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terabbit对《理想国》的笔记(10)

苏格拉底去雅典旁边的港口看节日表演。遇上了当地的一些人，与他们讨论什么是正义。 玻勒马霍斯说：正义是欠债还钱，给朋友以善，给敌人以恶。 苏格拉底说：正义作为一种技艺，一种德行，只能将人变好。 色拉叙马霍斯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说：正义是统治者管理弱者，是为了服务弱者，是为了弱者的利益。正如医术是为了救人，而非赚钱。赚钱是因为他利用了赚钱之术，而医术本身只是为了救人。 色说：不正义是聪明的和善的，正义是愚蠢的和恶的。 苏说：聪明的和善的人们相类似，不会想要超越同类；而愚蠢的和恶人，想要超过他人，也想要超过同类。不正义的人要超越所有人，而正义的人只想超越敌人。所以正义是善的，不正义是恶的。 色说：不正义带给人利益，正义损害人的利益 苏说：不正义的人如果始终坚持不正义，那他最终会与所有人为敌，包括神明。要想合作，即使是为了不正义的目标，在这一集团内部也必须要求正义。 苏说：任何技艺都有它的德性，这一德性使它的对象变好而非变坏，比如医术使人健康，骑术使马变好。心灵也具有德性。善的心灵，它只能让人变好，变快乐；恶的心灵，它让人变坏，变痛苦。而我们知道正义是善的，不正义是恶的。所以正义让人快乐，不正义让人痛苦。

色拉叙马霍斯在苏格拉底面前败下阵来。不过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兄弟尽管相信正义是好的，依然要求苏格拉底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正义是必须的，而不正义是不可取的。 格劳孔说：有三种善。第一种，人们只喜欢它本身，不在意它的结果，比如各种娱乐；第二种，人们只喜欢结果，却不喜欢它本身，比如锻炼身体；第三种，人们既喜欢它本身，也喜欢它的结果，比如视力好，身体健康。那么正义算是哪一种善呢？ 格又说：有三种理由来说人们为什么倾向于不正义。一是考虑到正义的本质和起源。按最普通的说法，正义是遵守契约，不作不正义之惠，也不遭不正义之害。正义的本质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所谓最好乃作不正义之事受利而不受罚，最坏是遭不正义之害而不得申。人们要正义是因为他们没能力作不正义之事而不受罚，退而求其次才要正义，并非因为它本身的善。二是人们响应正义，并非是心甘情愿的，即使响应也并不是因为正义它本身的善，而是因为由之而来的名和利。三是，不正义者在社会上得到各种好处，正义者受到各种欺负，那么谁会愿意正义呢？一种是表面正义本质却极不正义的人，一种是真正的好人却被大家误解为不正义的人。谁愿意受委屈呢？除非只是装装门面和道貌岸然罢了。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格劳孔的问题，相反他提出由大及小，先考虑一个城邦是如何建立的。只要知道了城邦是如何建立的，在其中正义和不正义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要正义，那么就可以由城邦及个人，就会对我们作为个人为什么要由衷地做正义的事有了解了，毕竟城邦是由个人组成的。 苏格拉底说：一个城邦如果想建得好，就要每个人各行其职。每个人只能专注于他自己擅长的一项工作，毕竟人只能有一种美德。由于每人各行其职，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比如农民，医生，士兵，法官，等等。 苏格拉底说：如何培养士兵呢？要用音乐来陶冶心灵，用体操来训练身体。这要从讲故事开始说起，包括故事的内容和故事的讲法。只有有关好的事才能给他们讲，而那些有关说谎，地狱，和神不守规矩的事情都不要讲。最好让他们用叙述的方式讲，即使要模仿，也只能模仿那些真正的好人，而非一切都能随便自由模仿，否则只会败坏士兵的德性。

苏说：人们有自己的本质来做，不应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养生和治病上。医生治病也要简单些，因为有些病是由于病人本身太弱，已经无法完成他们的本职工作，也不值得去救。有钱人也要努力去沉思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时刻想着自己的病。 苏说：医生自己的身体有时会得病，这常常会有助于他们亲身体验病症，提高他们的技艺。但是治病不是用身体医治，而是用心灵。他们必须心灵好，否则就治不好病。 法官也要心灵好，不能因为要体验坏人的犯罪方式而去做坏事，法官必须从小接受善的引导。但这样会使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法官必须年长。他们对坏人的了解是来自于知识，而非亲身体验。 音乐陶冶心灵，体操锻炼身体，二者分别服务与心灵中爱智部分与激情部分。但二者不可偏废，要和谐发展，才能让士兵既勇敢又温和。 最后，如何培育和选择统治者呢？那应该是在任何巧取豪夺的情况下都依然热爱国家的人，而且应该久经考验。 统治者可以说慌以方便管理（很邪恶的样子）。比如可以编造一些谎话，人被造出来是被神掺了不同的金属，有的人是金子，那么就是统治者；有的人是银子，那么就是辅助者；有的人是铜，那么就是被统治者。当然有时会发生金属混杂的现象，金子也会从平民中产生，铜也会在统治者中产生，统治者有责任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如何防止士兵抢劫百姓呢？就要规定所有士兵生活在一起，不能有私人财产。

阿得曼托斯说：既然这样，我们的士兵一定会心有不满的，毕竟他们拼死拼活，最后却一文不名。 苏格拉底说：我们说这样的安排是件幸福的事，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层的单独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这明显是功利主义者的看法嘛！难怪人说西方思想都逃不出《理想国》所设的框架）。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蒙娜利莎画的美丽是因为五官端正，各在其位，而不是用最绚丽的油彩描绘最美丽的眼睛。 贫和富会使技艺退化。贫穷使人粗野低劣，要求变革；富贵使人奢侈懒惰，要求变革（我们的国家因为贫富差距拉大，受到腹背夹攻，水深火热阿）。如果又瘦又硬，自然没人愿意也没人敢招惹我们，（像毛时代的祖国啊），只要我们团结成一个整体。而这就要求统治者控制城邦的size，够大但又不致太大而无法统一。 统治者另一重大任务是教育。并非所有规定都要写于法律条文上，因为那样只会让人破坏，损害法律的权威，相反应该从小教育儿童，让他们耳濡目染这些规矩，自然而然的遵守。（这不就是洗脑嘛！