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DELLINO对《Pasolini》的笔记(2)

Ciampino某私立学校的学生回忆他们的初中语文老师。

Nico Naldini [他表弟]

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帕索里尼还在弗留利的时候，他给那些因为轰炸无法去乌迪内上高中的初中生讲课，其中也包括我。有两年时间帕索里尼为我们辅导语文和英语的课程内容。很快我们就开始读现代诗人了。

帕索里尼的讲解，教给我们应该用一种不同于惯常的方式看待事物。比如说，要想理解彼特拉克，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阅读翁加雷蒂开始。因为翁加雷蒂具有一种远更容易理解的敏感，而从他再到彼特拉克则是一堂文体课程。对了：帕索里尼就是这样教给了我们“文体”是什么。

他是非常严格的，不是因为他总批评别人，而是因为他会使得学生出错的时候特别难过，每个人都想做到十全十美，好让这样的老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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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o Ferrante [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廊经理]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大概有六七个人吧，早上出门的第一个目的地，不是学校，而是火车站。

我们在那儿等待罗马开来的火车，等着老师从那趟火车上下来，然后大家一起走到学校去。

可以说上课从还在车站的时候就开始了；老师会问我们做家庭作业有什么困难，他留的作业真的很少啊。我们则会说起之前的课程，转眼就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就这样慢慢地穿过广场走向学校。

我们班一共有11个学生；每个人我都记得，只是有些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我最好的朋友：Giulio Romani，Vincenzo Cerami，Paolo Pierantonio，一个我偷偷喜欢的女孩，还有Baldassini，Bonifaci...

放学之后，我们还是和老师一起，一路走到车站，在那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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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zo Cerami [学生，后来是著名作家、编剧]

他的课堂总是绝对开放，充满互动的，完全不存在那种僵化的区分。有时候原本在讲拉丁文，自然而然就跨越到了历史。或者讲解《伊利亚特》的时候，也会包括地理课的内容，好让我们看到事件都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所有的知识都混在一起：历史，地理，意大利语，拉丁语，等等……一讲就是四个小时，特别吸引人，中途都没有休息的。

帕索里尼上课很喜欢画图。讲解动词的主动和被动态的时候，他在黑板上画了两幅一模一样的画，画得可好看了：一片丛林，中间是一口大锅，里面有一个经典形象的探险家，大锅周围是头发里插着骨头的食人族恶狠狠地在跳舞。其中一幅边上写着：“白人被食人族吃掉”，另一幅边上是“食人族吃掉白人”。

这样一来，这个概念我们立刻就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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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上帕索里尼的课真的很辛苦。小学的时候都教我们“发挥想象”，但帕索里尼非常反对这个。

他要求我们对所有的事都说绝对的真话，只写我们双眼看到的东西。

他的作文题目都非常有趣，只是头一年对我们来说实在很难因为我们总是不想去写现实中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曾经让我急得够呛：“谈谈你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条印象特别深刻的新闻”。我家根本没有收音机，要么就是我很少听，所以其他人都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老师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当着朋友的面承认我没有或者很少听收音机。他把我叫到讲台前面，我告诉他的时候难受得快要哭出来了。他马上就明白了，温柔地对我说：“这样很棒啊。就写你没有收音机，然后讲讲你为什么没有，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他的话让我一下轻松了，动笔写起了文章。后来我的作文——显然和所有其他人的都完全不同——被他在班上朗读，当作范文向大家说明应该始终只写真话，写我们观察到的身边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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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心修道院被轰炸了，里面聚集了大量的流民。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眼中，这座修道院废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的集中代表。父母都禁止我们去那附近，要我们离它远远的。然而，从火车站去学校，或者从学校去车站的路上，老师常常带我们进去转一圈。

我已经不记得老师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是和他在一起我们竟可以去一个在家人眼中比地狱还可怕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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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有两到三次的拉丁文有奖翻译竞赛。他会在讲台上堆起三小堆甘草小鱼，作为前三名的奖品。

