的出现; 3、特别重要的,工业事故危机带来的挑战。 在20世纪之交,工业事故开始成为美国人最关注的社会弊病。——为什么? 1)工业事故在新工业经济的主要行业中构成了尤其严重的难题; 2)工业事故还主要落在那些赚钱养家的男性工人的身上,不仅是个人,整个家庭的生计都受到影响; 3)工业事故的后果,在外人看来是触目惊心的,在受害者本人看来则是毫无防备的; 4)工业事故给努力工作的雇佣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工业事故危机给自由劳动理念带来了挑战。例如: 1)对效率论的挑战:工人伤害带来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 2)对家庭工资的挑战:工业事故使自由劳动者难以维持家庭工资; 为应对工业事故带来的挑战,美国人曾试图在自由劳动范围内思考工业事故,例如使用奴隶制、人身买卖等概念进行讨论,但没有成功——讨论体系需要更新。 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重塑和改造自由劳动的范畴与性质? 基于前文所提到的,对于自由劳动价值的四种不同理解,对于事故危机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1、自由派:事故危机威胁到了“自治”; 2、工人:工业事故是资本主义给“独立”劳动者造成的危险; 3、企业管理人员:工业事故是一种浪费和低效,是对“效率”的威胁; 4、进步主义者、慈善官员与社会保险专家:工业事故造成“家庭工资”的危机。 这四种不同的理解进一步产生了不同的理念——如何更好地解决工业事故危机,以及工业化经济中新型的类似风险?此后的几章将分别考察这些不同的理念: 1、普通法人身伤害诉讼的自由模式; 2、工人保险协会的合作模式; 3、雇主私人救济基金的管理模式; 4、国家强制性赔偿计划的社会保险模式。

    2015-10-30 20:36:25 回应
  •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总论:19世纪末的侵权法对于非过错伤害的无过失受害者,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 当时侵权法的主流观点是,被告仅对因其过错或过失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负责。

    事故导致的损失应该留置在事故发生的地方。
    引自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有代表性的是霍姆斯的达尔文主义立场,以及一些律师所坚持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在其界限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却不会因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而受到责难。 对古典侵权法观点的具体阐述如下: 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莱缪尔.肖法官在布朗案中的判决,被告行使了合理或常规的注意即可免责。 古典侵权法背后的理念是19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只要符合他人的类似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为。这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界限的划定,也是对国家权力的抵制。 这一思想面临的困境是,个人权利的自由行使与他人权利的自由行使难以协调,无过失伤害者的自由和无过错受害者的自由存在冲突。 当时理论上为解决这一困境,提出了“无法律救济的损失”(damnum absque injuria) 的概念。具体的支撑这一概念的理由有:1、将伤害的成本从一位无过错的当事人转移给另一位同样无过错的当事人,这只能带来毫无价值的行政成本;2、严格责任标准有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停滞(这一观点在今天的中国也不乏主张者);3、想象中的社会契约:个人放弃了他们对人身与财产的“自然权利”,换取的是邻人对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同样放弃。 这一理论的思想根基在于,对国家干预威胁私人领域的担忧。

    正如霍姆斯所言,如果“国家干预是一种恶,它在哪里都不能变成一种善”
    引自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美国人对国家干预的警惕为何如此根深蒂固?相比而言,有悠久专制历史的我国,这种警惕却从未成为主流。) “无法律救济的损失”这一概念未能真正解决定义个人自由范围时的难题。另一些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努力包括共同过失规则与风险承担原则。 尽管法律界精英们精心构建出精细的结构,大量的人身伤害诉讼仍冲击着理论的虚弱之处。 当时的人身伤害诉讼不仅仅是数量庞大,人身伤害法的结论也随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与社会组织结构向生产和家庭生活相分离转变,服务损失之诉也随之向依托损失之诉转变。(经济的发展具体怎样影响到法律的变化,书中没有说清楚。) 不过,当时的人身伤害诉讼也面临着许多障碍:1、文化上,18世纪主仆权力服从模式的残余;2、与雇主对抗的困难,大工厂主、矿主形成垄断,势力庞大,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工厂城镇中,起诉雇主经常意味着对抗当地最有权势的人,所危及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工作前途,还包括一个人的住房供给、教会成员资格、甚至是市镇贫民救济的权利。
    引自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小公司则通过关门大吉逃避赔偿;3、法律本身的障碍,例如证据法使工人的举证面临困难(今日之中国仍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尽管有这些障碍,侵权诉讼在1860年代与1870年代仍然大规模迸发,同时期律师的人数也大为飙升。律师们之间激烈竞争,不惜采用一些灰色的手段,由此也引发了对律师职业道德的争论。