谁不是从小洗脑过来的呢？可这明明又是自然的啊，如果教授的是正确的，是真善美，有何不可呢？爱国家爱自己的文化不行吗？岂有此理？洗脑本无错嘛，关键是内容要善。）而有些人却要把一切都编进法律条文，事倍功半，心是好的，值得尊敬，却没有自知之明。良好的秩序不在于法律条文的精细，而在于生活在社会上的一个个人啊，而他们要得到教育的。（简直就是给我们听的啊。） 这样，我们的城邦就建立起来了，它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正义的。在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哪些方面上体现了上述优点和美德呢？ 说它智慧，是因为它是被谋划着建立起来的，它体现在统治者对国家大事的深谋远虑上。 说它勇敢，是因为战士能够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正如羊毛要通过理顺才能被染色而不掉色，战士也要通过教育才能受考验而始终勇敢。 说它节制，是因为国家是有少数具有理智的统治者统治着多数具有欲望的被统治者。节制同时体现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上，是一种和谐一致。（体会到了和谐发展观的强大了吧？有柏大爷撑腰，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说它正义，是因为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只作他分内的事，而不干涉他人的事（这么说来，还有点自由主义者的味道：每个人管好自己，有自己的自由，却不能干涉他人自由。薛华在《前车可鉴》中说，只有先承认上帝的存在，之后在他的安排下，人才能拥有自由。跟这里竟颇相似，在统治者的安排下，各司其职，每个人才能拥有幸福和自由）。对国家的最大危害就是随意的更换各自的职位。 国家有三种人，统治者，护卫者（辅助者），被统治者，一个人的心灵也有三种相对应的情感，理智，激情，欲望。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各司其职，人的正义在于三种情感各起各的作用。理智是智慧的，应起领导作用。激情是勇敢的，应服从协助他（音乐和体育使得理智与激情协调发展）。欲望应被领导。三者一致赞成由理智领导而不反叛，所以是节制的。（这里我要说，这很像康德的说法，是顺应人给自身的道德律还是服从外界给他的欲望，只有服從自身的道德律，人才能得到自由，否則只是慾望大過理性的奴隸）。正義的人不允許自己靈魂里的各部分相互干涉。他應該主宰自己，自身內在秩序井然，將三種情感協調在一起。符合這種協調狀態的行為是正義的行為，破壞這種協調狀態的行為是不正義的行為。指導這種和諧狀態的知識是智慧，指導不和諧狀態的意見叫愚昧無知。 美德是心靈的健康，美和堅強有力；邪惡是性靈的疾病，醜和軟弱無力。實踐好事養成美德，實踐壞事養成邪惡。 那麼到底是做正義的事有利呢，還是做不正義的事有利呢？ 如果身體的本質已經壞掉，那麼一切飲料和食物都無濟於事，如果心靈已經壞掉，那甚至甚於身體的壞掉。

苏格拉底想要讨论五种政体，这时阿得曼托斯却打住了他，要他先把妇女儿童的问题说清楚。 苏格拉底说：很多人反对我说，每个人应各司其职，既然妇女和男子不一样，那么他们承担的任务也不应该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妇女中也有和男子中同样美德的人，虽然比例会低一些，但对于这些妇女也应该人尽其用，给予同样的教育和待遇。这些女人应被所有男子共有，而不是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不就是所谓的共产共妻嘛，呵呵），儿童也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最好的男人应与尽量多的女人结合，生下尽可能多的子女，而最坏的下一代的不予培养（古代就有优生优育的思想）。男子和女子结合应在在适当的年龄，并且只有在适当的年龄才能结婚，得到大家的祝福和法律的允许，未经允许就结合所诞生的子女就是私生子，是亵渎神明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优生优育，保证结合不能自由随意，而必须经过社会的许可和选择）。 一个国家的至善是什么？至恶又是什么？至善就是国家团结一致，所有人只会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看起来就像一个人，一个人受了伤害，整个国家啊都会心痛，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有机体（其实这指的就是国家认同感，想起最近的奥林匹克和香港的国民教育教材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国人的悲痛）。因此我们把妇女儿童公有叫做善（其实整个理想国说的都是共产主义嘛，比人民公社彻底多了，可是实际却失败了，不管是柏拉图的西西里实验，还是毛的人民公社，都失败了，不知道是人们的觉悟还没达到要求，还是因为考虑到人类本来的恶这种设想压根就不可能成功呢？），而不是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每个人都各司其职，那么也不会有争斗和诉讼，巴结富人 等琐事，烦心事，那简直比奥林匹斯的神还要幸福啊。 之前格劳孔说我们的护卫着拼死拼活，却什么也没得到。其实，按照我们的说法，他们得到了最大的善，最大的幸福啊。相反，如果这些护卫着不安于适度的安稳的生活，而被那些愚蠢的快乐观念所困扰和引诱，那真的印证了一句话“半多于全” 儿童也应该从小就被带上战场，学习勇敢和搏斗的技艺。希腊人要团结，对其他城邦不应过于残忍，只限于把当年的粮食运走即可，这样显示我们还有和解的心意（这里似乎类似于桑德尔为克林顿欺骗公众进行辩护时所用的的argument，虽然并没有直接承认事实，但是他考虑到了不应直接说谎话，所以才采用了有误导的解释），这属于内讧；对敌人则是战争（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雏形）。 格劳孔问道：好吧，你已经回答了如此做是善的，但是这实际上可行吗？如果实际上不可行，那你这只是纸上谈兵，没有意义啊！ （这里苏格拉底提出了他重要的绝对理念的观点）苏格拉底说：谁说理论上的至善就一定在现实中存在了？我们的现实不过是对完美的理念世界的模仿，本来就是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只要它尽可能接近那至善至美就可以满意了，不是吗？世上不存在蒙娜丽莎这样的美人，难道能说蒙娜丽莎不给人美的享受吗？这个画家因此就不是个好画家了？