显然我们都全力以赴，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年代十条小鱼是我们自己几乎不可能拥有的财富。同学们之间也会讨论这个或者那个动词，怎么翻译最好。

竞争很激烈，但大家的关系仍然很好，因为我们都围绕在老师的身边，我们很爱很爱他。

我从来不记得有过害怕，或者哪怕只是不想上课的时候。相反上学让我很开心。我们每天都发现神奇的东西，每件事都让我们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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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他给我们讲未来主义诗人的时候，多么奇妙啊，有时候就在一节讲但丁的课中间，大家正在读《神曲》，突然未来主义就冒了出来。Palazzeschi，Soffici绝美的诗句，我偷偷地背了下来，因为他是不愿意我们靠背诵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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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ulio Romani [学生]

我们班共有大概20人。[...]帕索里尼非常体贴，他让我们大家都爱上了上学，即使身体不太舒服也会去学校，觉得不去上课好像是某种损失。直到今天他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始终鲜活的存在，虽然其实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他的作文题目都很特别。比如说打开一扇窗户对我们说：“今天的题目：描述你透过这扇窗户看到了什么。只能写你看到的哦。”

另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题目是，“描述一场足球赛”。

写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要求我们把场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写下来：真的是所有的事，包括那些脏话，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受不了。但他就是这样要求的。如果我们加入了自己编造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虚假，他就会给我们打上2分，并附上批语“浮夸”，或者把整篇作文退回来，上边写着“虚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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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利用课堂时间出游。我们去过Orvieto，Bracciano，Tivoli…… 有一次还去了那不勒斯。老师没有带我们去看蛋堡之类的旅游景点，而是去了那不勒斯的“贫民区”。

他一边带我们看一边说：“看啊，这就是那不勒斯人的真实生活。”就这样他带我们一直走到Forcella，那不勒斯最贫苦的城区……

他非常腼腆，谨慎，从来没有批评过谁，或许是不好意思吧。对我们来说，比起老师，他更像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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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结束以后我们仍然保持联系。之后那些年他常到Ciampino来看我们，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和导演了。但他从来不和我们说他自己的工作，只聊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政治，游击队员，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们那时候18岁了……有时候我们还会去海边，最初坐小火车，后来是坐他的第一辆汽车，一辆菲亚特600。我还有和他，Cerami在Ostia拍的照片呢。我们也曾经要求演他的电影，但他每次都拒绝了，他说那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六十年代他还到我们组建的俱乐部来过，在另一位同学的家里，我们周末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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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比赛。老师把班上同学两人分成一组，每组翻译一句话，就像联赛一样，画了一个对战表用来记录结果。1或者2表示一方获胜，X表示平局。赢的人有得分。学期末会发奖，一般是一本有老师题赠的书。就连拉丁文他也有办法让我们喜欢学呀。

后来整个高中我们都在吃初中的老本，几乎不需要学什么了。

他用我们班上某个同学的名字为我们讲解动词的主动和被动式：“Casavola被食人族吃掉”“食人族吃掉Casavola”。这样的例子一瞬间就印在大家的脑海里了。

他管我叫“小纸条儿”，因为我从来不用本子写字。

他还让每个人都帮他收集自己家乡的儿歌和方言诗歌，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是本地人，许多同学都来自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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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次，我们去罗马找他玩，他妈妈给我们做了特别美味的柠檬蛋糕，我们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刚印出来的《Ragazzi di vita》。我们中有人想要一本，但他拒绝了，他说这本书不适合我们这样的孩子。这也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我们，他认为我们应该过某种生活而不是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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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a Bolotta [学生]

虽然我是校长的女儿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学习。[...]直到后来我认识了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我之前就从妈妈那里听说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一见到他我就知道他真的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的声音特别好听，他还是个特别有风度的绅士，优雅，英俊，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还对我笑了。