    律师对于案件结果的个人私利破坏了律师“公正执行法律”的义务。
    引自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美国人真的曾普遍认为律师有这样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最大化其当事人的利益吗?准备去看《迷失的律师》) 除了大量的人身伤害诉讼,另一种冲击古典侵权法理论的趋势是,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无过错受害者出现,特别是在工伤事故中,这似乎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企业经营风险的一部分。“无救济的损失”的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推动了严格责任和准严格责任,如推定过失的出现,但古典侵权法的理论体系仍不可避免地从有序走向混乱。 雇主责任法和新的判例开始出现,总的趋势是废止工友规则,修正共同过失原则,限制风险承担原则。例如,对于公司通过契约逃避责任的观点,法院不予支持的理由主要包括:1、家长主义,即认为一些具有基本价值的权利不能通过承诺放弃;2、认为契约双方的不平等地位影响到意思表示的真实性;3、契约双方的协议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第三方,责任放弃会导致第三方风险的上升,

    如果铁路在合约中免除了其对一位乘客或雇员的责任,铁路照顾其他乘客与雇员的激励必然会减少。
    引自 第二章 古典侵权法的困境

    不过,这个问题仍是有争议的。 古典侵权法最终还是限入了理论上的僵局,既无法在私人之间,也无法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这一缺陷引发了寻找侵权法的替代路径的尝试,下一章中将进行讨论。

