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DELLINO对《Pasolini, un uomo scomodo》的笔记(2)

Lettera a Pier Paolo

文/奥里亚娜·法拉奇

原刊L’Europeo, 1975.11.14.

在某个地方，夹在成堆的纸页、报刊和笔记中间，皮埃尔·保罗，我应当仍保留着你一个月前写来的信吧；它是如此残酷、无情，你在其中对我发起的猛烈攻击和凶手杀害你的时候不相上下。有两三个星期我把它随身带着，让它和我一起跨越半个世界去了纽约，之后我也不知把它放在了哪里，或许今后再也找不到了。但愿如此吧。再次见到你的信带给我的痛苦仍将和我起初读到它的时候一样，那时我麻木地凝视着其中每一个单字，寄希望于可以忘记它们。可是我并没有忘记。我几乎可以逐字将它们背诵出来。你的信大概是这样：“我收到了你的新书【*】。我憎恨你写出了它。我连第二页都没有读完。而且永远不想再读了。我不想知道女人的肚子里装些什么。母性这种东西令我厌恶。对不起，但是这种厌恶从幼年时代，从我三岁，或者六岁时起就伴随着我，当我听到我的母亲轻声细语地说……”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 nato, Milano, Rizzoli, 1975.9。

我没有回信给你。我能回复你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却哀哭你生为男性的绝望，和你曾经从女人腹中诞生的痛苦？那封信也并非写给我，而是写给你自己的，写给你日复一日追逐的死亡，只有它才能为你满腔的愤怒——因为你需要一只隆起的肚子、两条张开的腿、和一条在血污中缠结的脐带才能来到世上——做个了结。对于一件如此无可逃避的事，有谁能平息你的怒火，有谁还能安慰你呢？安慰你的话已经写在那本书里，而你怀着怒气拒绝了它，唯一抚慰你的方式只剩下将你拥入怀中：以只有女人懂得的爱一个男人的方式爱你。可是你从未允许过一个女人拥抱你和爱上你。我们的肚子，你从中诞生的场所，向来是你憎恨的对象。除了你的母亲之外——你崇拜她如同崇拜一位自圣灵受孕的圣母，全然忘记了你也曾同样连在一条血污缠结的脐带上——我们女人永远使你本能地厌恶。如果你接受了我们，那是出于怜悯；如果你原谅我们，那是出自意志。无论如何，你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传说，它指控是我们摘下了苹果，从而发现了罪过。罪，和性——你实在太痛恨它们了，对你来说性也是罪的一种。而你又太爱纯净和贞洁，对你来说贞洁即是救赎。你找到的纯洁越少，你就越要追逐污秽、痛苦和下流，作为报复：仿佛那是一种惩罚。

就像那些鞭打自己的修士，你正是通过性欲来惩罚自己，因为对你来说性也是罪的一种。你所憎恶的性欲使你渴望那样的男孩子，他们有着毫不聪慧的面孔（而你崇拜智慧），毫不优雅的身躯（而你崇拜优雅），对美一无所知的头脑（而你崇拜美）。你一头扎进他们中间，羞辱自己，迷失自己：他们愈是无耻下流，你就愈沉迷于对他们的肉欲。你公然赞美他们，用你美丽的诗篇，你美丽的书册，你美丽的电影。你梦想着死在他们手里，或迟或早，藉以完成你的自我毁灭。我这么说是恶毒的吗？我也同样残忍吗？也许吧，然而正是你教给了我即使显得恶毒也应该直率，即使显得残忍也应该诚实，心里想说的话永远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即使它使人厌烦、激起公愤或者带来危险。你自己的写作永远在侮辱、伤害、摧人心肝。而我并没有侮辱你，如果我说不是那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杀害了你：是你自己杀死了自己而他只是你的工具。我也没有伤害你，如果我说我从来都知道你像他人追求天国一样追求你自己的命案，像他人祈求天主一样祈求死亡。你自称无神论者，但你却是如此虔诚。你如此需要神的存在，尽管你执迷于所谓的人性。唯有落得颅骨碎裂和躯体伤残的下场才能熄灭你的痛苦，餍足你对自由的渴求。你并不是真的鄙弃暴力。你用思想谴责暴力，你的灵魂却召唤着它：作为取悦和惩罚你体内灼伤你的魔鬼的唯一方法。你也从未真正诅咒过你的痛苦。恰恰相反，你需要它，它像手术刀一样将你体内的天使剖析出来。

