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DELLINO对《Ho visto partire il tuo treno》的笔记(3)

来自植物学世家的脱坑（？）回踩，送给所有不认识植物的同学们wwwwwww

Andando con la madre – mi raccontò – e sentendola parlare coi contadini aveva finalmente capito la vera ragione della sua idiosincrasia a imparare qualcosa di botanica, la ragione per cui, pur essendo cresciuto in mezzo a gente che non faceva altro che dire nomi di piante, non era mai riuscito a impararne uno né a distinguere una pianta dall’altra. Quello strano linguaggio fatto delle più disparate parole e cognomi stranieri con suffissi latini, parlato dalla madre a gente semplice, dialettale, lo irritava e quasi se ne vergognava. Sosteneva che non si possono introdurre, in un dato tessuto linguistico, parole così arbitrarie; e questa stonatura gli si addolciva quando erano i contadini a ripetere quelle stesse parole, deformandole rozzamente e in qualche modo adattandole al proprio tessuto linguistico. La terminologia botanica – sosteneva – è un’assurda costruzione arbitraria e impoetica e il suo rifiuto era “una ribellione d’un inconscio principio estetico linguistico” che gli si giustificava di fronte al culto della madre per l’esattezza della terminologia, ma che gli si configurava come una colpa tanto grave da vietargli di distinguere – cioè di aver bisogno di dar loro un nome – le piante, di considerarle nella loro specifica diversità.

“Per farmi imparare la botanica avrei avuto bisogno d’un precocissimo raffinamento e decadentismo letterario, in modo da apprezzare il pastiche linguistico,” ironizzava dopo essersi impegnato a cercare una contraddittoria coerenza nel linguaggio di suo padre, misto invece di termini scientifici, dialettali, spagnoli, inglesi, italiani in cui tutto diventava naturale. Il modo d’arrivare alla comprensione estetica è il riconoscimento d’una rigorosa unità stilistica, concludeva e giustificava di non aver mai imparato la botanica per la stessa ragione per cui gli era difficile apprezzare Gadda.

哈哈哈原来《树上的男爵》里这两个骑棕色马的随从就是Elsa de Giorgi的两只棕色大狗。

[EdG's tribute to Pier Paolo Pasolini]

Elsa de' Giorgi （《萨罗》）

Pasolini。在《日瓦戈医生》里托尼娅给日瓦戈写过一封信，提到拉莉萨对她的帮助，那里她将拉莉萨形容为一个向周围散发着过度热情的人，即使满怀善意，也总会带来某种混乱。

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Pier Paolo还是因为我自己，总之我们之间无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使得我为他的生命安全焦虑万分。我俩的小说同龄面世——并不是文字游戏，它们分别叫做《同龄人》和《求生男孩》，1955年由Einaudi和Garzanti出版——我们并肩出现在新闻报道和新书发布会上，结下了某种自然而然的手足之爱。最初的岁月里，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曾经在那片残酷的战场对他群起攻击的时候，出于血浓于水的义气自发为他战斗，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得不说抵抗运动结束以后的那些年，Pier Paolo和我经历过真正的险境，不仅是心理上的。《Pasolini遭到臭鸡蛋袭击》：“极右阵营的年轻人散发了抗议电影的传单，”1964年9月8日的《Gazzettino di Venezia》如是说，“并试图在Pasolini抵达时扑上前去，但在较远的距离已被保安拦住……Pasolini与一颗臭鸡蛋擦身而过，陪同他的是电影制片人Bini和作家Elsa de’ Giorgi。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三人被数十只哨子震耳欲聋的声响淹没，并且成为‘新秩序’、MSI青年团和新法西斯主义学生署名传单的投掷目标。”

《福音》首映的那天晚上，“本周电视广播”是这么说的：“Elsa de’ Giorgi，Pasolini名义上的代理女伴，处境艰难，走到哪里都被纷扰包围……被问到：您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可以拍摄这种电影，的时候，Pasolini回答：‘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有宗教情怀。还记得若望二十三世的《和平于世》通谕吗？’”

《Elsa de’ Giorgi领导Pasolini分子》这是另一家报纸的文章标题。“Pasolini于《福音》放映当晚——已有人称其为诗人的苦路——抵达了他的髑髅地，由陪同他的Alfredo Bini和Guttuso扮演宗徒，另有Elsa de’ Giorgi和Camilla Cederna扮演虔诚的妇女。”《Le Ore》这样写道。