我三年级的时候很少和别人一起上课，期末帕索里尼为我单独辅导准备四年级的考试。就是那时候我开始把他当作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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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按规定的大纲讲课让他心烦不已。他讨厌曼佐尼，建议我为了应付考试干脆把考官想听的东西背下来算了。相反他非常喜爱古希腊和拉丁抒情诗，他为我读了又读，直到我真正理解它们，就是说完全把它们变成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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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很不幸大家都很少洗澡。一周一次已经很不错了……我想如果要和帕索里尼紧挨着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家里的破毛巾一定不够把一个星期的灰尘擦掉。有一家商店买那种小瓶的橘花精油，一小瓶半里拉，和一条甘草糖小鱼差不多。我就买了一瓶，味道特别强烈，上课之前洒在身上。

他马上就发现了，微笑着说：“啊，屋里弥漫着橘花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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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好奇他的妈妈。是什么样子呀？会不会像他一样好看？不，原来比他还好看得多。有一天他妈妈到学校来，接待贵客的前厅光线昏暗，她坐在一张椅子上，身材娇小，一身黑衣，头发挽起来，皮肤显得如此娇嫩……与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被太阳晒伤的脸庞如此不同……颈上挂着两颗紫水晶。我从未见过第二位如此美丽，身周的气息如此从容谐和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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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突出学生的优点而非错误。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一道很普通的作文题，但却要用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写。

“我给你的题目很俗套：记我们昨天在林中的漫步。但不能写俗套的东西哦。”也就是说不能写那些谁都能想到的，平庸的内容。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像他教的那样，仔细回忆我当时的感觉，一步一步，然后把情绪一点一点变成文字。

为了不俗套地写这个俗套的作文题我读了许多关于旅行的书，最后我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夸奖，因为其中有一句他认为特别美妙的话，其实现在看来我并不觉得怎样，可能对我当时的年龄来说很厉害吧。我写的是：“小径在我们面前像一条鳞片闪闪发亮的水蛇那样舒展开来。”

“你多棒呀！”他说。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书里看来的。”

“就算是这样，你也把它变成了你自己的，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所以你没有剿袭而是领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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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o Grutter [学生]

我家来自Viterbo，所以有一次我写作文用了“spenicare”，它在我们方言里意思是“探出身子”；老师看过以后把我叫到了讲台前面，我很害怕会丢人，发现他只是想要知道那个词的准确意思，我才放下心来。

帕索里尼的作文题真的都很不寻常。比如我记得有一个是，“你的父母怎样养活一家人？”他总是要求我们写现实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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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0年代，他已经拍了《Accattone》，才开上了第一辆小汽车，白色的菲亚特600，后来换成了一辆Giulia，也是白色的。他来Ciampino找我们玩，我们在广场的酒吧见面，一起到湖边去。有一次我们一起玩了整整一天。

我们会租一条船，都是他出钱，我们一毛钱都没有。我们玩水的时候，他就看书或者写作。

据我所知，除了我们，他在Ciampino没有别的朋友了。

他有点孤单，就像是关在一个茧里面，即使和学校里其他老师也没有什么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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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lo Pierantonio [学生，后曾任Ciampino市长]

在课上他给我们读契诃夫和帕斯科利，每次都是那么充满魅力，引人入胜，我们都觉得作品中描绘的场景真的在眼前浮现出来了。

尤其是帕斯科利的《小牛犊》，由他朗诵的时候，那头小牛犊简直就像成形了一样。我几乎都能在眼前看到它。那种感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他向来不怎么在意规定的教学计划，总是有自己的想法；初中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呢。

三年级的时候他为了鼓励我，送我一本康拉德的书，对于我那个还在读萨尔加里的年龄，读起来可不容易啊，他大概是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敏锐和好胜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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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他早已不在Ciampino教书了，有时候还是会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出去玩，既互相打趣，也有严肃的对话，我们还教给他罗马本地的脏话，他对这个很感兴趣，全都记了下来。

我们几个男孩子，我，Italo，Giulio，Vincenzo，都已经在电影城做过群众演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让他带我们进电影圈工作，但是他没有答应，他说电影的世界不适合我们，它可能把我们毁掉，带来糟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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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Pierantonio [学生]