真理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现实中的城邦尽可能的像我们刚才所描述的理想中的城邦。那么它们现在的差别在哪里呢？如果要做一个最小的改动，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哲学王”，除非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现在的统治者寻求智慧，总之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 苏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哲学家，他们爱智慧；另一种只是爱凑热闹，对什么都好奇。绝不能把他们二者混为一谈。正如有的人爱美本身，有的人只是爱美的东西，却不能认识美本身。前一种人具有知识，后一种人只有意见。意见介于知识和无知之间，而知识对应于有即那个绝对存在，无知对应于无即那个绝对不存在，意见则是既有且无，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平常看法。

蘇格拉底說：現在我們終於弄清楚了什麼樣的人是真正的哲學家，甚麼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哲學家。那回到之前的那個問題上，即為甚麼要讓哲學家作為統治者呢？ 哲學家擁有對輿永恆不變理念的知識，而其他人只會被千變萬化的事物搞暈了方向。正如看守一樣事物不能用盲者而應選用視力敏銳的人，統治者也應該選用那些哲學家，因為他們有對實在的永恆不變的看法，而且他們在經驗和別的美德也不差，況且懂得事物實在的知識或許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美德呢！ 我們知道哲學家有知識，那為甚麼說哲學家在別的美德方面也不差呢？為此我們先要了解哲學家的天性。我們會發現，一個人如果不是有良好的記憶，敏於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他是不會很好的從事哲學的。 此時格勞孔提出人們常有的對於哲學家的看法：既然哲學家們如你所說的優秀，那麼為甚麼平常人對哲學家的看法要麼是覺得他們是怪人，對社會毫無一絲用處，要麼就是覺得他們做盡了壞事，比如蠱惑人心，敗壞青年。 蘇格拉底先對哲學家無用的說法做出了回應。他舉了一個比喻：一艘船，船長沒甚麼水平，下面又有很多無知的船員，都說自己有權掌舵，吵嚷著要做船長，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如何航海，他們自己不會，甚至還說這世界上航海是學不會的。他們互相爭鬥，不同伙就殺死對方，同伙就互相封為更種職位。其實，真正的航海家必須對很多因素包括天氣，季節，星辰，潮汐都有所掌握，而事實上真正有人懂得這些技巧。只是在這樣被無知船員佔領的船上，這樣真正懂得技巧的人是會必然被說成無用的，因為船員們太無知了。哲學家對世人的確無用，但是責任不在於哲學家，而在於世人不用哲學家。真正自然的應該是：病人卻請求醫生醫治，船員請求航海家掌舵，世人請求哲學家統治。 為甚麼人們說哲學家是壞蛋呢？一方面，上面提到了哲學家的天性，可哲學家欲成為哲學家，必須在好的環境中培養這些天性，相反在壞環境中這些天性卻會更具有破壞性（想起了動畫片《葫蘆兄弟》中的七娃）。如果有一個馴獸師，他了解動物的脾性，他把順應動物脾性的方法叫做智慧，動物喜歡的叫善，動物厭惡的叫惡。但對於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動物怎麼能夠告訴我們呢？（這是在批評那些詭辯家迎合民眾的行為。這難道不也是詹姆士《實用主義》所倡導的嗎？）現實生活中多的是這樣討好民眾的詭辯家和無知的民眾，他們當然要非難哲學家。在這種環境下，即使一個具有天賦的人，也斷難成為哲學家。 另一方面，一些小人乘機而入，他們本不配學習哲學，沒有那些高尚的天性，結果就只能產生詭辯，敗壞哲學的名聲。 結果只有極少數的有天賦的人成為了哲學家，但是面對著社會上的野獸，他們能做什麼呢？只有盡量堅持自己的正義不被腐蝕，懷著良好的願望辭世罷了。 蘇說：接下來我們要討論我們的統治者和護衛者應該如何產生的了。他們要經過嚴酷的考驗。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首先知道什麼是善，這比知道正義和美更重要。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只有從善演繹出來的關於正義的知識才是有益的。如果不知道善，別的再多的知識也無益。 但什麼是善呢？大多數人對它並不知曉。 對自己不懂的，就不應該誇誇其談；（這是維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無法言說之物就應保持沈默）。脫離知識的意見是醜的，即使這意見碰巧說對了，那也和瞎子走對路沒甚麼區別（還是反駁實用主義。我們不僅需要對世界的預測，更需要對世界的解釋。《真實世界的脈絡》） 我們有視覺，有物體，但中間需要有媒介讓我們看得到，那就是光，光來自太陽。視覺最像太陽，但依然不是太陽。太陽不是視覺，但卻是視覺的原因。太陽於視覺和可見物的關係，正如善於理智和可知事物之間的關係。善的理念給與認識對象以真理，給與認識主體以認識能力。太陽不僅讓物體被看見，也讓物體生長。善不僅讓知識對象可知，也讓知識對象存在。 存在兩個世界，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見世界分為影像和影像的實物；可知世界分為以實物為影像的概念，比如三角形和正方形，現實中有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各種物體，他們是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影像，和以概念為影像的真理，即真理經由概念推導而得。於此四部分對應有四種靈魂狀態：理性，理智，信念和想像。