他们以为这是嘲讽。但他们意识不到在那个时期，驱使着他的灵魂的，和基督——基督自己和他的穷人们——遭遇的羞辱是多么相似，从《Accattone》到《软奶酪》，再到那次卑劣的诉讼，他们审判他时就好像他是一个中世纪的异端或者一个宗教裁判所治下的受难者（检察官：“我们必须战胜魔鬼……”）。那次诉讼和那个判决，不仅激起了世俗主义者的义愤，像Carlo Bo这样从Pasolini最初显露出诗歌才华的时候起就始终欣赏、关注、并在他遭遇迫害时支持他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也为之脸红。

Pasolini的生命里的确有他的髑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也是命运使然。那种对流氓无产阶级——如果情感可以翻译成政治术语的话——神秘的迷恋，他们身上烂疮的恶臭，他们年轻的肉体与种种腐化纠缠时闪现的活力；那种无可抵挡的爱情在悲悯和悔恨之间化身为性欲，就像在他那“绝望的活力”的高潮从诗歌里诞生那样。还有思想上那种既清明又疯狂的挑衅态度，随时投身于丑闻，为了在那些懦弱之辈的心中燃起对他的仇恨，被压迫和被损害者，异类的象征。

他对于殉道的渴望是如此真实，在那个家喻户晓的异类和孤立者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Pier Paolo，热爱着生活最为世俗，甚至声色犬马的一面——用最早的电影片酬买下的漂亮房子，温柔的老母亲在里面从容地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夜行的Pier Paolo，在广袤的夜色里，紧挨着他的男孩子们徒步游荡在棚户区和台伯河畔；那是他刚到罗马的那几年，后来有了飞驰的小汽车，让少年人直流口水的致命诱惑，他和他们打架，为了交上朋友。

Pier Paolo奇妙的神秘性或许就在这里吧。在那些充满张力和生命危险的黑暗时刻里，所有的暴力将在下一个白天被提炼为诗性和文明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电影是比纸面上的诗歌更契合Pasolini的艺术。电影让他直接面对那些以其卑微和全能被爱、因其苦难被哀悼的肉体（《软奶酪》里的受难的基督；画十字的Accattone；《罗马妈妈》里身体摆成曼特尼亚的基督姿势的孩子）。在电影中他可以将图像和欲望，控诉，悔恨用诗性的叙事结合起来，带着那种来自从未放松的绝望的尖锐。

有一次我给Calvino写信，他回复说：“你对帕索里尼的书评价很有道理。”但接着他又给出了一个比较保留的评价：“他追求多语言层次的写作，即使其间互相冲突也在所不惜。但他缺少真正的新奇和欢快，这使得他不可能像拉伯雷，或者哪怕只是像Gadda那样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不过他毕竟达到了一种抒情、真诚、也足够调谐的总体气质。”Calvino没有看到——或许是因为他拒绝去看——Pasolini的悲剧性底蕴，后来他的电影比小说更好地表现了它。事实上依靠《萨罗》他成为了少数成功驾驭了怪诞风格的作者之一；Mario Soldati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我相信，Gadda[如果还活着]也会赞同的。电影艺术种种奇妙的摹仿手段充实了他的神秘主义。

突尼斯导演Makmoud Ben Makmoud，我和一帮阿拉伯演员曾经合作出演过他的电影《Chic-Chan》，他去年在突尼斯曾说Pasolini的《一千零一夜》是有史以来最美的阿拉伯电影。Makmoud是一位有成就的导演，对阿拉伯和欧洲文化都浸润甚深，现今在布鲁塞尔大学教授电影。

Pasolini的电影保留了他本人身上发散的魅力，Pier Paolo，一个温柔又激烈的人。强势的下颌带来的生硬感反衬着农家孩子般纯洁而使人放心的腼腆笑容，与此同时高颧骨下方凹陷的面颊，和粗鲁的短鼻梁又使他英俊的面庞笼罩在一种受冒犯的、令人生畏的严峻之中。宽阔而多思的额头下面，一对生气勃勃、温柔又害羞的眼睛毫无戒心地张望着，突然之间，疑虑在眼中浮现，就像一只天性温和胆小的动物，瘦削的躯体和轮廓清晰小巧的面部一样永远紧绷。