他是个充满魅力，洞察力，和说服力的人。只需要一个词就可以打动你。有一次他看见我正在抄一份作业，他温柔地说：“Laura，在抄作业呀？”语调是那么难过，我马上就意识到我做错了，羞愧到从此再也没有抄过作业。

他喜欢琢磨语言，会教你仔细品味每个单词。他说，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形容词比如“漂亮”，如果用得足够有想象力，出人意料，也可以具有全新的意味，并且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漂亮的驼子”之类的。

他还喜欢给所有的东西起外号。有一次出游，路上看见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土包，他马上给它起名叫“独行丘”，从那天起我们就都这么叫它了。

现在想到他，我脑海中还会浮现出他穿一件灰外套，手里撑一把大伞的样子。

他总是不断激励我们：比如曾经想让我们办一份班级内部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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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Bonifaci [学生]

如今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他的声音。他的嗓音那么温柔，特别好听，带着他那甜美的弗留利口音。

我们全都与他非常亲密，待在他的保护之下，而他则教给我们对文化的热爱，对学习的热情。

他要求我们写作文的时候追求精确，尽可能观察到各种细节。

我记得我的一篇关于Ciampino机场的作文得到了表扬，因为我在里面描写了那些小小的用来测量风力的东西，好像叫风速表吧，描写了它们如何鼓起来，等等。另一个同学受表扬则是因为他认真地一步步测量了某一架飞机的长度，把结果写在了作文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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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carlo Stival [学生]

我不在他的班上，但是我和他很熟。帕索里尼不喜欢打分，认为写了评语就够了，校长对此很不赞同。

这些事全校的人都知道。只要是他讲的诗歌，所有人都能懂。

有时候帕索里尼老师带我们去湖边玩。

他会租一条船，一起去的有我，Cerami，Romani，Grutter。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一起，他在写作，我们划船或者游泳。他把所有东西都记了下来，包括我们说的话。他总是特别注意听我们说什么，尤其是方言特有的表达方式，还有脏话。

我家里开了一家文具店。他每天早上从车站去学校都会路过，有时候也会进来待一会。我们家的店算是大家的一个固定聚会地点，学校里的朋友也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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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nziata Bolotta [校长]

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教师。他的学生最后成绩都很好；他懂得帮助他们发挥长处，总能凸显出每个人的优点。

他从来不愿给任何人不及格，在同事之间这种态度带来了很多麻烦，而且他也不怎么在意学生犯的错误，包括语法错误在内，当然他会给他们改正过来，教他们怎样不再犯，但他更在意实际内容。

刚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他真的很穷。我们的学校条件也很一般，不能给他多少钱，所以那些钱比较多的家教机会，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给他，好让他多挣一点；再者说他确实非常优秀，所以我们才会把女儿Misa的功课也交给他来辅导啊。

他在我们这里是全时工作：每年每周18个小时，带两个班。

他不仅是个非常敏锐的语言学者，而且对于词汇有强烈的好奇心。我记得那时候他在读卡拉布里亚方言诗歌，而我丈夫正好是卡拉布里亚人，他总要请他讲解里面的用词。他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爱着语言。

我呢，我是那不勒斯人，他也问过我一些那不勒斯方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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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和孩子们一起踢球；他随身带一个小包装着短裤，到了课间或者放学之后，就去草地上踢球。他是所有教师中间唯一和学生一起度过课余时间的。所有学生都喜欢他，他总是对他们非常关心，关注他们的反应。

《Ragazzi di vita》出版的时候，他对我说：“希望孩子们不要读”。他有些害怕里面的内容会困扰他们。

本书是为制作关于Pasolini早年罗马生活的纪录片收集的访谈资料。

关于Pasolini在罗马郊区一所初中教书经历的书摘已整理在：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7057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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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变成罗马人。我现在已经讲不出哪怕一个字的威尼托或者弗留利话。而且我还学会了说li mortacci tua。（1951年给Naldini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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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 Iavicoli （医生，Tiburtino支部书记）

Pci在城中村的作用举足轻重。在Tiburtino党支部的地位差不多和宪兵总部或者堂区教堂一样高。[...]