我早从第一次见到你，早从我在纽约认识你的时候就明白这一点：转眼间，那都是十年以前了。那是比你振奋人心的天才、比你令人恼火的文化修养、比你无所顾忌的想象力更能触动我的事实。每天夜里你遁入的街区，就连持枪的警察也不敢进去。你乐此不疲地挑战下流、触摸恐怖、与酗酒、吸毒和性倒错的雄性渣滓为伍。无论你去的是包厘、哈莱姆还是港口，你永远出现在危险和罪恶发生的地方。和你相比阿尔蒂尔·兰波不过是个寄宿学校的女学生。有多少次我曾担心过总有一天会听说你的尸体被人发现，心口中弹或者喉管被割开。那天晚上我终于对你说了。我们站在林肯中心门口，你到处找出租车把你带到某个你始终不愿承认的地方。等待的焦虑使你躁动不安，微微颤抖。我低声说：“皮埃尔·保罗，总有一天你会被人抹了脖子。”而你用清亮却忧伤的眼睛（你的眼睛永远是忧伤的，即使在你发笑的时候）看着我，随后嘲弄地回答：“是吗？”访问纽约的那些日子，你还记得，不是吗？你到我的公寓来，坐在老旧的沙发上，问我要一杯可口可乐（我从未见过你有醉酒的时候），对我说你热爱纽约正因它是如此污秽而没有灵魂。在那座不同凡响的城市里你见到的唯有一种精神上的艰苦与贫穷，属于——你说——前殖民地和流氓无产阶级[sottoproletariato]的贫穷，你认为它与加尔各答，卡萨布兰卡和孟买的贫穷不相上下。有一天下午你说：“真遗憾我没有在二十、三十年前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定居。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爱上一个地方。也许在非洲的时候例外。然而如果我想定居非洲，那是为了不用自杀。非洲就像是一剂麻醉药，你不想死的时候服用它。纽约则是一场战争，你迎接它就是为了把自己干掉。”

你是从蒙特利尔坐火车来的。下车时你身处一座地下车站却找不到搬运工。提着大包小包把你胳膊累断的行李你穿过一条隧道，隧道的尽头是一片耀眼的光芒。纽约城沐浴在专属于幻象的光辉中迎接了你：你说它就仿佛十字军士兵眼中的耶路撒冷。那些摩天大厦你却说就像高耸的多洛米蒂山，我听着不禁害怕起来：你只是个诗人吗，抑或也是个疯子？我从未想到过纽约和耶路撒冷，或者摩天大楼和多洛米蒂山脉可能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你从来都拒绝到那些大楼的楼顶上去。有多少次我想带你一起登上帝国大厦的顶层啊！我向你保证：“和站在山顶上没区别，上面吹的风很干净。”你总是用同一个借口拒绝我：你对干净的空气没兴趣。你感兴趣的是42街的污秽，是那里售卖色情产品的店铺和地狱般的红色灯光。“昨天在42街，我见到一个垂死的人，手里拿着一小包东西。他盯着那东西看了一会，发起脾气来，把它摔在地下摔裂了。紧接着他自己靠在墙上，一点一点滑下去，直到瘫倒在地一动不动：他就要这样死掉了。谁也没有停下来看他一眼，为他做些什么；我也不例外。但这就是恶吗？是缺少悲悯之心？也许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悲悯，你知道，让别人能够自己死掉。”

犯人编号3678

我们立刻就成了朋友，两个不可能交上朋友的人。因为我是个正常的女人而你是个不正常——至少根据所谓文明世界虚伪的主流观点是这样——的男人，我热爱生命而你热爱死亡。我是如此刚强而你是如此温柔。在你身上有一种女性化的温柔，女性化的和蔼，就连你的声音也多少是女性化的，这很奇怪因为你明明长着一张男人的脸，你的面部轮廓凶狠而生硬。是的，你的脸上有一种暗藏的凶狠，你突出的颧骨，你拳击手般的鼻梁，你薄薄的嘴唇，那里笼罩着一种隐秘的残酷。你矮小纤瘦的身躯，和你走路时强健、敏捷、仿佛野兽即将搏人而噬的步态也同样如此；然而一旦当你开口说话、露出笑容或是打个手势的时候你就变得像女人一样甜美，一样温和。你对我那谜一般的吸引力几乎令我羞愧。我想：这其实和被一个女人吸引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和你像两个女人——而不是一女一男——那样结伴逛街给尼内托买裤子，买夹克衫，而你提到他就像提到你的儿子：当他从你的腹中分娩，而非自你的精子生成。就好像你嫉妒你的母亲、嫉妒我们女人拥有的母性，尽管你为它指责我们。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商店里，你为尼内托看中了一件上衣，跟“新新”惩教所里穿的那种一模一样。左侧口袋上写着：“国家监狱。犯人编号3678。”试穿时你不断地说：“太棒了，他一定会喜欢的。”走出店门的时候马路上刚好经过一支声援越战的游行队伍，你还记得吗？许多中年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轰炸河内”，把你难受坏了。之前足有一个星期你都在急不可耐地跟我解释如今只有美国而非中国或俄国才拥有真正的革命契机。“你去莫斯科，去布拉格，去布达佩斯看看，就知道那里的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了：社会主义让一批经理掌握了权力而工人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去法国，去意大利，你就明白欧洲[西欧]的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空壳。在美国你能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想到的最美妙的左翼力量。这里的革命者让人想到最初的基督徒，他们身上有一种同样的属于基督的绝对神性。我有了一个想法：把我那部关于圣保罗的电影故事背景搬到美国来。”对于美国文化你几乎可以原谅一切，然而那天晚上——当两个美国女学生问你最喜欢的诗人，你自然回答了兰波，却发现她们根本不知道兰波是谁的时候，你是多么痛苦啊。可那就是你离开纽约时如此失落的原因吗？我认为不是的。你心怀失落是因为你不曾在这里死去，因为你已来到深渊的边缘却没有坠落下去。那些在追寻死亡的路上度过的夜晚使你的两颊越发消瘦、你的眼神越发炽热了。我现在的感觉，你说，就像一个孩子眼前的蛋糕刚要咬下去便被人拿走了。的确，你还须饮下数不清的苦酒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慷慨地杀死你、使你过完表里如一的生活之后还能够表里如一地死去的人。