接下来苏格拉底讨论了他著名的关于洞穴和影子的比喻，来说明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区别。 在一个山洞里，所有人被绑住只能朝向岩壁，洞口有一堵墙，墙边有人走动，阳光会在岩壁上投射出那些人和事物的影子。 即使这些人被解除了桎梏，被强迫回头看那火光。那么他一定觉得火光很刺眼，很不舒服。一有机会，他就会回头看岩壁，还说“还是看影子舒服啊”，而且认为看到的影子比真实的事物还要实在，其实这只是由于他习惯了虚假的东西。 要让他在洞穴外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那么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阴影最容易，然后是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是事物本身，然后是夜空和星星，最后他就可以看到太阳本身了（暗示其他一切事物不过是这一绝对的唯一的善的理念的投影）。此时，他一定觉得之前在岩洞里的生活层次太低了，为自己的变化高兴，为朋友而遗憾。如果在囚徒之间曾有选举，并且有所奖励的话，那么他也对那些奖励也会是不屑一顾的，他会嫉妒囚徒领袖的权利吗？我想他宁可作人世的奴隶，也不愿作囚徒的领袖（三体中关于四维空间的描述来于此吧）。如果让他再回岩洞中，他也会因为突然的黑暗而什么也看不见，囚徒们会笑话他到上面走了一圈回来眼睛就坏了，诬蔑上面的世界不值得去，把任何想到上面去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囚室就是可见世界，上面就是可知世界。善的理念就是太阳，他是一切事物中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 眼睛迷茫有两种原因：从亮处到暗处，和从暗处到亮处。 教育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东西灌输到灵魂当中去。相反，教育是给人提供以转变头颈方向的能力。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能力。心灵的优点是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能力，因所取的方向不同而有益或有害。说他是小人，不是指他视力贫弱，而是指视力服务于恶。 没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不能胜任统治国家。没受过教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全部公私活动都集中于一个目标；知识分子则不能自愿地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极乐世界了（不能总朝着岩壁，也不能总朝着太阳，治理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把岩洞里的人带出洞外，所以应该能够往返于两个世界），统治者应该使自己的灵魂看到善，然后自愿地下到囚室，和囚徒同甘共苦。 格劳孔问：难道我们要让他们在能够过上最幸福地生活的时候，却要委屈他们过低级的生活？ 苏说：我们的立法不为任何一个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造福这个整体。（太高尚了，让人热泪盈眶，就好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太阳那里到来火种给人间，却又要忍受不被理解的刑罚）。 之前我们说让哲学家统治国家，好像他们占了便宜似的；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过高级的生活，而不必沾上世俗的罪恶。不过我们建立国家的初衷（即各司其职），这样对哲学家也不算不公平。毕竟哲学家要报答城邦的养育之恩，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过上两种生活，他们看过真正的善，再看这些影子时必定更清楚影子的含义，能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这里颇像罗尔斯的正义论里面讲的principle of difference，即不一定要人人平等，因为要有激励，但是这种不平等一定是有利于那些最不幸者。）而由于这是正义的，那些懂得正义的哲学家自然不会拒绝他们自己统治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当未来的生活比治理国家更好时，统治者才能管理的好，而不会被那些权力所腐蚀，统治完全出于道义，而不是利益。 下面的问题是，这种人如何造得出来？如何将人从洞穴中提升到光明的世界呢？这需要人们在那些学科上的修养呢？ 首先是算术学，但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将灵魂从变化的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其次是几何学，再次是天文学（算术相当于一维的，几何是二维的平面的几何，而天文学相当于立体几何，而且是运动的几何），但是天文学的学法与现在的不同。不应当把天体当作具体的星体，那样它们只是可见事物中最好的那些，这样研究只会让灵魂向下；相反，应当把天文学当成是绝对完美构造的模拟，就像画家用来表示某种真实所有的说明图，用研究模型來達到對絕對構造的理解。如果说眼睛是为天文学而造，那耳朵就是为研究音乐而造。 所有以上的学科都只不过是法律的序言，真正的法律正文是辩证法，即对自己的观点做出逻辑的论证。只有辩证法可以确定每一事物的真实本质，而其他一切技术则只是为了人们的意见和欲望，或是为了事物的产生和制造，或是为了在这些事物产生出来之后照料它们，而我们提到的其他学科如几何学，虽然对实在有某种认识，但是也只是梦似的看见实在。如果假设不确定，那么其结论也不会得到确定的。 世界四部分：知识，理智，信念，想像。知识和理智合称理性，信念和想像合称意见。理性是关于实在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理性和意见的关系－知识和信念的关系－理智和想像的关系－实在和产生世界的关系。 一个人如果不能论证善的概念并和其他一切事物区分开来，不能用实在而是用意见来考察事物，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論證到底而不出現失誤，那么他是没有理性的，也不配作统治者的。 当前辩证法的不幸之处。有个养子，从小被教育要孝顺父母，他自然尊敬父母比其他人多些；可是后来，他知晓了父母并非生父生母，那么他就可能接近那些谗佞之徒，而疏远父母。我们的青年才俊虽然从小被教育什么是正义，但是在学习辩证法时，受到辩驳，动摇了那些对于正义的认识，却又没有其他正确的想法进入时，那么他就会倾向于享乐。（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的问题啊，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还有过红色经典教育，什么雷锋啊，不过现在整个社会却变得犬儒起来，一切都没有了往日高尚的光辉，人也就堕落了）。年轻人驳倒别人，也被人驳倒，很快就陷入了对从前以为正确的一切产生怀疑，破坏了自己和哲学在世人心中的信誉。而人在年龄大些就不会这样疯狂。（不过美国的小孩从小就接触各种思想，似乎更好些）。