利用罗马底层人民为保守政治服务的尝试在解放后也有不少，但这一次工人阶级的敌人失败了。borgate的人们与君主主义和fascismo灌输的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勇敢斗争，旧体制余孽的反动计划全都落空了，天民党和教会势力腐化我们，靠“面条和香油”收买底层选民的企图也没有成功。大部分borgate居民都给左翼政党投票，那时候我们是罗马名副其实的“红色腰带”。

Mario （Pietralata区足球队中锋）

那时候在我们的城中村一共有10个居住区。因为大家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娱乐，完全不知道平时能干什么，我们就组织了一次区域之间的足球联赛。[...]

后来我们决定建立一支代表整个borgata的球队，注册了城区联赛。还拿了冠军，因为我们就是最强的。到那时候大家明白我们已经不可阻挡，但是却没有钱继续踢球。pci帮了我们一把。

我们住borgata的人全都有很强的左翼倾向。最初我们的球队起名叫“红星”，后来改叫“红色黎明”，因为这样好像稍微诗意一点。

Pasolini经常来给我们加油，尤其是在客场。我想他可能很喜欢看到一群穷鬼，无产阶级的孩子们，啃着小面包，穿着破破烂烂的鞋，骑自行车去踢客场比赛，却击败了远比我们更有钱，组织水平更高的球队吧。

他看我们踢球特别开心。我还和他搭过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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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na Mauri [女性闺蜜]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博洛尼亚，我哥哥Fabio带他来的。哥哥之前就向我宣布将要介绍给我一个非常厉害的男生。我发现果然如此。一见到他我就觉得他太帅了。因为他真的很帅。温柔，腼腆，嘲弄的笑，以及有些生硬的口音。

Ennio De Concini [编剧]

我有很多帕索里尼写来的信，但还不止是他的，很多其他人，克罗齐啊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杂志发不出稿费了。

【？？？

我相信如果只是为了增长见识，他是不会搬来罗马的。他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

他（那时候）快乐吗？我不会这么说。他的快乐只是翁加雷蒂所谓的“覆舟的愉悦”。[...]直到很久以后功成名就，他才找回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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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cinto Spagnoletti [和G. Contini同为PPP最早的发现者之一]

一般来说在文学圈里大家不太信任那种“多产”作家，就是作品范围涉及很广的。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当我编纂《二十世纪意大利诗人选集》的时候，我觉得我缺少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为全书收尾，而我在Pasolini和他的小诗《意大利》那里找到了它。这首诗先是说到我们的祖国拥有的种种宝贵财富，接着讲到诗人心中理想国家的样子。

我收到他从卡萨尔萨寄来的信，感谢我选了这首小诗。信纸上留下了他的母亲苏珊娜的一滴眼泪，他说他选择了把这一点水迹保留下来，用来见证他们的喜悦之情。

我从米兰赶去（罗马）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Pier Paolo在城市边缘租的房子。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世界尽头，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之前我们只交换过信件，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纤瘦的身形，这和我此前想象的可太不一样了。他说话的时候始终有一点恳求的意味，声音里总是带着迟疑，显然这是他之前负面经历留下的影响。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离开母亲就活不下去的人。

【……就这么说出来合适吗

Silvana Mauri

我对他和父亲关系的看法和那些传记里写的非常不同。和许多人立场相反，我更同情他的父亲，即使和他不是一路人，仍然尽其所能地，绝望地爱着他；而不那么同情苏珊娜，他的母亲，非常聪明的女性，有办法在她与儿子之间始终保证一种完全的、排他的爱，将她自己呈现为一个渴望被爱的小孩子。

