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鱼对《相遇》的笔记(7)

他们喧哗地欢迎他来到他们没有幽默只有笑的世界，而这正是我们注定要生活的世界。
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于是小说家感受到这种需求——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左近，保留那属于我们先人的、近乎被遗忘的、亲密的生活方式的回忆。
罗斯笔下的主人翁的理智主义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些主角都是文学教授或作家，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关于契诃夫、亨利·詹姆斯或卡夫卡的种种。这并不是自恋文学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智性展示。这是渴望，要将过去的时代留存在小说的地平线上，不让那些人物被遗弃在再也听不见先人声音的空无之中。
人只存在于他的具体年龄里，一切都随着年龄改变。了解另一个人，就是了解他正在跨越的年龄。
童年与青少年之间的空隙：不再需要父母时时刻刻的照顾小女孩突然发现自己的独立，可是她始终与现实世界隔离，她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无用，她在那些和自己并不亲近的人当中感到孤立，这更加深了她无用的感觉。可是，就算无用，她还是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这就是个令人难忘的小场景：农场主人的女儿为情所困的时候，每晚都出去（在冰岛明亮的夜晚）坐在河边。小女孩窥视着她，也跟着出门，远远坐在她后方的地上。两人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可是彼此不发一语。后来，在某一刻，农场主人的女儿举起手，静静作势要她靠过来。而每一次，小女孩都拒不从命，转身跑回农场。这场景很平凡，但却神奇。我不断看见这只举起的手，这是因为年龄而互相疏远的生命互相发出的讯号，没有人明白对方的想法，她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传递，只有这个讯息：我离你很远，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可是我就是在这里，而且我知道你在那里。这只举起的手，是这本书的手势，这本书观照的是一个我们无法重返也无法恢复的遥远年龄，这年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已成为一个秘密，只有诗人小说家的直觉才能让我们靠近。
路西法悖论即是：如果一个社会（譬如我们的社会）流泄着损人不利己的暴力与恶意，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的统治。因为历史越是残酷，避难的世界就越是美丽；处境越是平凡无奇，就越像那些“逃亡者”紧紧攀附的救生圈。
回首过去，他的生命“结构并不紧密，他只找到一些片段，一些孤立的元素，一连串结构松散的图画…想要在事后为散落的事件辩解，造的假也许能骗得过其他人，却骗不过自己”。（我心想：传记，不正是这样的东西吗？不就是人造的逻辑，强加在“一连串结构松散的图画”上吗？）
恶性的重复正是一切恶行之王！

重复的恶行一直被遗忘的恶行好心地抹去（遗忘，“这无底的大洞，回忆消类于此”——对深爱的女人的回忆，对伟大小说的回忆，或是对屠杀的记忆）。
    重读《百年孤独》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些伟大的小说里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小孩，可是这些伟大的小说人物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繁殖下一代。

抹去，他逃到美国，才生出了《美国》这部小说。这贫瘠不育并非缘自小说家刻意所为，这是小说艺术的灵（或者说，是小说艺术的潜意识）厌恶生殖。
现代将人变成“唯一真正的主体”，变成一切的基础（套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而小说，是与现代一同诞生的。人作为个体立足于欧洲的舞台，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小说。在远离小说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对于父母在我们出生之前的样貌所知非常有限，我们只知道亲朋好友的片片段段，我们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人才刚走，他们的位子就被别人占了一—这些可以互相替代的人排起来是长长的一列。只有小说将个体隔离，阐明个体的生平想法感觉，将之变成无可替代：将之变成一切的中心。
堂吉诃德死了，小说完成了。只有堂吉诃德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完成才会确立得如此完美。如果有孩子，他的生命就会被延续，被模仿或被怀疑，被维护或被背叛。
个体作为“一切的基础”是一种幻象，一种赌注，是欧洲几个世纪的梦。
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的艺术似乎走出了这场梦，注意力的中心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整列的个体。这些个体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无法模仿的，然而他们每一个却又只是一道阳光映在河面上稍纵即逝的粼粼波光；他们每一个都把未来对自己的遗忘带在身上，而且都有此自觉…

2022-12-18 11:18:31 回应

他要做一套新版的扑克牌，里头的国王，王后，侍从将由列宁、模范工人斯达汉诺夫和游击队员取代。这个点子很棒，不是吗？可以把人民对于扑克牌的古老情感和政治教有结合起来。

法朗士的小说《诸神渴了》，书里的主角加默兰是一个年轻画家，他也是主张推动民主的雅各宾党人，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扑克牌，以自由、平等博爱取代了国王、王后和侍从…我看得目瞪口呆。历史不过是一首漫长的变奏曲吗？
存在之谜消殒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确定性对于谜都是不屑一顾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人们有丰富的生命经验，在通过历史的磨难之后，却依然愚笨，一如走入磨难之初。
由于幽默我的朋友永远不会变成刽子手。