在经过了漫长的贯穿五六七这三卷的对话，接下来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终于回到了第四卷末尾时的问题：到底有哪四种政制，以及对应的四种人物 。当我们对四种政制和什么是最善的人和最恶的人时，我们就可以确定最善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最恶的人是不是最痛苦的，或者相反。 苏格拉底说：这四种政制分别是，斯巴达式的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治，僭主（又译为暴君）政制。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中产生出来的，这些习惯对应了人的心灵。 贵族政治（好人政制）是最好的制度，他们对应的就是善者和正义者。 1）先说荣誉政制， 它是怎么从贵族政治中产生的呢？贵族政治中的统治者尽管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统治者也会出错，比如在不适合的时节生了孩子，那么这些子女就不会是最优秀的，原本是铁和铜，却被当成金和银，就会不和谐不一致，从而引发仇恨和冲突。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金银集团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互相斗争，取得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据为私有（好像马克思论私有制的发生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私有制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是永远存在的）。铜铁集团仿佛寡头政制，而金银集团仿佛贵族政治。荣誉政制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和妥协的政体。一方面，这种政制尊重统治者，完全不让战士从事农业劳动，统治者也要从事体育锻炼和战争；另一方面，不是最有智慧的人统治国家，而是选择单纯和勇敢的人。统治者们一方面爱好财富，这点很像寡头制度下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又不能公开捞钱。他们轻视音乐而重视体育，受的教育是强制教育而非说服教育。他们秘密的寻欢作乐，逃避法律的监督。 与这种荣誉政制对应的人呢？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他们是自信的但缺乏文化；可能喜欢文化，但绝不会擅长。对待奴隶是严厉的，而非保持优越感。爱锻炼身体爱打猎。爱荣誉，并非靠能说会道而是靠自己的战功。年轻时可能并不爱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天性开始接触爱才之心，没有掺和着音乐的理性的保护，就会越来越爱财了。这种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政局混乱的城邦里，有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善的，但却被人说成孬种，其实只是因为他并不care这些常人关注的东西。年轻人经常听人抱怨自己的父亲不争气，但又被父亲的品德熏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因而他的性格也是两面的融合。 2）接下来说寡头政制： 是一种根据财产多少来决定权力的制度。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 那么寡头政制是如何从荣誉政制里产生的呢？私人手里的财产，能破坏荣誉政制。他们想方设法违法乱纪，然后互相模仿，发了财的人想要更多的钱，越来越瞧得起钱财，瞧不起美德。最后整个国家都尊重钱财忽视美德（正是我们国家现在发生的呢）。终于，爱荣誉的人变成了爱钱财的人，定下一项法律，规定只有达到一个threshold，才能当选。这种制度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表明制度本质的标准有问题。船长应该是航海技术最高的人。其次，这个国家必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成富人和穷人两个国家（贫富差距嘛），而这互相黑对方。这种国家无法进行战争，因为要战争，富人就要武装穷人，而这恰恰是富人最害怕的。这种制度还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从而成为一个穷人或依附者，不作为 这个国家的任何组成部分（这就是无产阶级吧，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一个人花费自己的财富时，他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实际上并没有履行统治者的义务。他们就像雄蜂一样，成为蜂巢的祸害。小偷盗贼就是有刺的雄蜂，乞丐就是那没刺的雄蜂。 与这种寡头政制对应的人呢？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有什么性格呢？爱好荣誉的统治者的儿子，起初效法他的父亲，后来他的父亲在政治上触了礁，人财两空，所以这个儿子就会变得胆小，荣誉心发生动摇，而爱财之心占了上风，进而把爱财奉为神圣的教条。理性和激情折节为奴，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如何赚钱，激情只被允许赞美财富。 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爱财；第二个特征就是节俭和勤劳（这就是中国人那）；他不在意文化，不注意荣誉。由于缺乏教养，他们雄蜂的欲念让他们有的像乞丐，有的像强盗；但同时他们又自我控制，压制这些欲望。在交易往来和签订契约方面，他们是有诚实的名声的，但这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强迫和恐吓，要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而不得不行的谨小慎微。 3）平民政制。 平民政制是如何从寡头政制产生的呢？统治者爱财，不会用法律禁止年轻人挥霍浪费。这些人一方面不能自制，浪费金钱，一方面又崇拜金钱。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二者互相仇恨。穷人会认为，那些懒散的奢侈的富人不配拥有这些财富，我们如果胆子大一点，就可以夺走他们的财富。