他的弟弟Guido完全是Pier Paolo的反面，就好像是背负着让父母满意的使命。对于Pier Paolo来说，Guido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提供了对家庭内部“正常”温情的保证。Pier Paolo对他有一种父爱般的柔情；话说在我看来，Pier Paolo对于成为父亲始终怀有一种深刻的渴望，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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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 Citti

那应该是51年9月吧。不是说我们认识了，只是见面而已：小伙伴们去河里游泳，我和一个朋友骑一辆车，一个人骑另一个坐在横梁上。我们天天去河边，他也在，差不多就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大男孩，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心里想：不知道这个长着一张良家妇女养大的脸的家伙是谁。因为那样的一张脸你见过是忘不掉的。

游完泳离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们打招呼：“ciao”，我也说“ciao”。

过了三四天，我和朋友去看电影，又碰见了他。因为我那时候刚从少年犯教养院出来没多久，我以为他是派来查我的警察。我们打了招呼，聊了会天，他说他是个作家。我吓唬他说我也是。但是说着说着，平生第一次我觉得我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对话，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那种简朴的说话方式吸引了我。我们就在一所学校门口的台阶上一直聊到第二天早晨，玩起了“打手指”的游戏，后来他在一本书里还写到了这个。告别的时候我答应了他：既然我也是一个作家，那我就应该帮他写小说。所以我们约好了第二天见面。

【Pasolini说那天深夜他们互相用手指打来打去一个小时直到全都开始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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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Ruiu

我是在和borgata里所有男孩子一起去河边的时候认得他的。

最初我们对他很怀疑，因为他比我们年龄大，总是盯着我们看，然后在纸片上写东西，又把纸片揣进口袋。我们都觉得他一定是个警察。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跟比我们大些的孩子聊天，得知他住在Ponte Mammolo。“但是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又过了很久，我认识了演员Enzo Cerusico，那时候正在拍《Il gobbo》这个电影，帕索里尼在里面还演了一个角色，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帕索里尼写的《Ragazzi di vita》，主角就是你，你就是il Riccetto呀？”那时候我回想起当年的事，终于明白了，他往那些纸片上写字，是因为他正在写小说。

后来我买了那本书，发现主角真的就是我，虽然那时候故事发生的地方已经变样了。

【Ruiu后来还主演了Bertolucci的第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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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 Taglione [ragazzo di vita]

在我们Pietralata的borgata有PCI的党支部，在一家小酒馆里，一间屋子是办公室，另一间是酒吧。到后来，那时候已经是60年代了，这个支部也做起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建了一个小图书馆，我们每人每月出100里拉。正是跟帕索里尼一起我们组织了那些讨论会，有几次莫拉维亚也来了。帕索里尼说话的时候，连一只苍蝇也不会飞起来，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在Tiburtino他说话是一个样子，在Montesacro就是另一个样子，到了城里又不一样了。他非常非常聪明。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太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刻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来适应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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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 Citti致Pasolini的信，日期不详

亲爱的保罗，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我叫塞尔吉奥外号烟屁股是你的一个好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收到我的信，我希望是的。

就是说亲爱的保罗我现在在Fiuggi打工呢我弟弟Franco跟我说你来找过我了但是我被关起来了关了四十天。不要认为我是一个犯罪分子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好小伙子。所以我认为你还是我的朋友。保罗我写了一篇小说你要相信我它绝对值得你读一下看看怎么样我觉得它真的超棒的。

我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保罗你快点写信给我告诉我你现在怎么样还有你为什么不理我了。现在我就写到这儿因为我写不了很长的信。

（据Nico Naldini, “Pasolini, una 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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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na Mauri

“这不算是罪过，这里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毁掉他们的生活。”因为他那些男孩子们后来都结婚生子，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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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 Citti

我们在“金鹰”餐厅一起吃披萨，我忘了多少钱了，但总之都是我掏，因为皮埃尔保罗那时候还在Ciampino教书一个月才挣28000里拉，而我一天就挣1800呢所以我掏钱比较方便。我很喜欢跟他合作，给他讲各种事情，他就记下来，写呀写呀。我老是说：“Pier Pa'，你真的觉得谁会对borgata这些人的生活感兴趣吗？”