我最后一次认真观察他的时候离他的死亡已经很近了。那时候我正在Farnesina，为自己在《萨罗》中的角色配音。我站在台子后面，他就坐在我的前方，头颅和脊背挺直，显得骄傲而有力。我注意到他小巧的双脚，穿着优雅的高腰皮鞋，鞋跟垫高了一点。

这样的Pier Paolo距离二十年前是多么遥远啊。那种外来者迷恋而又敌视的困惑，当年曾经驱使他走遍棚户区，探索罗马城，成为他心爱的男孩子们中的一员，如今已经无影无踪了。那时他置身于新的朋友中间，Elsa Morante，[Alberto] Moravia，[Sandro] Penna，还有我，就像是一只优雅的野猫，会自己跑来黏着你，甚至一次次守信地回来，但是你知道它是不会跟你回家去的。

在当年认识Pier Paolo，对于我们中的不少人来说，就像是人生的分水岭。对于Elsa Morante大概尤其如此吧。Elsa对骄傲又困惑的落魄青年的偏爱遇上Pasolini的世界，有如天雷勾动地火。她以一位在san Vincenzo度假的贵妇的姿态走进贫民区孩子们中间，给他们送来被褥，食物，还有毛衣；孩子们的自在令她惊奇不已，那些俚语和幽默的洋相迷倒了她。仅仅是赢得他们的一点信任已经让她高兴得晕头转向了。

你可以在Trastevere区或者老城门外看到二三十个孩子聚在一起吃着宽面条，有的小心翼翼，还有的吵吵嚷嚷。Elsa，Moravia，当然还有Pier Paolo，散坐在他们中间，三人组不能坐在一起是Elsa的决定，她不希望知识分子的“抱团”给这些和他们不一样的孩子带来拘束或者压力。Pier Paolo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沐浴在至高的幸福之中。Elsa渴望着达到同等境界，但却带着一种诗意的焦虑，这使她露出意义不明的天使般微笑，仿佛是对Moravia的某种挑衅，三人中唯有他眉头紧锁，独自忍受着尴尬之情。

Pier Paolo时不时就要主持一次同桌之间的食物交换，当事人的座位往往并不相邻；或者在飞向远处其他人的叫嚷声中捂住耳朵，躲开一次鲁莽的信号收发行动。虽然现场一片震耳欲聋的热烈气氛，孩子们仍然像参加宗教仪式那样端坐在原地，刀叉紧紧握在手里，哪怕是用不上的时候。看得出来，食物——不管是尚未端上来的，还是已经在盘子里的——对他们有一种神圣的意义。事实上，只有在委托好心的服务员为他们公正分配饭菜的片刻时间里，喧闹才会中断。肚子刚刚填饱，炎热的空气中还弥漫着葡萄酒香味的时候，则是声浪——但不一定是说话声——达到最高点，堪比摇滚现场的时刻。当然，即使在这时，最小的孩子们中也仍然能够靠在同伴肩上熟睡过去；有一回，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孩子，身体软软的，头发乱成一团，把头枕在Moravia的胸前睡着了，后者低头凝视着他，虽然不大高兴，还是维持着挺胸的姿势，好让他睡得更舒服。不用说，Elsa心里该有多么嫉妒啊。

聚会解散以后，Pier Paolo还会陪他们再待一会。如果是夏天（我印象里每次都是），大家有时候还会一起去吃冰淇淋。如果我打扮得太漂亮，Elsa就会不爽，因为我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她自己本来也很喜欢花花绿绿的昂贵面料，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只穿棉衬衣和长裤，像个男孩子。她说她觉得在那种场合下，应该和Pier Paolo的孩子们穿同样的衣服，应该是他们让她惊叹，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我是说Carlo Levi，Guttuso夫妇，还有其他几个人——总是在边上另起一桌，旁观他们的飨宴。Penna有时候也和我们一起，他总是顽固地不愿像Elsa那样和孩子们同桌，即使Elsa叫他过去。饭后，我们兴致盎然地各自缓步离开，对于被排除在飨宴之外，有人暗喜，有人失落；或者大家结伴另寻别处，这种情况下，几乎每次Moravia都会跟来。