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有一点疾病，就会病入膏肓。这两党会从外国引进盟友，内战爆发。即使没有外人插手，也会有党争，如果贫民得到胜利，就会把那些富人杀死，其余的公职则通过抽签或竞选在公民中分配。 这种制度的性质怎样？这种制度下人民如何生活？首先，他们看起来很自由，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每个人都被允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城邦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极其丰富多彩。就像女人小孩只要一见到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美，真是这样吗？（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棒了，真正的美在于和谐，在于各种色彩合理搭配，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上，而绝非乱糟糟的泼油彩）。在这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也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也可以不服从。一句话，不必负一定的责任。这种制度把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给品德低劣的人以平等，那何以奖励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老柏对于平等是深恶痛疾啊，但我想他说的平等与罗尔斯讲的公正是不同的。）。 其次，这种制度是宽容的，它对那些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些建国的庄严原则是蔑视的（就像现在，犬儒了）。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这些理想，完全不管一个人是干什么的，品德如何，只要他当选前声称自己是为了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 与平民政制相应的人物性格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这种人是怎么起源的呢？吝啬的寡头政治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儿子，这个年轻人竭力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那些必须花钱而不能赚钱的所谓不必要的快乐。什么是必要的欲望？什么是不必要的欲望？有些欲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些欲望满足了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说他是必要的，比如吃饭。有些欲望如果我们从小注意是可以戒除的，而且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们说他是不必要的，比如色欲（其实如果从生物角度来看，传宗接代也许才是人真正的目的，而非那个绝对的善的理念，当然如果那样老柏就已经成唯物主义者了）。但是一旦这个年轻人初次尝到了作为雄蜂的甜头，就会为所欲为寻欢作乐（人毕竟是有欲望的，从小受提倡的那种节俭的美德碰到欲望，那是错弱不堪的，因为他没有那绝对的善的理念来指导他，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理想，一个信仰，这也是有些人为什么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拯救人类的原罪，人的欲望就是原罪啊，还得回头看看圣经去）。一个党派得到同情与自己的国外盟友支持，变革于是发生；年轻人的心灵得到外界的欲望支持，便会发生心灵的变革。这些欲望占领了年轻人的心灵，发现里面空无一物，没有理想，没有学问，没有事业心，难怪欲望轻而易举的就取得了胜利。于是虚假的狂妄的理论乘虚而入。他们从此把节俭说成是不见世面，把自制说成是胆小怯懦，把助人为乐说成是笨蛋傻瓜。取而代替美德的是成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这段对民主的批判实在是太精彩了）他会平均分配时间在不同快乐上，她会说一切快乐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些高贵的好的欲望值得鼓励和满足。其实他只是沉迷于低级趣味，而他却盲目的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4）僭主政治 僭主政制是如何从民主政制建立起来的呢？寡头政制认为他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财富，因而它失败的原因是贪求财富；民主政制认为他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自由，因而它失败的原因是追求自由，而不顾一切。一个民主城邦，他们整日烂醉如泥，如有一个正派的领导人稍加约束，他们就指控这个领导人为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结果凡是当权的像老百姓，而老百姓像当权的。统治者只知讨好老百姓。连畜生也比其他城邦要自由（哈哈，这不就是我们的动物保护者吗？当然了，这个问题很复杂）。物极必反，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极端的奴役。 我们可以把民主国家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家，他们演说，办事，掌握权力；第二部分，是靠有秩序和节俭的天性起家的富人；第三部分，平民，他们自食其力，不参与政治活动，没有多少财产。他们会想要劫富济贫。富人也会发言，保护自己的利益，却被平民诬告为寡头派。（老柏真是厌恶平民啊，呵呵）。平民中会有一个人出头，来保护平民。这就是僭主政制的起源。人民领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不可抑制的使人留血，最后自己或被敌人杀掉，或者成为僭主（罗伯斯皮尔是也，太祖是也）。人民从此害怕他，而他为了保护自己，就建立了卫队。一个从前的保卫者如今却成了被保护者。开始他对任何人笑容满面，一旦掌握了绝对的权利，就开始奴役人民。那些勇敢的人，智慧的人，富有的人，会被杀掉。