“那你别管，”他回答说，然后继续写个不停。

[...]他还会问我一些表达方式，可能是因为不愿意使用太滥俗的意大利语单词吧。比如说，就是有一次在“金鹰”的时候，说到一团火焰，他问我：“这团火你要怎么形容？”

我说：“它忽扇忽扇的（sfarfalla）。”

“对啦，厉害！”

还有一次我们说到Tommasino [小说人物]察觉到嘴里的血腥味。

“怎么描述这种情况？”

我就说，我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一嘴钉子味。”“太棒啦！”他把它写下来了。

也许我能提出一些他需要的词语，可是我却觉得它们其实是皮埃尔保罗灌输给我的。好几次我都有这种感觉。照我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要用什么词，只是想听我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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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lla Bauzano [闺蜜]

周日逛borgata特别好玩。随便哪个孩子他都有办法拦住。他跟我说：我现在要拦住他了！一般来说他会跟他们说些俏皮话。他非常机敏，诙谐。孩子们往往就被他吸引住了，什么都愿意跟他说。

他给每个孩子都分配了一个合适的形容词。[...]任何人，任何事物，他都能找到办法形容，就连电车或者公交车上见到的路人也不例外。我们两个之间常常你来我往，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形容别人。

每次去他家，吃过饭，我们主要的活动就是去跳舞，在舞厅，或者在PCI支部。一般跳liscio或者boogie-woogie，Pier Paolo跳得可好了。

他身手敏捷，会打篮球，还学了拳击，他说这些能让人得到尊重。

【是得到炮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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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ex。】

Sergio Citti:

“我才不信呢。长成这样也会是同性恋嘛？”

他就给我解释为什么他是同性恋，同性恋是天生的不是后来才变的，我听着听着就懂了。他说的一切我都相信，即使之前我的想法完全不同。到最后我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完全没什么不对。我跟他说，只是随口说说，“你为啥不找个女人试试看？”他回答：“那你怎么不找个男人试试？”

不过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以前他和朋友去玩的时候真的和女人试过，但是不管用。

Paolo Volponi:

到了一定时间他就会前往投入他沉溺而天真的私密之夜，我们彼此作别的时候，他甚至会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显得忧虑。他也会和我说起……但那些事和青春期少年之间发生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始终认为他不是一个引诱者，而是把自己放在和那些男孩子平等的位置上[...]第二天清晨他从这样的夜晚中醒来，又重新投入刻苦的钻研，因为那段时间他在读书和思考上花了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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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lio Bertolucci

拍《Accattone》的时候，制片人Bini的汽车被偷了，我记得是一辆捷豹吧。帕索里尼马上对他说：“不要急，几个小时内帮你找回来。”

帕索里尼认得这附近所有人……后来真的给他找回来了。

【可见他人缘真的超好了！如果不是脑残粉一定舍不得还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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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 Citti

我想念他就像想念我的亲兄弟，我想念一起踢球的左边锋，想念他作为朋友，想念他的电影。他是一个多么充满活力的人啊。练拳击，踢球的时候就像着魔了一样。为了踢他的最后一场比赛他还特地从德国飞回来。在更衣室里我和他说：“Pa'，等我们死了，这些球衣还会有谁穿啊？”他说：“我们是永远不会死的。”

两天后他就被杀害了。

（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会在哪儿？我认为是非洲或者那不勒斯。他会把我，我哥哥Sergio，还有Ninetto Davoli叫上和他一起去，一起抛弃电影。

他说他还要和Eduardo De Filippo拍一部片然后就再也不拍电影了。我很担心，我问他：“Pa'，你不拍电影了，我吃什么呀？”

【以及Sergio Citti也认为他如果能活得更久会去非洲。

ps Volponi认为他投身电影是受了世俗野心的诱惑，并乐观地相信在53岁的年龄，Pasolini应该已经失去对世俗荣耀的兴趣，可以准备好投入更严肃的学术和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