人家都说你有时也能快活起来，吵吵闹闹，为此你才格外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和棚户区的男孩子，比如说吧，一起踢足球。可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身上挥之不去的痛苦就像喷的香水，除了悲剧之外人类的其他处境你从未真正理解过。唯有不幸的人才能引起你的兴趣。有一天，当你向我弯下身子，握住我的一只手腕，喃喃地道：“你啊，你在绝望的时候，也不是开玩笑的！”那时你是多么深情啊。也许正因为此命运才安排我们多年后再次相遇。那是在里约热内卢：你和玛丽亚·卡拉斯一道度假的时候。报纸上说你们是一对情侣。真的吗？我知道你一生有两次曾试图爱一个女人：最后你失望了。但我不相信玛丽亚是其中之一。你们实在太不一样了，无论在审美，心理还是文化背景方面。然而在某种神秘的共谋连结之下你们又显得如此密不可分。我怀疑你实际上是把她当作了一个收养的妹妹，为了帮助她忘掉被奥纳西斯抛弃的痛苦。你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她，甚至动手帮她打扮和换衣服。在海滩上你为她的背部涂油以防太阳晒红她的皮肤。在餐厅里你迁就她的一切任性举动。在她面前你永远耐心、宽容、平和，如同一位兰巴雷内的护士。没错，你身上的英雄主义有如一位自愿护理麻风病人的传教士，你的慈爱如同一位受难时满怀喜乐的殉教圣徒。我们也曾谈起过这个话题，某天晚上在科帕卡巴纳的海边，沐浴在日落时分的金黄与嫣红色里。玛丽亚躺在沙滩上打盹，身上包裹着一件黑色的泳衣，我则向你说起巴西人折磨政治犯的方式：“鹦鹉架”，还有电击。可是你并不想听这些，甚至似乎对于它们搅扰了一次沐浴着金黄与嫣红的日落不无恼怒之情；你连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你发觉自己的态度伤害了我，而我也开始攻击你说你那些抗议和斗争看来都不是真的，你不过是一个靠着假装与社会不公战斗满足虚荣心的自恋狂，于是你终于开口谈起耶稣基督和圣方济各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哪个神父像你一样谈论耶稣基督和圣方济各。有一次你还提起了圣奥古斯丁，提到奥古斯丁对犯罪和救赎的见解。正是那时候你为我背诵了圣奥古斯丁回忆他母亲醉酒的段落。也是在那时候我明白了你追逐罪过为的是寻找救赎，你坚信救赎只能来自罪过，犯罪愈深重得救也就愈使人自由。可是那天玛丽亚在科帕卡巴纳的海岸上打盹的时候，你对我说的关于耶稣基督和圣方济各的话，在我体内留下的却是一道伤口。因为那是一个不相信生命的人唱出的爱之颂歌。我在你不愿读的那本书里引用了它绝不是偶然的。这些话在书中是胎儿为受到审判的母亲作证时说的【*】：“说你不相信爱，妈妈，那不是真的。正因你太相信爱了，你才会如此痛苦，因为你见到的爱是如此稀少，而且向来都不是完美的。你自己就是爱的化身。可是相信爱就足够了吗，如果你已不再相信生命？”你也是爱的化身；你最本真的美德就是慷慨。你从来不会拒绝别人。你总是将满手的恩惠赠给每一个请求的人：无论是付出金钱、劳动还是友谊。对帕纳古利斯【**】，好比说吧，你为他的两本诗集作序，结果你甚至逐行地对照了希腊原文，想要确认翻译有没有问题。