    2015-11-02 16:39:30 回应
  • 第三章 合作保险运动

    总论:美国的合作保险运动曾经蓬勃发展,但最终未如英国与欧陆国家一样,成为美国社会救济体制建设中的奠基石。 从1868年美国第一家合作保险协会——联合工人兄弟会创立起,20年间,合作保险已经发展成美国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制度。 合作保险制创造性地回应了伤残保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难题,同时代表了用合作制来改造社会制度与美国经济的努力。但最终,对事故问题过于集中的关注阻碍了美国合作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背景:19世纪末,美国工人难以通过商业保险得到有效的保护。商业保险不以受伤工人为主要的承保对象,即使是所谓的工业保险,也是用来偿付死者的丧葬费用,而不是在雇佣工人死亡后替代维持家庭的收入。 商业保险未能发挥的作用被工人合作保险协会所覆盖。它的优势在于,既能够利用工会在监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特有的能力(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了他们的团结,并可以相互监督),又可以在机构上与工会组织区别开来,从而不会造成工人组织与事故保险之间的紧张(这是因为,过于强调保险功能,必然会引起对缴不起保险费用的成员的排斥)。19世纪末,合作保险发展迅速。 全国性的保险协会在名义上可以分为两种组织类型,一种提供疾病与伤残救济,另一种提供生命保险救济。实际上,合作保险协会常常会同时提供伤残与生命救济。 对工伤事故的救济即使不是所有合作保险协会的创立初衷,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方面。为处理好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1、通过纪律规则与制度,处理事故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2、通过保险共同体的设计,促进团体的忠诚与互利;3、通过分摊方案来经营运作,避免腐败,强调友爱与互惠;4、全体成员都交付同样的会费。 除了对抗伤残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合作保险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在迅速变革的经济中保存与重建自由劳动理想的努力。不过,理念本身的准确含义是有争议的。在合作保险运动内部,也有两种理解: 1、“薄”理论,认为通过合作,理性的自利个人可以承担起新的自治与责任。代表人物如埃里泽.莱特,主张通过人身保险,人们在面对偶然事故时仍然可以有能力承担责任。 2、“厚”理论,不仅仅关注个人,认为合作的最终目标是把竞争性雇佣劳动体制改造成“合作性的群众事业”,关注整个工人群体的地位,追求对工业时代的经济生产的彻底重组。主张通过合作,工人可以保持尊严,并获得与其生产能力相应的劳动成果,甚至将美国社会重构成一个“合作共和国”。 在这种理论下,当时的雇主责任法是值得谴责的。因为工人创造了价值,多数利益归于雇主,风险却都由工人承担。——尽管如此,对雇主责任法的抗争并不是十分强烈。这是源于工人对于雇主管理权的抵触。如果承认雇主应承担工作过程中的风险,则不得不接受雇主对工作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因此,一种主张是,通过工人的团结和谈判,要求雇主通过工资的增加补偿工人所承担的风险。 随着合作保险的发展,问题也开始出现: 1、保险协会的商业性要求限制他们向共同体中最贫困成员提供救济的能力,例如,拒绝接纳高风险的成员,需要保持低风险成员的稳定注入; 2、保险合同法的发展使得合作保险协会难以监督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这是因为,合作保险协会和商业保险公司一样,面对着法院对格式合同的严格审查,却不像商业保险公司一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可以设计出更复杂的合同实现目的; 3、财务结构的困境。退会成员所缴纳的费用被瓜分,成为一种投资手段,进而发展成庞氏骗局。 尽管有这些问题,合作保险协会仍代表了美国事故法的发展中未能走上的可能道路。这是因为,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互助保险协会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例如,英国友联协会。而相比于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现代事故法的特征就在于其更加依赖于侵权法诉讼。 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 1、美国合作保险协会的分化趋势。虽然有过整合的努力,但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权力,且受到自愿主义者的抵制; 2、更关键的是,欧洲各国将合作保险视为处理大量问题的一种方法,而美国实践中却把精力集中在工业事故问题上。当合作保险处理工业事故的能力面临挑战时,它的地位也随之不保。 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二: 1)新移民大量涌入,这些新移民没有通过合作保险协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2)合作保险协会可以提供赔偿,却不能有效地鼓励安全、遏制事故。20世纪初,美国的工厂安全监管体制相当失败,而工人自身预防事故的能力也受到怀疑。研究者渐渐倾向于将雇主看作事故预防的主体。 20世纪初,合作保险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私人雇主的事故赔偿方案,和工作事故赔偿的立法。

    2015-11-05 17:47:03 回应
  • 第四章 从市场到管理者

    从1880年代开始,新一代的工厂管理者开始建立起制度化的事故救济计划,发起了工作安全的理性管理运动,试图以效率之名来改革工业安全与事故伤害的处理方式。 当时,市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自由劳动被普遍看作列有效率的激励方式。但是,到了1880年代,竞争市场的效率开始受到质疑。竞争带来低价倾销与过剩生产。这种反思带来了公司间的合作、合并和垄断。 与此同时,雇佣劳动中的自由劳动价值也面临反思。19世纪中期的劳动管理方法是一种市场与雇主控制的混合体。一方面,工头、雇主通过权威乃至身体强制控制工人;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深入到19世纪中期的公司,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1880年代对于市场的反思,让人们开始质疑这种管理方式。工资劳动相对于强制劳动效率的降低、劳资冲突等问题,都支持了这种质疑。这种反思则带来了公司内部管理方式的变革。 新的管理方式强调劳动过程的管理、等级与理性化的模式,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泰勒。泰勒与追随者一方面强调管理者控制(理由是工人没有能力充分掌握生产过程,个体工人的选择权应被取消),另一方面强调管理者责任——相应地,他建议由雇主设立事故保险救济金,其部分来自于工人因违反纪律而支付的罚金。 20世纪初的管理者的效率观与今天不同,他们把节约资源(自然资源、原材料与劳动力的纯量)理解为有效率的,因此工伤事故被看作是一种浪费。为杜绝这种浪费,管理体制需要作出改进。 改进的努力一:由公司设立起雇员事故赔偿基金。 这一制度从铁路工业开始,发展到钢铁、矿业等行业。多数公司要求加入事故赔偿计划的工人签下放弃诉讼权的书面证明,或是在获取基金救济和提出风险性的侵权诉讼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基金也通过监督机制来限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在这些基金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钢铁在1910年宣布成立的“事故救济的自愿者计划”。该计划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所有经费完全出自于雇主的捐赠。 为什么要建立雇员事故赔偿基金?在专业人士看来,主要有几个作用:1、证明管理者经营与控制企业的权力的正当性,培养雇员的忠诚,瓦解工人对于劳工组织的忠诚;2、降低浪费,鼓励公司去降低事故成本。