就像医生清楚好的器官，却留下了肿瘤。 与之对应的人物是怎样的呢？他们又是如何从民主式人物发展来的？ 首先讨论一下欲望问题。在非必要的欲望之中，有些是非法的，但它们通常受到法律和理性的控制，而只在睡梦中才出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如果一个人身心健康，那么即使在睡梦中，他的激情和欲望这两部分都会沉静下来 ，而理性则被唤醒，他在梦中也不会有非法的欲望。 民主式人物是从寡头式人物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父辈压制自己的不必要的欲望，而民主式人物因为之前说过的种种原因则渐渐的获得了这些不必要的欲望，但是同时他们也受到他们父辈的影响，所以这些欲望只会在梦中出现，在清醒的时候则被大部分压制。所以他过着一种既不奢侈也不吝啬的生活。 民主式人物也会有儿子。他们会被拉向完全的非法，激情被扶植起来作为主宰，保护奢侈的欲望，美德则被彻底消灭。即使是醒着的时候也会做各种非法的事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像醉汉和深陷爱情中的人们（在老柏严重，爱情也要在理性的控制下，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如果这种人在社会中是少数，那么他们只能做有限的一些小恶。可大恶则是僭主暴君，当这种人成为君主的时候。他们不是别人的主人，便是别人的奴仆，永远也体会不到自由和友谊的滋味。这就是不正义的代表啊。一言以蔽之，最恶的人就是醒着时能够干出睡梦中的那种事的人。 那么到底是僭主式人物幸福，还是正义的人幸福呢？我们不要只看僭主外表的威仪，还要曾经和僭主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他的所作所为，以做出判断。 先看国家。一个僭主国家是受奴役的，虽然他也有主人和自由人，但是整体和最优秀的部分受到奴役。再看个人。僭主式人物的心灵充满大量奴役和不自由，他的最优秀的理性守着奴役，而最狂暴的激情和欲望则变成了暴君。这样的灵魂是受奴役的，永远是贫穷的和苦于不能满足的，充满了恐惧。这些僭主式任务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控制别人，竟要巴结起自己的奴隶，变成了奴隶的奴隶。

之前我们已经证明了“行不正义事是有害的，行正义事才是有利的”。下面我们要来讲一讲第二种证明方法。 人的心灵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它们对应着三种快乐和三种欲望和统治：爱学或爱智部分，爱敬或爱胜部分，爱利或爱钱部分。人有三种人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如果分别问这三种人这三种生活哪一种最快乐，他们一定会说自己的生活才是快乐的，值得的。爱利者会说，和利益比起来，受到尊敬的快乐和学习的快乐是无价值的，除非他们能变成金钱。爱胜者或说，金钱带来的快乐固然卑鄙，学问带来的快乐也是无聊的瞎扯。哲学家会说，研究真理才是真正的快乐，而别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或叫做“必然性”快乐，因为若非受到必然性约束他是不会要这种快乐的。 那么，究竟谁的说法正确呢？我们做出判断，一定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推理作为标准。那么，显然哲学家在这三方面都更有发言权。哲学家从小就少不了要体验另外两种快乐。他还是唯一有知识和经验结合在一起的人。他也拥有推理的工具。 下面是第三种证明方法。 快乐和痛苦中间其实还有中间状态，比如比快乐和不痛苦。如果我们身处痛苦中，比如疾病，那么我们会说只要有个健康的体魄就是最幸福的了，其实我们只是把不痛苦当成了快乐，实际上不痛苦只是中间状态，离真正的快乐还远着呢。那些没有经历过真正快乐的人，他们对快乐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那些通过身体传到心灵的那些所谓的极大快乐，大多数只是脱离痛苦而已，比如吃饭，色欲。饥渴是因为身体的空缺，无知是因为心灵的空缺。充实以比较不真实的东西和充实以比较真实的东西，显然后者是真正的充实，是真正的快乐。（柏拉图理论的一切其实都是建立在他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绝对理念的观点之上。） 离法律和秩序最远的是爱的欲望和僭主的欲望。王者的有秩序的欲望离法律和秩序最近。（最近网上的一个帖子《为什么赫敏不能嫁给哈利波特》里面也说，统治者才是最遵循规则的，但又不拘泥于规则，规则的前提必须是符合那一终极的善，二元论才是这一现象的根源）。 一个人的内心包括象征欲望的多角怪兽，象征激情的狮子，和象征理性的人。一个正义的人一定是狮子在人性的领导下驯服了怪兽。而如果狮子或者怪兽成了统治者，人性被奴役的话，那这个人怎么能是幸福的呢？ 放纵受到谴责，是因为多形怪兽有了太多的自由； 固执和暴躁受到谴责，是因为狮子过于强壮；奢侈和柔弱受到谴责，是因为狮性减少削弱直至它变成懒散；谄媚卑鄙受到谴责，是因为狮性受制于多角怪兽的野性，而狮性从小就要受尽屈辱，以至于长大后变成了猴子；手工技艺受人贱视，是因为一个人最善的部分天生懦弱，不能管理其他两部分的兽性，而只是服务和讨好它们。因此既然奴隶和手工艺者自己无法控制内心的怪兽，就要受到真正的统治者的帮助，用统治者的人性来管理他们的兽性。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善。（归根结底还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即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几个部分，那么为了他的幸福，别人来帮助他，其实是统治他，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自由主义说每一个人是一个整体，他有权处理自己的内心，旁人无权侵犯。只是天赋人权的依据又在哪里呢？这世上是没有什么是“天赋”的！）