【*】在法拉奇的书中这个胎儿中途流产。

【**】希腊诗人、革命者Alexandros Panagoulis，当时是法拉奇的伴侣。

你和我就是因这件事再次见面的，你还记得吧。我们重新开始往来就是在他出狱并流亡到意大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常常一道去吃晚饭。每次和你吃饭都像过节一样，因为跟你在一起是永远不会腻烦的。有一天晚上，在那家有你喜欢的马苏里拉奶酪的餐厅，尼内托也一起来了。他管你叫“老爸（babbo）”。而你待他也的确就像一位老爸对待他的儿子，当他从你的腹中分娩而非自你的精子生成。相反，晚饭后和你分手却令人痛苦，每一次，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去做什么。每次都是，就像目送你冲向一次与死亡的约会。每一次我都想要抓住你的短外套，拦住你，恳求你，再说一遍在纽约已经说过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被人抹了脖子，皮埃尔·保罗！”我想要大声告诉你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你的生命不仅属于你自己，不仅属于你个人对救赎的渴求。它属于我们所有人。而且我们需要它。意大利再也没有另一个人能像你生前那样揭露真相，像你生前那样使我们思考，像你生前那样培育我们的公民意识。当你坐进那辆后来将被三个歹徒【*】用来碾碎你的心脏的小汽车开走的时候，我憎恨过你，我诅咒过你。可是我的憎恨随即演进为一种狂热的敬佩之情，于是我说：“他多么勇敢啊！”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你精神上的勇敢，或者说在写作只能换来谩骂、误解、侮辱和报复的时候仍然支持你继续写作的东西；而是你身体上的勇气。敢在夜里来往你常去的那些泥潭需要极大的胆量。那也是在侮辱和嘲笑声中进入斗兽场准备被狮子撕碎的古罗马基督徒的胆量。

【*】这是法拉奇和同事们的调查结论，她是最早主张帕索里尼命案的凶手不止一人的公众人物。

无声的电话

在你被人撕碎之前二十四小时，我和帕纳古利斯抵达了罗马。我下定决心要与你见面，亲口答复你写给我的那些东西。那天是星期五。帕纳古利斯拨了你家的电话，但是拨到第三个数字的时候，插进来一个声音一字一句地说：“请注意，请注意。由于博览会区通讯中心近日遭到破坏，以59开头的电话号码当前服务暂停。”第二天还是这样。我们感到很遗憾，原以为周六晚上可以和你共进晚餐，不过我们自我安慰说周日上午总能见到你了。周日我们在纳沃纳广场约了詹卡罗·帕耶塔和米丽亚姆·玛法伊【*】：大家可以先喝一杯开胃酒，再去吃点东西。于是上午十点我们又给你打了电话。可是，那个一字一句的声音又插了进来：注意，注意，通讯中心遭到破坏当前服务暂停。这样我们没等你就去了纳沃纳广场。那是个大晴天，阳光明媚。我们在“三级台阶”酒吧坐下来，聊起佛朗哥似乎永远不会死，这时候我想：和皮埃尔·保罗谈谈永远不会死的佛朗哥应该很有趣。这时候来了一个卖《团结报》的小伙子，对帕耶塔说：“帕索里尼被人干掉了。”他说话的时候笑呵呵的，好像在说一支足球队输掉了比赛。帕耶塔没有听懂。或许是不肯听懂吧？他抬起眉毛紧锁的额头，喃喃地问：“谁？谁被人干掉了？” 那男孩子说：“帕索里尼。”于是我极其可笑地接了一句：“哪个帕索里尼？”“什么哪个？帕索里尼还有哪个？皮埃尔·保罗呗！”帕纳古利斯说：“这不是真的。” 米丽亚姆·玛法伊说：“这一定是恶作剧。”但是她已经站起身来跑去打电话了。几乎只过了一瞬间她就回来了，脸色苍白。“是真的。他们真的把他干掉了。”广场上一个穿绿色裤子的街头艺人正在表演吹长笛。他一边吹一边跳舞，抬起绿色裤管扎住的腿作出种种怪诞的姿势，路人发出阵阵笑声。“在奥斯蒂亚，就在昨天晚上。”米丽亚姆接着说。笑声更响了，因为卖艺人这时挥舞笛子开始唱一首荒唐无比的歌。他唱的是：“爱就是死呀，逗号！爱就是死呀，句号！我为你哭呀，逗号！我为你哭呀，句号！”

【*】Gian Carlo Pajetta和Miriam Mafai，均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元老成员。两人当时是同居伴侣。后文的《团结报》是意共的机关报。