    诚为汤普森所言:“防止铁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公司的董事捆绑在每辆火车的车头处。”
    引自 第四章 从市场到管理者

    改进的努力二:工业安全运动。 这一运动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事故预防的主体的认识的转变,即事故的原因是双边的,而制度化的公司组织,比起粗心、弱小的工人个人,更有能力预防事故。 锅炉安全的改善是工业安全运动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少有的成功篇章。通过科学的锅炉建设、操作和检查,锅炉爆炸事故得到了有效限制。另一个典型但相对不那么成功的例子是铁路碰撞,即通过装备自动安全设施代替人工控制的信号体制,压缩个体工人的选择权。 ——尽管成功程度有所不同,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了管理者的认知,如要预防现代工业场所中的事故与灾难,最佳方法是从工人的手中夺去自由选择的权力。 尽管有管理者的努力,工作安全与事故救济的科学管理理念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管理人士经常无法说服那些最终控制公司的老板们,因为管理者对“效率”的追求与老板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主要的阻碍有二:1、法院通常拒绝执行雇佣合同中禁止受伤工人起诉雇主侵权的条款;2、采取事故救济方案的公司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样的阻碍促使工人赔偿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1910年前后)。工人赔偿立法有效地用保险救济金取代了针对雇主的侵权诉讼,使以上两重阻碍都得到解决:1、以赔偿申请取代了侵权诉讼,这确保了雇主不再需要法院执行雇员放弃诉权的雇佣合同条款。2、在全行业范围内施加事故救济的成本,消除了公司在推行事故救济方案时所可能陷入的竞争劣势。 在20世纪的头十年行将终结之际,美国的许多最主要的公司都加入到进步主义改革者与工会的大联盟中去,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推进工人赔偿立法(下一章)。

    2015-11-09 14:52:57 回应
  • 第五章 寡妇、精算师与社会保险的逻辑

    总论:为了挽救家庭工资,工人赔偿的方案出现,统计科学被引入。古典侵权法中对个体自治的重视,开始转向统计学上的精算范畴和加总风险。 伊斯特曼在1907年提出的工人赔偿方案:通过政府立法,要求雇主对自残行为之外的所有工伤事故进行不考虑本人过错的赔偿。赔偿包括医疗费用和一定比例的工资。程序上,设立专门解决伤害诉求的行政委员会。 很难说工人赔偿的方案到底是对雇主有利,还是对雇员有利。这一问题充满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人赔偿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美国事故法的组织原则。 伊斯特曼的著作引起了人们对工业事故问题的广泛关注,她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她是围绕着受伤家庭的形象来组织关于工作事故的辩论: 在19世纪末,人们认为家庭工资可以保护妇女和儿童远离劳动市场。伊斯特曼指出,工伤事故影响的不仅仅是受伤工人个人,也使得整个家庭失去依靠。她的呼吁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美国的人身伤害法中,家庭工资的概念一直很重要。基于这一概念,过错死亡法中长期存在性别救济不对称的情况,直到1980年代才被最高法院以违宪的理由撤销。 工人赔偿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与自由劳动理念的冲突,特别是宪法上的障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被解释为对政府规制契约的限制,而强制雇主与雇员参加保险的工人赔偿方案则有触犯此限制之嫌。 要使这样的强制成为合法,需要构建一个前提:雇主的活动和雇员所受的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何为宪法上的“因果关系”? 宪法上对此种“因果关系”概念的构建,主要是通过19世纪的两种铁路立法:火星火灾立法和家畜伤害立法。