白天的Pasolini待人接物一派北欧式的庄重，无论对同事还是朋友，找不到一点曾在那种，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梦似幻的冲动驱使下度过前夜的痕迹。他的性欲从未给任何人带来困扰，虽然——还是他自己的话——这性欲统治着他，只有对最亲密的人他才透露一二，但是其间非但不会说到令人难堪的细节，甚至不会提及任何具体的内容，即使是以最含蓄的方式。

和他的对话，一旦变得私密和投入，他激烈的思想活动就会显露出来，无畏的诗人不愿为痛骂放弃歌唱，而是心怀对冷漠之罪的憎恶，渴望着混乱和理性的和解。在马克思的光照下，他以隐修士般的戒慎重新追寻并细察那些灾难留下的残迹：我还记得他说，“三只小猪”模棱两可的可爱形象，最充分地表明了沃尔特•迪士尼那些拟人的动物——原初天真的化身——是如何作为暴力转移的载体，因为小猪们实际上不过就是达拉斯的石油工人呀。

Pier Paolo的雄辩从不会夸大或是舍弃什么。他的口头语言总是精心选择的，通过语文层面的反复锤炼，孜孜不倦地将新旧词汇镕合在一起。在五十年代，他是最早的几个将说一种语言称为“使用”它的人之一：“我们这些语言的使用者[user]，”他总是这么说。这种对非文学语言的摇动和卡尔维诺所谓的“抒情、真诚、也足够调谐的总体气质”可一点关系也没有。

某些时候他在意识形态和语文学层面纠结到了苛求乃至卖弄的程度，把我气得够呛。“你正在变成一个比[Giuseppe] Baretti的《语文鞭子》还没事找事的咬文嚼字专家，”有一回我对他说，他得意了好久。争议的焦点是外来词的用法：“运动酒吧”的“运动”应该用名词[bar dello sport]还是形容词[bar sportivo]？就为这个他和Michele Rago挑起了一场论战。

在所有他感兴趣的问题上Pier Paolo都会毫无顾忌地投入全部热情，即使那些和他走得最近的对话者们也并不是总支持他。众所周知他和Moravia多年来屡屡在《晚邮报》上互相谩骂，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年还是如此。最后一个回合，说来伤感，就是Pier Paolo那篇反对堕胎的文章。Moravia在1975年1月24日回应了他。他俩是1月26日我过生日那天在我家和好的，那也是二十年来我的生日聚会上第一次少了Carlo Levi。Moravia怒斥Pasolini为“天主教式滥情”。话说得很重，他难过得都哭了。这是他母亲告诉我的。

Pier Paolo这辈子最深刻也最对等的亲密关系就是和他的母亲。她是他一生所有悔恨和控诉的源头；这是一种注定指向痛苦的爱，因为任何对生命的戕害都以其残酷伤害着它。Pasolini唯一的弟弟生前是游击队员，在一次悲剧而致命的误会中被人杀害了。《马太福音》面世的时候，Pier Paolo和我，René Clair，电影节的主管Chiarini，还有若干其他人一起受到威尼斯宗主教Urbani枢机的接见，这位枢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在电影的后半部分选择了他并非演员的母亲出演圣母的角色，“而她在某些时候又表现得如此痛苦……”

“因为她曾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他身为游击队员却被那些他为之战斗的人们杀害，”Pier Paolo礼貌但并不友好地回答说。

枢机立刻以体贴入微的亲切评论道：“一个人如果愿意将这样的角色交给自己的母亲，他的心中一定不会有任何不敬的念头。”

他母亲和我的情谊也催生了他对我的友谊中最亲密和严肃的部分，尤其是Pasolini官司缠身、诽谤丛生（门外墙上随处张贴着辱骂他的标语）的艰难岁月，儿子深陷仇恨和迫害对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也是我对她格外牵挂的一段时间。许多年前在罗马，早在Pasolini一家还住在卡里尼街45号的时候，我就已经接过了帮助照顾他母亲的使命，而且还因此认识了他的父亲。当他的母亲独自一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会把认识的医生朋友介绍给她，Pier Paolo不在家的时候我会去看她，给她打很久的电话作为安慰。娇小，瘦弱，颤颤巍巍，谦卑和温柔的天性使她眼中刚盈满泪水便露出感激的笑容——难以自抑地牵挂着儿子的Susanna Pasolini，无异于Pasolini诗歌中不断重现的受难情结的化身。