我们没有去吃饭。帕耶塔和玛法伊低着头离开了，我和帕纳古利斯在路上走着却不知要去哪里。一条无人经过的街道边上开着一家无人光顾的酒吧，里面在放电视节目。我们进门的时候，后面赶上来一个年轻人，惊慌失措地问：“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酒吧的老板娘问：“什么真的？”年轻人说：“帕索里尼，帕索里尼被杀了。”老板娘惊叫起来：“帕索里尼，皮埃尔·保罗？耶稣啊！耶稣玛丽亚啊！被杀了！耶稣啊！这一定是政治事件啊！”接着朱塞佩·凡努奇出现在电视荧幕上播报了正式的消息。发现你尸体的那两个平民也接受了采访。他们说你受的伤重到远远看去连一具尸体的样子都没有了。你看起来就像垃圾堆在地上，他们走近去看才发现原来你不是一堆垃圾，你是一个人。那么你还会生我的气吗，如果我说你不是一个人，是一盏灯，一盏灯的光辉就这样熄灭了？

原文也能在这里读到：

https://librariacultura.altervista.org/non-eri-un-uomo-eri-una-luce-la-lettera-di-oriana-fallaci-a-pier-paolo-pasolini/

Un marxista a New York

文/奥里亚娜·法拉奇

原刊L’Europeo, 1966.10.13.

他就这样来了：瘦小、脆弱、被千百种欲望、失落和痛苦消磨过的身躯，穿着一身大学生的行头。所谓大学生我是说身材苗条、热爱运动、会打棒球和在汽车里做爱的那种。榛子色的套头衫，心口部位缝着皮面的口袋，有些过度紧身的榛子色条绒裤子，装有橡胶鞋底的麂皮鞋。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四十四岁了。想要看到他的真实年龄，除非走到窗边，让光线无情地直射在他的脸上，拍打他清澈而忧伤的眼睛，精瘦干枯的面颊，还有被颧骨拉扯绷紧的皮肤，凸显出下方颅骨骨架的形状。是过度疲劳的缘故吧，我想。夜间他对所有的邀请避之不及，一门心思投身哈莱姆、格林尼治村、布鲁克林或是码头一带最黑暗的街巷，钻进那些连警察都不肯入内的酒吧，寻找美国与他的烦恼、他的兴趣相称的，污秽暴力不幸的一面，直到黎明时分才再度现身位于曼哈顿的旅馆：眼皮浮肿，浑身酸痛，仿佛对自己还活着深感惊奇。我们都认为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他的尸体会被人发现，心口中弹或者喉管被割开：像这样在纽约乱跑是疯了吧？他抵达纽约已是十天以前了。他是为电影节而来，主办方放映了两部他的电影。我实在很好奇这位坚信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愤怒的基督徒，总而言之，帕索里尼对美国的观感是好是坏。自然，十天的时间太短了，然而奥逊·威尔斯曾对我说过，理解一个国家要么需要十天要么需要十年：第十一天起你便会习惯这里再也看不到什么了。第十一天，明天，是他返程的日子。我因此请求他今日务必到我家来喝一杯。“威士忌？”我问道，“啤酒？白兰地酒？”“可口可乐，”他说。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条两侧全是摩天大楼的马路，一栋挨着一栋，一栋连着一栋，自东河向着哈得逊一路延伸。当你扭过头看着它们，你仿佛落入了一个陷阱，你就像陷阱深处的野兽一样渴望绿叶花香。或者渴望安静。地狱般的喧闹从玻璃窗半开的缝隙倾泻进来：发动机的轰鸣，汽车喇叭的尖响，电钻一刻不停地开动，汽笛长鸣。市内开始烧煤供暖了，于是你连睫毛上都挂着黑色的烟尘，成了睁眼的瞎子。天上还在下雨；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一切都让人讨厌、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的日子。然而帕索里尼仍在兴致盎然地喝着他的可乐，突然之间，他开口说：“我真想回到十八岁一辈子住在这里。”

“在这里？纽约？！”

“这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市，无法抵挡，美丽极了。属于少数那种蒙受恩宠的幸运城市之一。就像有的诗人只要动笔必然写出佳作。我很遗憾没能在很久以前就来到这里，二十或三十年以前，然后留在这儿。从未有哪个国家让我第一次来就生出这样的想法。也许在非洲的时候例外。然而如果我想定居非洲那是为了不用自杀。非洲就像是一剂麻醉药，是逃避，你服用它因为你不想死。纽约不是逃避：纽约是一种责任，一场战争。纽约让你想要做事、对抗、改变：你喜欢它就像喜欢那些二十岁时会喜欢的东西。我是坐火车从蒙特利尔来的。下车时我身处一座巨大的黑暗笼罩的车站，在一条地下隧道里。找不到搬运工而我提的行李很重。可是我走起路来仿佛它们没有一点重量。我朝着一片耀眼的光芒移动，一片耀眼的光芒在隧道尽头，走出隧道的一刻整座城市迎面袭来有如某种奇境示现。就像是十字军士兵见到了耶路撒冷。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外来人，我立刻就学会了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样走在路上：可是我对这座城市仍一无所知。因为纽约从来没有被表现过。文学没有表现过它：有关纽约的文学只有金斯堡的诗歌，再有就是吉格斯和玛吉的连环画片。绘画没有表现过它：纽约主题的绘画完全没有。电影没能表现它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纽约是无法被拍摄的。从远处看去它就像多洛米蒂山脉，太上镜、太壮观了，使人厌烦。从近处，从里面，又什么也看不到了：永远无法把一栋大楼的底层和顶层同时收进镜头里。然而纽约的美不仅在于物质的外表。更在于它的青春。这是一座年轻人的城市，是我见过的城市中黄昏派习气最少的。这里的年轻人，多么优雅啊。”