    火星立法与家畜立法勾勒出一种关于正当程序的理论,这是在A与B之间权利的宪法基线,只有在经过当事方的同意或者救济因一方造成另一方的损失时,权利的再分配才是正当的。 由此看来,工人赔偿立法就危险地处在事故成本分配的合宪性分界线的边缘。
    引自 第五章 寡妇、精算师与社会保险的逻辑

    为了规避违宪的风险,立法机关在最初起草赔偿立法时进行了一些限制,比如将适用范围限制于危险工业,比如考虑到雇员自身的责任,立法要求雇主仅负担雇员损失工资的一部分。尽管有所限制,工业赔偿立法中仍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思考工业事故、乃至思考法律与社会政策的方式。 这种变化的关键在于思考事故问题时的统计方法。随着统计学的出现和发展,关于社会概率和精算思考的新技术出现在社会政策的中心舞台上。统计发现工业中存在着规律的、固有的危险,道德责任、自治、独立等概念的重要性被削弱。除了指出工业事故造成的“年度损失”的必然性,伊斯特曼还把精算方法与家庭工资的象征符号结合起来。 尽管统计理论提供了家庭工资的新基础,它却危及到自由劳动理念体系中的其他元素。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受到挑战。工人赔偿法的目标不再是传统的“个人间的正义”,取而代之的是去建立起“一种符合所有当事方最大利益的损失分配。” 当然,统计规律不等于宿命论。人们依然相信工业事故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对个体工人的控制,而是一种更系统、更全面的控制。这与第一代科学管理者的主张相互呼应。两者都主张,通过立法强制建立工作事故基金来推进雇主的责任与控制。工人赔偿使得雇佣劳动体制和科学管理运动潜移默化地获得了合法化,这也是一些劳工领袖对此运动不甚积极的原因。

    如果说古典侵权法是通过个案分析来界定个人行动自由的边界,那么工人赔偿立法就先加总事故案件,再平均得出结果。如果说合作保险协会体现的是男性工人独立的传统理想,那么在工人赔偿方案中,国家则承担起照顾孤儿寡母的概括性责任。
    引自 第五章 寡妇、精算师与社会保险的逻辑

    那么,工人赔偿法的政治动力是什么?有以下几个角度:1、挽救自由劳动的家庭工资;2、对风险的科学管理;3、建立社会保险方案的一块楔子,将美国改造成现代福利国家的开端;4、社会责任的理念,及由此推出的新的民主理念。

    事故预防与赔偿应当是工人和雇主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参与的联合活动。 工人赔偿体制将运作在一种双重的民主体制之下,由民主问责的政府决策者从上面来控制,由民主构成的事实运动主体在个案中来执行。换句话来说,工人赔偿本身将服从一种民主化的纪律。
    引自 第五章 寡妇、精算师与社会保险的逻辑