在我第一部除演出之外也亲自导演的电影里面——根据Jacopone da Todi《赞歌》改编的《Logos》[Sangue più fango uguale logos passione, 1974]，它只比《萨罗》略早一点——正是Susanna 无意之间启发了那场“看不见的受难”，通过安排圣母聆听目击者的转述（“Women, one hand is laid/Upon the cross and stayed;/With a great nail fast-made,/for they did strike their best;/... Woman, see even now/His feet are nailed; ah, how/His limbs are wrenched/I trow to meet the awful test”），基督在不同阶段经受的折磨被投射到圣母的肉体上。Pier Paolo从中看到了一个儿子的悔恨之情。“我从未想到过，”看过那部电影之后他感慨说，“当基督的受难以如此大胆而正面的方式，尤其是在圣母的形象之内呈现，那种不可抑制的共振，不可抑制的激烈情感，是多么震撼人心。”他认为我是通过她儿子的视角来塑造这位圣母的。话说回来，他一直都把我定义成一位姐妹：“你的特质是姐妹式的，而不是母亲。”说到这里他微笑了，好像十分得意的样子，“你是厄勒克特拉。”

在他的诗集《玫瑰形的诗》里有一首提到了我，诗的献词写道：“给Elsa，温柔的斗士”。他指的主要是我出于义愤在电影节颁奖前连珠炮般写给威尼斯的一系列不怎么友好的信件，为了声援《马太福音》，因为那时候传出了Pasolini由于和一部宗教电影不相称的恶名将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的消息。我写信给Vittorio Cini，给评审团主席Mario Soldati，给电影节主管Luigi Chiarini，给某些后来因为我说了些严厉的话找Bini——Pasolini电影年轻而勇敢的制片——抱怨的人。我指责他们所有人只因为不敢挑战某些无耻之徒的狂热就卑劣地忽视了Pasolini的艺术成就，那些人将他不屑伪饰的同性取向当作迫害他的借口。而同样的性取向已经在无数其他人身上被接受或者被虚伪地视而不见。然后我列举了几个人名，很显然它们让人吓得不轻。事实是尽管金狮奖颁给了Antonioni的《红色沙漠》，《福音》仍然获得了若干其他奖项，包括由Mario Soldati主持的评审团队颁发的评审团大奖，Soldati本人也为《福音》力争，靠他自己的力量和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但他告诉我，我的信帮了他不少忙，对他是一大支持。就在电影首映的当天，Pier Paolo在Danieli酒店留给我一张便条：“晚上放映的时候我想要独自在场，像一条孤单的可怜虫或者一个游魂那样。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就结束后见面，那时候我会很需要有人安慰。”但是爆发混乱的时候我还是守在了他的身边。

《福音》的事情过后，他带我去了卡萨尔萨，我们在他母亲的家里庆祝。在场的有Susanna，未婚的Giannina姨妈，还有Susanna的另两个妹妹，分别是Graziella [Chiarcossi]和Nico Naldini的母亲。Pasolini深爱着他的表弟和表妹。Graziella，如今已成为一位聪慧的语文学家，当年曾和他们母子一起住在罗马。Nico，一位相当细腻的诗人，对Pier Paolo尤其重要，特别是那时他弟弟已经去世了。我本人与个性动荡不安的Nico也长久保持了熟稔而亲切的友谊。

Pier Paolo在卡萨尔萨的老家坐落在一条后来以他弟弟命名的街道上，俯视一片凌乱的花园，屋子里空气清新，帘幔顺风飘动。我睡在一间墙壁涂成暗金色的卧室里，窗口能摘到无花果，繁茂的果树就像是慈祥的母亲，枝叶一直伸展到窗台上。

我们用餐的屋子很大，我已经记不太清了；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都热爱着Pier Paolo，怀着某种不无担忧的骄傲之情，同时他们和他打交道，对他说话，提到他，又都十分自然，使得他的腼腆毫无用武之地。一切都笼罩在热诚友好的气氛之下，尽管每人各自都和别人保持着一点距离，只有Giannina姨妈最为大胆活跃，说着她那狡黠的弗留利方言。花园里有一条走廊，架子上的藤蔓缠得如此稠密，走进去就像躲在一座小屋里一样，四周种了许多垂柳。为了惹Pier Paolo生气，我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它们，并且引用了卡尔杜齐贬斥克利通诺河畔垂柳的几句诗。

