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烧烤第一家对《走进鲁迅世界.书信卷》的笔记(3)

第一部分，鲁迅致作家学者。

这一部分侧重表现鲁迅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关于文学功用的那一个方面。早期鲁迅（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前？）信奉康德，王国维的文艺观，认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乐性情……沾沾于用，甚嫌执持。”然而他似乎又很矛盾，“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是以为要推文艺。”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只有鲁迅一人的作品堪称“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等，莫不是形式新颖独特的手笔。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消寂，大革命的屠杀，深刻改变了鲁迅对文艺和革命的看法。“杀戮青年的，似乎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鲁迅发现自己成为了“吃人的宴席”的帮凶，转而怀疑自己的作为，怀疑文艺的功用——毒害。“文艺是无法超越政治的”。

不得不说鲁迅看穿了文艺和革命“政治”的关系。要革命，就只能当宣传机器，作诗是不容的；不当宣传机器，就大有荣膺反革命罪名的可能，作诗也是不容的。这是鲁迅从国人性格与政治斗争中参透，还是读马克思著作中识得，还未可知。

哈哈，鲁迅翻译什么主义的文艺著作不假，但让他服膺并接受驱使则未必真了。 毕竟是三十年前的书了，对鲁迅文艺思想的阐释还没有跳脱“依经立意”对桎梏。莫非鲁迅的文艺思想一沾染上什么主义的仙气就无毒无害，允许惠泽天下，匡扶天下太平了！我呸！

后面那几篇谈小说创作和文学史编纂方法的信，几乎已经被主流文学史采纳了；关于新诗和唐诗的呢，还有争论。一百年前的论述，还是金科玉律，未免后人太不争气；一百年前的“偏见”，诗人们还不认账，可无聊。

第二部分，致左联人士

首先我很好奇，左联人士的下场都怎么样了？有这方面的资料汇总吗？有的变节，有牺牲，有得高踞要津，有的身败名裂吧？死在白色恐怖下的，命衰运短。活在金光大道上的，以为天下已定，可以手攥文运。呵呵，没阔几天就滚到牛棚马圈里去了。听说周扬平八十年代的幡然醒悟，死不认错，最后在发了三天呆，把自己悔死了。鲁迅算是把他们看到底了。

苏雪林说鲁迅加入左联就成了党派的工具——鲁迅以红色作家的梯子来比喻自己——说法都接近。可以红色作家都是“茄子色”，捧不起来不说，还要明枪暗箭地和老人家斗一斗法。鲁迅对左联人士的不满，怨恨，全都写在这些信里了煞是好看，但也令人惋惜——好好的当什么工具呢？当傀儡的厉害，他也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甘愿被利用被踩踏呢？还没看到好的分析文章。

诶呀呀，鲁迅与左联的恩怨情仇是革命之幸，鲁迅之幸！也是革命的不幸，鲁迅的不幸吧。

这一节选信十篇，主要是鲁迅和他接触、支持的美术家之间的通信。透过这些通信，鲁迅的美术史观，欣赏个性和对青年的扶持、批评都可以有个大概了解。

首先，我很惊诧鲁迅——一个文学家具有如此高超的美术鉴赏水平和理论素养。鲁迅赞叹“汉人石刻，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他认为“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到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很难想象这是一百年前的“业余”讲话。我推测，这大概和鲁迅已有对图画的喜爱相关，他从小就喜爱各种小说插图并长期描画有关。凭借这个兴趣的引导，他不仅看到了版画的独特美学意义和宣传意义，更从思想史方面分析了国画和现代派绘画的可能前途。这些说法“文人画没有复兴的必要”“欧洲十九世纪的怪画……畸形怪相”，今天是否听起来舒服，或者说能否成立，都有待专业人士揆论，但鲁迅之“文艺要使人懂”的美术观是足够发人深省的。

此外，鲁迅对当时青年的创作得失很关心，常在书信中对别人寄来的版画品评分析，指出优劣，并提出改进之法。（插一句，我最近才发现鲁迅的社交其实很丰富，除了应付每天到家里来谈天说事儿的人之外，夜晚还要给别人回信，这都是创作时间之外的）非常有趣的是鲁迅对青年画家里的混乱印象很是清楚，比如“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不做一不歪之人面”。大概鲁迅早已看穿了画坛和文坛的德行没啥区别（手动狗头）。青年，当然包括青年作家和画家，都是鲁迅概念里的“年轻人”，他们并未在鲁迅那里获得无条件的帮助和赞可——即使鲁迅自比梯子——鲁迅很明白“年轻人形形色色，茄花色的多”；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竭力帮助后进者，这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吧。

读到后面，我突然发现把握鲁迅思想和精神状态的一条线，即，他如何从一个绝望的个人主义者变为一个心怀绝望而积极反抗的爱人者。

当他写下“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之后，力求掩饰自己的绝望，和许广平组建了一个家庭，扶持并参与文化、美术出版事业，参与人权保障同盟，参与左联；一路参与，一路失望，直到死前，又写下“我要骗人”的奇句，他可曾对后半生有过后悔？我甚至怀着个人的好恶，以为鲁迅在婚姻之前已经完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幻灭、最深沉、最痛苦，最畅快，最浓烈的个人审视；他一辈子逃离，一辈子捣乱，从根子上怀疑自己的当下，但又掩饰这一切——这一切，早就在《野草》中完成了。

鲁迅对朋友表白，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己家的灵魂有些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却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又是不免感到悲哀者以此”（《致李秉中》240924）。所谓毒气和鬼气者，从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绝望，对亲情爱情的无望和对革命同人（老人、年轻人）的失望三者而已。

对中国文化，鲁迅说

其痛恨鄙视，曾有不共戴覆之感。（180820《致许寿裳》）

又于爱人者，鲁迅说

于青年，鲁迅早先是充满希望的，将自己视为历史的中间物 ，要为青年奉献自己。他说中国的父母，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联系到鲁迅在《风波》中对九斤老太太的讽刺，他自己可以被称为“后浪派”，九斤则是“垮墙派”。不过，经历了《新青年》同人解体、学潮和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发现“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姑息”，因而怀疑自己的成了“做这醉虾的帮手”，终于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不代表什么事都不做，鲁迅身边还是围绕了一大拨年轻人，版刊物写小说的，搞版画的，请教学问的，还有拉着鲁迅搞“革命”的，可谓夥矣；鲁迅陪着这些小年轻玩儿，怀疑的心眼而却没有收起。比如他批版画青年：

这还算耳提面命，善意之言；对左联的流氓才子们，真是一眼看到底了。他说：

鲁迅对这帮革命青年的态度，很明白了，受辱是有过的，以后未必没有；梯子是愿意做，但你们未必爬的上去。这就叫“俯首甘为孺子牛”么？怀疑基础上的帮助，帮助未尝摆脱怀疑，他对“革命”和青年的前途已经看透了，还劝别人，说

“渐渐正确起来”，真有意思。

回到前面那个话题，鲁迅为什么会从绝望的厌世者转变为一个掩饰绝望的抗争者呢？按照这本书信集编者的看法，

确实，翻阅鲁迅致李秉中的那几封信，一个垂死的老人，在热烈而真挚的爱情的春风吹拂下，似乎又活了转来。但细细看鲁迅对爱情、生育的看法，只能说他接受了摆在面前的妻子。如

所谓“两害相权”“亦无奈何”，可以看出鲁迅对与许广平的结合、海婴公子的降生，固有普通人的生命得意之大喜，更有个人主义者的无奈和沉重。毕竟，他曾“愿使这将坠的被蚀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腊叶》），也写下“我就要像秃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