    不过,事实是,由于法院的作用,美国社会保险在工业事故领域之外的发展是相对崎岖的。

    2015-11-16 17:46:28 回应
  • 第六章 威廉.沃纳的激情

    总论:在1911年的艾夫斯诉南布法罗铁路案中,威廉.沃纳法官对半个世纪以来工伤事故处理领域出现的法律变化进行了一次阻击。这一判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阻击失败了,新的思考体系(风险、保险和精算统计的组织原则)最终取代了旧的体系(自由劳动、反奴隶制、契约的理念)。但艾夫斯案也留下了自己影响。 威廉.沃纳实际上代表了旧时代法官的一个群像。他心目中理想的法官形象是一个英雄的守卫者,面对汹汹民意保持冷静,制衡过于激进的变革,守护法律。(这至今仍是许多学院派心中的理想法官形象。这样的形象确实是令人尊重,但是面对一套思想体系取代另一套体系的大变局,对旧有的体系掌握得再熟练、解释得再精巧,也是无济于事的)。 沃纳在侵权法判决中采取的是19世纪末的古典侵权法进路,最主要的关注在于行动自由边界的表述与保护,期望在个人的自由行动领域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这样的思路与正在兴起的工人赔偿运动是相冲突的。 艾夫斯受伤时,纽约州的工人赔偿法生效才仅仅一天。他的伤情不重,且本人在受伤过程中存在过错。有观点认为,这一诉讼实际上是一次共谋诉讼,铁路公司试图借此挑战工人赔偿法的合宪性。

    沃纳在法院判词中宣布,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赔偿立法构成了违宪的从雇主到雇员的财产再分配。 如果说赔偿立法的论证是合理的,我们无法说明为何该论证不能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基于任何原因的贫穷与灾难都是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如果财富有着更为平等的分配,这可能会促进全体相关者的福利……如果立法机关有权对雇主这样说:“你必须赔偿雇员并非由你的过失造成的伤害”,为何立法机构不能更进一步,告诉财产所有者:“你拥有的财产已超出了你的需求,而你的邻居穷得无法生存;为了自然正义的利益,你必须和你的邻居分割财产”,这样他与他的家庭就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
    引自 第六章 威廉.沃纳的激情

    (这样的理由至今看来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向前推一步,进而归谬的逻辑也还在被广泛使用着。记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反对意见中,大法官就说,你们用来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有哪一个不能用来支持群婚?) 在分配责任时不考虑过错,这种立法在当时已并非新鲜,例如铁路火星立法,海事法等等。但沃纳认为,工人赔偿法不仅没有考虑过错,也没有考虑因果关系。在沃纳的观念中,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过错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会在先行行为的无限网络中挑选一项先行行为作为法律上的原因,这里的标准通常就是行为是否具有不合理或过失的特征。沃纳认为,工人赔偿法覆盖了雇主并不是伤害原因的事故,因此构成了违宪的再分配。 与传统的因果分析相对的是工人赔偿法的逻辑,

    工人赔偿法绕开了在工作事故个案中的原因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概括要求,这就是伤害“起因于并发生在雇佣的过程中”。这一要求确保了雇主与伤害之间有着远距离的因果关联; 至少,它经常要求雇佣工作增加了雇员受伤的风险。但是,工人赔偿法只能假定雇主增加了雇员受伤的机会,除此之外,在工人赔偿立法中,雇主与伤害之间的关联并未超过铁路与在火车中死亡的丧葬费用之间的因果关系。
    引自 第六章 威廉.沃纳的激情

    沃纳并不认同赔偿法所包含的两种新理论,原因的管理理论和精算的理论。作为一位古典侵权法学家,他更关注个体的自由,而工人赔偿法却更关注事故的总量——这在沃纳看来会侵犯雇主的个人财产权。 艾夫斯案引发了激烈的批评。1913年,纽约州以修宪的形式支持了新的工人赔偿法。1915年,在詹森诉南太平洋公司案中,新的工人赔偿法来到州上诉法院,这一次得到了认可。法院认可了新的思考方式,即考察整个雇员阶级从立法中得到的好处,而不是立法给个别人可能带来的损失。1917年,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三项关于工人赔偿法的判决,确认了工人赔偿法在联邦体制下的合宪性。工人赔偿立法渐渐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艾夫斯案仍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为了避免棘手的修宪过程,调整立法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思路。具体的回应方式有:1、平等交换理论,即雇主通过工人赔偿,取得了侵权诉讼的豁免。2、赔偿立法由命令型向选择型的模式转变。在选择性的体制下,为了鼓励雇主的参与,赔偿水平不得不承受下行的压力。这些调整几乎全都接受了原因的精算与管理理论,以实践中的近似正义,取代了对个案中、理论上完美正义的追求。 艾夫斯案实际上反映出时代变迁中所谓“常识”的变化。今天的我们轻视艾夫斯案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已经认为变化后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加思索地认为,风险是由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管理者来管理的。我们也看惯了国家根据总体趋向而不是个案细节来处理事务。在1911年之后,在这些问题上的共识开始迅速地结合在一起。在工作事故领域内,自由劳动的概念与原则已经逐渐让位与风险与保险的范式。
    引自 第六章 威廉.沃纳的激情