“优雅？！”

“这些年轻人的品味妙不可言：看看他们穿的衣服。再诚实、再特立独行不过了。无论大众还是小布尔乔亚的规则都对他们毫无作用。看那些花哨的套头衫，那些廉价的外套，那些不可思议的配色。他们简直不是在穿衣服，而是在化装改扮：就像你小时候会套上外婆长长的睡衣一样。化着装他们走在路上，神气十足，他们的优雅之处毫不掺杂幼稚或是神秘的成分，而他们对此也是完全自觉的。你不禁就想要模仿他们因为还有哪里能让你这样穿呢？罗马？米兰？巴黎？我在那些城市永远害怕别人看我，怕他们转过头来。在这里我一点顾虑也没有，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出门，谁也不会扭过头来看我的。在这里不一样，没有人会为好奇心打扰别人。昨天在42街我见到一个垂死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小包东西：他盯着那东西看了一会，狠狠地把它往地上一摔，力气太大，包装都摔裂了。谁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呢。紧接着他靠住了墙，头枕在小臂上，一点一点滑下去，最后瘫倒在地哭了起来。他就要这样死掉了。谁也没有停下来看他一眼，哪怕只是给他一杯水，为他随便做些什么。前天晚上，大都会附近，我看见一个老人卧倒在人行道上，身上盖着一条花呢毯子。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很英俊，是你会认为优雅的那种：光洁的皮鞋，轻薄的袜子，裁剪很讲究的长裤，一件非常漂亮的套头衫。那老人握住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脸上没有血色，已经被死亡掏空了。路过的人谁也没有停下来，有人还在笑着。但这就是恶吗？抑或我们停下来窥视才是？其他人的沉默未必就是缺少悲悯之心，也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悲悯，不窥探，不靠近……”

美国堪称是红颜祸水，诱惑着所有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在此地登陆的哪个共产主义者不曾被冲昏了脑子。来的时候他们满怀敌意、成见、乃至蔑视，一眨眼的工夫，启示和恩宠就将他们击倒了。一切他们都说好，一切都喜欢：离开的时候人人都爱上了这里，眼里含着泪水。是不是啊，帕索里尼？他耸了耸肩，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请求，而我从小就爱上美国了。个中原因，连我也搞不清楚。美国的文学，比如说吧，我向来都不感兴趣。我既不喜欢海明威，也不喜欢斯坦贝克，几乎不喜欢福克纳：从梅尔维尔我直接跳到了艾伦·金斯堡。美国的“体制”，当然啦，和我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也绝不相容。还有什么呢？电影，可能吧。对美国电影的迷恋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那是一个暴烈、残酷的美国，但并不是我如今发现的这个：年轻、绝望、理想主义。在他们身上有某种理想主义，与强大的实用主义同时并存。这里的人从未像我们那样怀疑、玩世，也从未成为对政治麻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永远活在梦里因此必须理想化些什么东西。甚至有钱人、掌握权力的人，也不能例外。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革命契机，不在中国，也不在俄国：在美国。什么意思呢？你去莫斯科，去布拉格，去布达佩斯看看，就知道那里的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了：社会主义让一批经理掌握了权力而工人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去法国，去意大利，你就明白欧洲[西欧]的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空壳。到美国来你能找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想到的最美妙的左翼力量。我认识了一些SNCC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青年人，你知道，那些到南方来组织黑人的学生。他们让人想到最初的基督徒，身上有一种同样的绝对神性，正如基督对青年财主说：‘你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谁爱父母的是恼恨我。’那些人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主义者，而是民主的神秘主义信徒：他们的革命就在于推进民主直至抵达最极致和近乎疯狂的结果。认识他们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把我那部关于圣保罗的电影故事背景搬到美国来。我想要把整个故事从罗马挪到纽约，除了设置在我们的时代之外不改动任何东西。什么意思？就是说仍然完全忠实于他的那些书信。纽约和圣保罗谈论的古代罗马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腐化、权力关系、黑人和毒品问题。面对这一切，圣保罗作出的是一种神圣的回应，也就是极端的回应，就像那些SNCC成员们……”