[Giovanni] Comisso就住在附近，我们见过很多次。我们都非常喜欢Comisso，他曾说我是他最渴望的读者：“所有对我的赞美中最触动我也是我认为最准确的莫过于说假如没有我的散文今天的年轻人们还会像邓南遮那样写作。这是Elsa de’ Giorgi说的。至于Emilio Cecchi……”他在评论[Elio Filippo] Accrocca的《意大利作家精准画像》时写道，使我成了那些对他顶礼膜拜的批评家们最讨厌的人。

我在卡萨尔萨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时光，几乎像是过节一样。我还记得大家甚至在一个十分简陋的地方跳起舞来，Pier Paolo提到Graziella越长越漂亮了。

最后一天早上，盥洗室里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虽然它在我彻底吓坏之前就善解人意地跑掉了——使我心悸不已。向来迷信的我知道早上见到蜘蛛，哪怕是尺寸不那么吓人的那种，总是灾祸的预兆。Pier Paolo死后，当我们陪同仍一无所知的Susanna回到这幢房子，就好像她终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我不禁又想起了那一幕。事实上，随着日复一日地等待她以为还出门在外的Pier Paolo踏上归途——人们都说他马上就要回来了——Susanna的记忆也日渐退缩：一对年幼的儿子重新出现在她眼前与她玩耍，再后来连他们也被抹去了痕迹，死去的时候她已经回到等待婚嫁的少女时代。

Pier Paolo，七十年代的基督，为使至福提前降临在人世间他深爱的母亲身上，他逆转了她的记忆，却不能逆转时间。奇迹仍然与失败同在。弗洛伊德才是中产阶级焦虑的疗伤灵药，而马克思只是它的理性解脱。神秘地逃离，在母亲的悲剧和他自己的悲剧——死在他爱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手里——面前，遁入不可捉摸的空间。

Moravia责备Pasolini是个滥情的天主教徒，因为他不赞成堕胎，指责他妄图将自己的滥情合理化，“每个人都知道合理化一件事不等于理性思考它。”Moravia的世俗立场是如此令人嫉妒地简洁，他似乎没有设想过宗教的难题可以种下多么难以平息的疑虑，正是教会本身和它的教理论证以同等力度的简化将信仰的约束变为一道服从的命令，它的教诲如此明智，却容纳了异端如方济各和弗洛拉的约阿基姆，烧死了萨弗纳罗拉，关押了Jacopone da Todi。因为没有任何信念能比对一位失败者的信仰种下更深刻的怀疑。

Carlo Levi曾经说过：“Pier Paolo想要一路登上加尔瓦略山，来到十字架脚下，将世人引向独立思考；但是将要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却在迟疑。正是这种迟疑令他绝望也令我们窘迫。”的确，根据Carlo那肋未人[Levi]的哲学，即使有约伯的教训——或者正是由于约伯的教训——他仍坚信人只应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并从中得到安慰，而不应从祂受到的谩骂中看到祂的真身。

然而假如Carlo有足够的耐心见到75年的秋天，而不是早早在那一年的1月4日就离开了人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像他最喜欢的那样在纳沃纳广场度过主显节前夜，他就会亲自见证这一迟迟没有发生的事件。他将会见到Pier Paolo以他最骇人听闻的坦荡升上十字架，钉死他的不仅是轧碎他心脏的、他那速度骄人的汽车轮胎，还有我们时代的经师和法利塞人们口水飞溅的谩骂，面对这些人他无所畏惧，他清醒的怒火在那些取名为《海盗集》[Scritti corsari]的寓言里一直燃烧到最后时刻。

我一直害怕在这本回忆录里与Pier Paolo重逢。但是避开他是不可能的，就像在我平时的生活里避开Sandrino [Contini Bonacossi，De’ Giorgi的丈夫]，[Cesare] Pavese和耶稣基督也是不可能的；他就像那些自杀的死者那样使我痛苦，而Moravia一直受到非理性但并非不合理的悔恨的折磨。

“优雅的高腰皮鞋，鞋跟垫高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