    2015-11-17 20:02:38 回应
  • 第七章 事故共和国

    总论:工人赔偿法的影响不仅及于工人赔偿领域,它还影响到了美国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其他方面。 工人赔偿法制定之后,美国的工业事故率即开始下降。 工人赔偿法的兴起伴随着许多工人自治机制的衰退。

    让工人远离风险看起来就要求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受到更多的约束;如此说来,自由劳动已经让路给因远离风险而自由的劳动,或者至少是风险最小化的劳动。
    引自 第七章 事故共和国

    工人赔偿法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美国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包括: 20世纪,美国行政官僚裁决剧增,而大规模的行政裁判体系是始于工人赔偿项目的。 联邦政府在贸易条款之下的权力范围扩张,这是因为,联邦雇主责任法推行过程中,面临区分州际贸易与州内贸易的难题,这一难题难以解决,使法院最终放弃了作出这种区分的努力。 ——以上两点都是行政国家开端的体现。 工人赔偿法的制订还标志了美国事故法告别了初始的试验期,利益集团的游说作用增强。 ——这一点则代表着行政国家的局限。 工人赔偿立法出现后,发展迅速。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宪法上的转变:早期的工人赔偿只限于危险工业,但危险工业的概念迅速扩展,1922年的克林斯基案则标志着最高法院放弃了对“危险工业”概念的监督,让立法机构全权决定特定的职业是否危险。 不过,工人赔偿立法的影响没有完全颠覆事故法的体系,事故法的体系是多元而复杂的。 管辖权的复杂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1920年代结束之时,美国的工作事故法是由下述部分所构成:49部地理上封闭的工人赔偿法,44个州每州一部,再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针对特定种类的雇员的联邦工人赔偿体制,包括码头工人和联邦雇员;针对州际铁路工人的联邦雇主责任方案(其运作基础还是由法院与陪审团审判的传统过失原则);以及类似的适用于海员的联邦雇主责任方案。
    引自 第七章 事故共和国

    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包括从原有制度中得益的律师集团。 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没有颠覆,但工人赔偿法带来的一些新理念确实渗入了传统的侵权法中。 而最为重要的影响是,事故法的试验设定了美国现代国家的主要制度的发展模式。 事故法改革中的教训、形成的利益集团、涉及到的人、产生的理念,都对日后的罗斯福新政,特别是对其中的社会保障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社会保障法进一步影响到宪法,国家开始通过法律和政策,使富人在一定程度上“补贴”穷人以维持其基本生活——这曾被认为是违宪和不正当的。 工人赔偿的兴起还标志着普通美国人、工人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普通美国人开始更多地向国家主张权利,而工人组织转化成权利主张经纪的角色。行政国家兴起。 工人赔偿法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变化,最终使自由劳动理念及其体系退居次要地位。

    正如林肯、爱默生、莱缪尔.肖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曾遮蔽了风险问题,风险与保险的新范式也排除了许多曾主导着自由劳动思考的难题,不是解决了这些难题,而是将它们抛在一边……无论是在工作事故中,还是在作为新政之立法遗产的社会政策中,安全与社会保险的语言都已取代了自由劳动的论调。
    引自 第七章 事故共和国

    2015-11-21 15:08:24 回应
  • 结论

    21世纪的美国立法者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如当初的种种试验和探索共同塑造了今天的事故法一样,今天的决策也将塑造未来的法律体系。

    2015-11-21 15:14:24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