帕索里尼七点钟有个约会，赫伯特·布劳——林肯中心的戏剧总监——邀请他共进晚餐。这个钟点没有出租车，我们只能步行前往。空中飘着恼人的毛毛细雨，他却一无所觉，要么就是很喜欢这样的天气——不住口地说：“你看，见到吉格斯和玛吉住的房子，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一样。”那种千百般痛苦充塞的忧伤几乎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

“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面相是它的贫乏[miseria]。”

“贫乏？！纽约？！”

“是啊。纽约的贫乏，或者说贫穷，和那些独立没多久的前殖民地是一模一样的。和你在加尔各答、孟买、卡萨布兰卡看到的贫穷别无二致。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食不果腹的贫乏，而是那种，对了，心理上的。那种四处弥漫的污秽感，那种一切都不稳定的状态。那些沥青没有铺好，一下雨便到处是泥坑的柏油路面。那些发褐发黑的围墙，匆忙地垒起来仿佛就是为了匆忙地被拆掉。没有哪怕一个角落是深思熟虑之下建设起来、将要持续下去的。纽约也有公园大道，当然啦，有那些光辉灿烂的玻璃摩天大楼：但那些是它的金字塔。置身今日的纽约就仿佛置身奴隶正在建造金字塔的埃及。要知道，我不是说埃及的奴隶就一定过得很苦。也许他们在无望之中也会快乐，晚上也会喝点酒，寻开心……但这和我说的毫无关系。纽约最重要的面貌仍然是这种前殖民地的贫乏，流氓无产阶级[sottoproletariato]的贫乏。”

“纽约？流氓无产阶级？”

“千真万确。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同样的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烙印：打眼看去你甚至辨不出不同阶级的差别。就像在莫斯科你走在街上也会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差别显然依旧存在着但是他们意识不到，我们也意识不到。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人没有阶级自觉。对于一个从意大利到这里来的人，纽约比非洲或是印度更能令他不知所措。我的意思是当你走进加尔各答，走进喀土穆，你深入的是一个特定的人种，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每个阶级都自觉地存在着。来到纽约你看到什么？一片人种混合的烟花，所有人种都被同一个系统、同一种底层吸收和同化了，这底层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看看美国的工人群体吧，这个融合了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迷人怪物。在这里不存在作为其本身的工人因为他们没有工人阶级的自觉。无底的深渊。可是在美国，无论你在哪里，是哪一种人在哪一条街上处于什么环境，你永远像是在无底的深渊边上。就好像你正从摩天大楼顶上探出身体。这是一种善吗，还是一种恶？我也不知道，我有些糊涂了。放在欧洲我会认为它是负面的，此地则不然。我赞美这个国家蕴含的革命契机，我的心毫无疑问属于那些不幸的黑人和不幸的卡拉布里亚人，与此同时我也尊重美国的“体系”，美国的制度……我要回去了，我要深入地想一想。”

赫伯特·布劳与我们见面的餐厅以它的烤龙虾著称。晚餐？龙虾？帕索里尼梦游般地从混乱思绪织成的迷宫里出来，点了一杯牛奶，一份什锦水果但不要橙子。他患有胃溃疡，需要手术，吃东西就像小婴儿一样。他们谈起戏剧，项目，布劳盯着他看，一脸惊奇：这个革命者吃东西就像小婴儿一样。过不了多久双方就将分手，各自都感到厌烦。吃过晚饭布劳陪同帕索里尼去了林肯中心，观看一出古装喜剧的排练。但是帕索里尼对古装喜剧，对电力驱动的舞台装置——更换布景、转动舞台、抬高座椅只需几秒钟的时间——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位置。同样没有位置的还有玻璃摩天大楼、公园大道、升空的火箭和活体心脏移植手术：那个美丽、清洁、舒适，想上天堂的人会喜欢的美国。和兰波（或者某些殉道烈士）一样他想要的永远是回到地狱，回到那些随时可能被一枪击中心脏的街区，那些悲惨甚或罪恶的偶遇，惩罚，艾尔莎·莫兰特口中的格林尼治村，昨天夜里他亲眼见识的哈莱姆，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啊。给他介绍了一位黑人工会活动家，属于极左翼阵营，也就是不肯接受马丁·路德·金鼓吹的非暴力方案而随时准备杀人见血的那些人。活动家带他去了一个从四十六层摔下来落到四十二层奇迹般被一条绳子挂住的工人家里，工人是个年老的黑人，躺在床上快活地笑啊，笑啊，笑起来那么动人。忽然他不耐烦起来，和我道了别，匆匆握一握手，便独自消失在黑暗里了。

