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对《麦考莱英国史·第4卷》的笔记(2)

平中要
平中要 (卧阑惊铁树,花开一片心)

在读 麦考莱英国史·第4卷

麦考莱英国史·第4卷
  • 书名: 麦考莱英国史·第4卷
  • 作者: 托马斯·麦考莱
  • 页数: 453
  •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 出版年: 2016-10-1
  • 第163页
    英国与好望角东部的国家进行贸易,最有效的方式只能是通过一家大型的股份公司进行。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贸易与同印度进行贸易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英国商人无法得到祖国的保护,他们必须通过自卫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国王应该授予他们权力,可以派遣并接待大使,与亚洲的诸侯或国王缔结联盟条约,并有权宣战。……与印度进行贸易的商人就要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大型公司,一致行动。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公司”,与诞生于封建时代的公司,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形态。简单地说,中世纪的“公司”,确切地应该称为“法人团体”(法团),其本质性的组织形态,依旧是中世纪诸多习惯法团体的自发秩序,这些习惯法团体首先出现在宗教领域,随即扩展到司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商人的法人团体,从时间上看,要早于现代国家。或者可以说,中世纪的商人法团,依旧是封建时代的遗产,它保留了自发秩序的“种子”,法团内部和相互之间使用习惯法调节行为。

    从东印度公司以及更早的荷兰商人法团身上,可以看出:第一、自发秩序的扩展已经溢出欧洲的范围,遍及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自发秩序在非母体环境中是如何继续运行的。而这个历史过程展开,对于汉语世界读者来说,就是所谓的“殖民化”。我没有自信可以一己之力将某些汉语读者从两个“奥吉尔斯牛圈”中解脱出来,只是在稍微干净点儿的地方展开我的劳作。

    可以从东印度公司,以及新英格兰这样的法团身上看出,这些法团已经具备了一种封建主义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我要反对那种叙事,即“这些团体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之类的说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就像说“父亲长得像儿子”一样的倒置。中世纪的法团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不能说前者诞生了后者,也就更不存在说前者像后者云云。所谓的现代国家,如果以欧陆的理性主义方式来看,现代国家本身就意味着对封建资源的枯竭开发和反动,我大概在别的地方说过,现代国家的诞生建立在对中世纪以来的诸多习惯法团体的谋杀之上。如果从演化论的角度来说,现代国家的产生,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现代世界”,是大灭绝的产物,是对中世纪繁荣的自发秩序的大灭绝。中世纪的法团和现代国家,根本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路线,前者为恐龙,后者为人类。

    所谓“封建主义特征”,实质上依旧是自治团体、习惯法团体,东印度公司在与英国政府、印度王公、满清皇帝的交涉中,很难区分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一种外交,实际上,按照封建主义的标准,两者是无法区分得非常清楚的。习惯法组织间的交涉,不像今天的国家之间,具有鲜明的外交性质,因为后者有着本质上的属地性;而习惯法组织是非属地性的,彼此之间的互动,符合自发秩序网络化的路径积累。

    属地和非属地性,是区分现代与中世纪的一个标准,在中世纪,一块土地上可能附加着种种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是诸习惯法的遗产,但是,几乎看不到一种类似于罗马法那样的针对土地的排他性权力(这同样是相对而言,罗马法相较普通法有着强烈的属地性,但是,相比欧洲以东的地区,无疑有着更多习惯法基因)。现代国家的产生,也是从“土地”到“领土”的转变,是从多权力汇集点的土地,到单一、排他性领土的转变(与之相伴随的是,从封建主义下的“人”到“人民”的转变,这个转变同样是从多权力、多身份的汇集点的人,到单一身份的某一国人民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去,无疑,那些越早拥有土地,并完成属地化的法团,就要比那些越晚属地化的法团,更有利于进化到现代国家。新英格兰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土地的辽阔;工部局的失败,就是没有可供扩展的土地。

    现代国家的诞生,也就是法团的谢幕,今天,你可以在西方国家的公司身上,隐约看见封建时代投下的影子;而在汉语世界,公司则是“白手套”和“肉猪”的代名词……

    2018-09-19 09:08:49 回应
  • 第288页
    1693年,土地税率为每英镑四先令,财政部的税收总额为两百万英镑。对于每年都要花费一亿两千万英镑的国家来说,两百万英镑确实只是杯水车薪,但在当时,仅一年的直接税收就能达到两百万,已经是相当惊人了。不止是英格兰人,……路易十四也意识到从乞丐般的法国农民身上根本榨不出什么油水,……英格兰下院因对他的惧怕和厌恶,竟然一致同意承担他们自己甚至其父辈都从未承担过的重税时,他发出一些愠怒的感叹。……英格兰人民的生活条件无疑是法国人民无法比拟的。确实,在英格兰人眼中这些畸形的生活方式,在法国被称为史无前例的繁荣。

    税收一直是英格兰宪制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因为税收,才有了英格兰的议会。这个题目几个书架的书都说不完。我只能极其简单地罗列一下涉及的问题:

    一、无代表不纳税。负责任的纳税人是社会组织的凝结核,强调必须是直接税,间接税不能算数。

    二、议会把钱给谁,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仅仅从结果上看,共和国时期议会给克伦威尔的钱远超过查理浑身解数也拿不到的数目;赶走詹姆斯迎来威廉的结果,就是英格兰必须把钱花在与法国作战上,

    政府在1693年的税收应比1692年增加五十万英镑。其中陆军费二百多万英镑,海军军费也将近二百万英镑左右。仅在8年前,政府全年所有的支出才一百四十万英镑。现在所需资金是当时的四倍多。

    当然,这不全然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必然是政治性的,但是,相较于于欧陆,英格兰宪制无疑有着更多经济的成分。

    三、比较英格兰和欧陆宪制,英格兰竟然比绝对君主制有更强的税收汲取能力。这与我们常常以为的专制国家的汲取能力要比宪制国家更强相反。这个问题不能从单一方面来看,但是,可以局限在某个层面做局部的解释。比如,仅从宪制来说,英格兰纳税人自掏腰包、自费国防,当然愿意战争取胜,解除法国的威胁,为此,英格兰人愿意多拿钱出来,因为钱就是花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法国从贫困的农民身上是无利可图的。

    四、从英格兰人看待法国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宪制和绝对君主制之间,培养出完全不同的文化。肯辛顿宫自然比不上凡尔赛宫的奢华,但是,英格兰人民比法兰西的人民生活水平好得多。在宪制文化中,国富民穷是一种社会畸形,而在专制文化中,就成为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读史早知今日事……

    2018-09-21 09:03:25 1人推荐 2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