在用多种方式证明了正义者是有利的之后，苏格拉底又谈了谈他对诗歌的看法。 苏说：当我们举出一类东西时，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理念，比如说床。而工匠则是根据这个理念，这个自然的床，而造出来实际的床，而画家们则是根据这个实际的床来模仿出一个影像的床。这个理念本身不是任何匠人造得出来的。我们可以简单的那一面镜子映照万物，从而创造出万物，但那不是万物本身，而只是万物的影像。而匠人们造的东西也只是像实在而并非实在的东西。（柏拉图说理念是绝对的实在，而世上万物只是对理念的模仿，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每个人虽然画不出完美的圆，但心中却有一个完美的圆的模式。其实，从现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看，这个现象只是由于大脑结构的结果。我们的大脑具有hierarchy结构，在低层次接收到的信息，一定要汇总到高层次，然后这一层次的所有信息再汇总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脑可以忽略掉特殊的细节而只考虑到一般的规律，人们之所以感觉唯心主义有道理，其实只是大脑处理信息方式的结果。我们感觉某样事物是怎样，但是实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现象学的研究范畴。） 一张床，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只是显得不同，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改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康德的有关物自体的描述，我们只能认识物自体的各种现象，但是不能认识物自体本身。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与此有关系。）匠人是对真实的模仿，而画家只是对匠人造出的影像的模仿，匠人对真实可能有一定的知识，画家对于真实是没有什么知识的。我们说画家和诗人有知识，那只不过是他们像魔术师一样欺骗了我们。如果一个人对于被模仿的事物有真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献身于真的东西而不屑于模仿。（说到这里，文学和艺术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又是美学原理的范畴了。但是虚拟现实又是具有真实性的，只要这个虚拟现实足够复杂，这难道是文学的意义所在吗？） 荷马对于这些实际事物一定没有真知，否则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会对他顶礼膜拜，他也不会那么落魄了。因为他们只是影像的模仿者。 谈到一种事物时都有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使用者最有经验，他把这些经验告诉制造者，制造者对这种东西的优劣只能有正确的信念（他不得不听从使用者的描述，他只能选择相信）。模仿者却无从得知，他既无知识也无信念。 我们再来考察诗歌所打动心灵的部分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如果一个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不要悲伤，因为我们还要冷静的解决问题，在这里理智是高贵的，而动感情则是不合适的。可如果我们在舞台上看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就要痛苦流涕吗？我们不是认为这种动感情是不合适的吗？在看悲剧的时候，悲剧调动的其实是我们心灵的欲望部分，而理智部分则受到了冷落。如果我们经常看戏剧，而这培养了我们的悲悯之情，那么到我们自己受苦时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理智来掌管我们的心灵了。对于喜剧也一样，看到滑稽笑话你不觉得粗俗反而觉得很快乐，那么看的久了你也会变成一个插科打诨之人。在我们让情感干枯而死的时候诗歌却给了他们以水肥。我们只能允许赞颂神明的颂诗，而不允许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 接下来，苏格拉底又谈及了至善所能赢得的最大报酬，即至善不仅影响现在的这一生，也会影响生前死后。（这不是佛家的因果循环，和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吗？） 灵魂是不朽的。一样事物被毁坏只能是因为这种事物特有的恶。肉体死亡是因为本身的疾病，而不是因为食物的恶，即使这疾病是由于食物引起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事物特有的恶毁坏不了它自身，那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恶可以毁坏它。心灵有恶，那就是不正义，无节制，懦弱和无知等等。但是这些心灵的恶本身却不能崩解心灵。不正义者不是死于不正义，而是死于因干坏事别人施加的惩罚。不正义是不能通过内在的方式破坏心灵，直至它死亡使它和肉体分离的。不正义如果对于不正义者是致命的，那它就不会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了，因为若此它就是一个除恶的东西了。相反，它是一个杀死别人而使不正义者活着的东西。 因此，灵魂是永恒的。因此，我们也不能相信，灵魂的本质是内部有许多的不同和矛盾。因为如果有了这些矛盾，要灵魂不朽是很不容易的。但现实中，纯净的灵魂（指理智部分）却和肉体和其他的恶混杂在一起，不容易看清楚。要看清灵魂，我们必须抛开其他俗物，而只看那爱智部分。（佛家所谓看破红尘吧）。我们不必祈求正义的报酬和美名，那只是对于肉体的报酬，正义本身就是最有益于灵魂自身的。行正义只是为了灵魂本身，不是为了报酬，但是在这一正义行为之后，现世的报酬和美名会对这一美德的奖赏（moral deserve），这样才是理所当然的。 神对于这一切都是只晓得，神爱正义者，憎不正义者，而我们知道来自神的一切都将造福神所爱之人，惩罚神所憎之人。一个正义的人无论陷入贫困，疾病还是什么不行，最后都将证明，所有这些不幸都是好事。一个愿意并热切追求正义，实践神一般美德的人是不会被神忽视的。（There can be miracle when you believe）。不正义者就像那种前半程跑得很快而后半程却跑不动的运动员，他们的恶行终将被人们意识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但这些和死后的审判相比又算不了什么，接着苏格拉底讲了厄洛斯的故事。（这个故事我说过，像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又像中国古代的投胎说）。人们在投胎前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将要过的生活（萨特的存在主义，自己选择，从而创造意义，并为自己负责，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