今天他就要启程了，事情一大堆：首先有个人强烈要求为他拍照，好像叫什么阿瓦隆的。“迪克·阿维顿？”“对了，差不多叫这个。”“你不知道阿维顿是谁？”“不知道，是什么人？”“也许是全美国最伟大的摄影师，毫无疑问是世界顶级的。”“哟，真的啊？”阿维顿请求帕索里尼11点前抵达他的工作室但帕索里尼迟到了，因为在台阶上遇到一个从清晨开始就醉醺醺的流浪汉，而一个醉酒的流浪汉至少也值一百张阿维顿的照片喽。

从那人身边走开的时候帕索里尼给了他不知多少美元，先前他曾以慈母般的耐心与温柔倾听流浪汉说话，而如今当他望着那幅占据了阿维顿工作室一整面墙的巨型快照，他的兴趣无疑已经衰退了：照片上是查理·卓别林假装成魔鬼，伸出双手的食指和小拇指放在太阳穴两旁模仿头上的角或三头叉。“是他在美国度过的最后一天拍的，”阿维顿说，“几个小时之后他就登上直达渡轮去欧洲了。请您到这里来……”然而帕索里尼更关心的是其他几张照片的故事：一位黑人少年，比如说，他被3K党殴打之后重伤而死。一位黑白混血人士，他两次被选为众议员却不能进入议会只因他反对越南战争。再或者赤身裸体的艾伦·金斯堡，浑身上下只有体毛和胡子，这使得帕索里尼再一次表白了对美国的爱意：“想想看吧，美国的知识分子。一切都是多么自相矛盾啊；你先是遇到一个莫里斯的弟子和你讨论符号学而他靠研究彼特拉克的诗歌拿了大学学位，接着又遇到两个女学生甚至不知道阿波利奈尔和兰波的名字。‘谁是你最喜欢的诗人？’她们这样问，你说‘兰波，阿波利奈尔，马查多和卡瓦菲斯’。她们瞪着你，云里雾里的样子。卡瓦菲斯，这可以理解。不知道马查多已经很糟糕，阿波利奈尔堪称荒谬，到了兰波就简直令人气愤了。可是她们对文化又是何等尊重！她们的态度充满了谦卑和敬畏，多么了不起的品质啊。再想想意大利人，即使一无所知的时候也自居为智慧的主人。意大利人永远不会有哪怕一瞬间流露出对智慧的敬畏。比如说吧，像是翁贝托·艾柯这种人。所有的学问他都懂所以他就以最冷漠的态度一股脑把这些学识全都喷吐到你的脸上。听他说话就像面对一个机器人。如果一个美国人和翁贝托·艾柯同样博学，他仍将是一个谦逊的人，不会自以为占有了智慧，而是近乎对自身的修养感到恐惧。这样的人才是正直的，我会喜欢……”

与此同时阿维顿按下了快门，以飨《Vogue》杂志所有轻浮时髦的女读者们。真是不同寻常的场面，和我们在格林尼治村的时候不相上下。

紧接着他就去了格林尼治村，为了购买那些在他看来极为优雅然而回到罗马他一次也不会再穿的夹克衫和裤子：他是一个如此害怕被人认出、评论、观看的人。其中最吸引他的是一件衬衫，样式与监狱犯人穿的那种一模一样。左侧胸前的口袋上写着：“国家监狱，犯人编号3678”。帕索里尼被它迷住了，试了又试，这时候从第十大道的街角刚好走过来一队支持越南战争的游行队伍。男人和女人经过时面色阴沉，手持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潦草的字体写着“轰炸河内”；有人戴着一种徽章，写的是“杀光所有赤色分子”。就在此时开来一辆汽车，车上下来两个小伙子和一个穿长裤的金发姑娘。姑娘拿着一把吉他，她靠在汽车引擎盖上，弹起一支忧伤的曲子，两个小伙子在她两旁；接着三个人同时唱起一首抗议的歌。其他人继续挥舞手中的牌子而他们也一直唱了下去：没有一次争吵，一句辱骂，一丁点表示仇恨的动作。帕索里尼站在那里专注地看着他们，身上还穿着犯人款式的衬衣，他的眼睛变得湿润、温和，低声说：“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它。我要回来，即使不再是十八岁我仍要留在这里。我是多么不愿离开啊，就像是有什么被偷走了。我就像是一个小男孩，眼前是一块还没动过的大蛋糕，一层又一层，小孩自己也不知道哪层他最喜欢，只知道他想要、他就要把它们全都吃掉了。每一层都要吃掉。就在他张嘴刚要咬下去的时候蛋糕让人拿走了。”

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纽约留下的快像。

原文也可在这里看到：https://www.tempi.it/un-marxista-a-new-york-fallaci-racconta-pier-paolo-paso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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