只有幽默感才能暴露出别人身上缺少的幽默感，并且要用恐惧让它暴露出来。只有属于幽默的清晰意识才能看到加默兰灵魂底层的黑色秘密，那里是严肃的荒漠，没有幽默感的荒漠。
法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制造他们的见解他们不是靠批判的研究、博学的讨论来宣传这些见解，而是靠一些精彩的句子、文字游戏、闪亮诱人的恶毒话语（于是，去中心化的地方，恶意就会稀释，中心化的地方，恶意就会聚集）。

在整个十九世纪一—这个法国小说最伟大的世纪一小说家基本上是被法兰西学院忽视的。

基于小说艺术的天性，小说家秘密、暖昧、嘲讽（是的，嘲讽，超现实主义者的小册子对于这一点非常了解）；而且，小说家隐匿在他的人物之后，我们很难还原出某种信念、某种态度。
就算有某些小说家进入大家的共同记忆，成为“伟人”，这也只是种种历史性的偶然游戏造成的结果，而且，对他们的著作来说，这一向都是灾难。
识破作者的政治倾向，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出判决——是错失一部小说最确定的方法。
小说家写他的小说并不是为了给大革命定罪，而是为了检视大革命的行动者的奥秘，以及随此奥秘而来的其他奥秘，藏身于恐怖之中的喜剧性的奥秘，伴随悲剧而来的烦恼的奥秘，见人头落地而兴奋的心之奥秘，作为人类最后避难地的幽默的奥秘…
《诸神渴了》里头则始终呈现着目常生活的平庸性这个十九世纪小说的伟大发现，不过不是通过冗长的描述，而是通过细节、关注、惊人的简短观察。这部小说结合了悲惨得令人难以承受的历史和平庸得令人难以承受的日常生活，由于这两个对立的生命面总是在碰撞，在相互辩驳，要让对方显得可笑，它们的结合因此激出了嘲讽的火花。这种结合创造了这本书的风格，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主题（大屠杀时期的日常性）。
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脑子：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流畅性、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无可避免的简化程度进入人脑；还有不同的持续性。大家都在谈文学史，大家都很确定自己知道文学史是怎么回事，可是具体来说，文学史在共同的记忆里到底是什么？那是一块由片片段段的形象拼凑而成的百衲被，在纯粹偶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读者，每个人都为自已拼上一块。如此雾气蒸腾、如此虚幻的记忆天幕处处是破洞，我们都只能任凭黑名单的摆布，听任黑名单的任意专断、无从验证的判决，却永远摆出一副愚蠢的优雅姿态

2022-12-18 12:24:34 回应

相遇，不是交往，不是友谊，也称不上结盟。相遇，意思就是：石火，电光，偶然。
我问了欧洲人，你们记不记得欧洲的月亮？它来的时候是什么形状？离开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人已经不看天空了。
被人抛弃之后，月亮沉入布贺勒的画作上。可是，在天空中不再看见月亮的那些人，在画作上也看不见月亮。你是孤独的，埃内斯特。孤独宛如汪洋中的马提尼克。孤独宛如德佩斯特的淫欲在修道院里。孤独宛如凡·高的画作在观光客低能的目光中。孤独宛如月亮，无人望见。

2022-12-18 13:10:18 回应

友谊如果从属于某种高于友谊的利益，这种友谊根本与友谊无关。
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唯一的、最后的美德。

2022-12-18 14:01:30 回应

连结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是同一主题：随时离去的时光老年，每一条路都通往它。米开朗琪罗在他著名的诗句里以画家身份说：老年，就是积累肉体衰败的既可怕又具体的细节；雅纳切克则以音乐家的身份说：老年的“音乐本质”（意思是：音乐可以到达的，只有音乐可以表述的），是对于逝去时光的无限乡愁。
乡愁。它决定的不只是作品的气氛，也决定了立足于两种时间时时对照的平行架构。人类的时间缓缓变老，动物的时间则是快步前进。在母狐狸快速时间的镜子里，森林看守人瞥见自己人生短暂，令人忧伤。
二十世纪中欧最伟大的文学家（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当然还有弗洛伊德）都反叛了前一世纪的传承（他们在这反叛之中都非常孤立）。在他们的中欧，前一世纪的传承屈服于浪漫主义沉重的影响力。对他们来说，这种浪漫主义庸俗的极致，无可避免地导致媚俗。而媚俗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门徒和传承者来说），是最大的美学之恶。

2022-12-18 14:22:35 回应

如果没有这个“连续动作的相片”的发明，今天的世界不会是此刻的样貌：新的技术成了，第一，让人变笨的主要行动者（广告片、电视剧集：从前的坏文学和这些东西的威力相比，有天壤之别）；第二，全球性的偷窥行为的行动者（摄影机：在不名誉的情况下偷拍政敌，或在恐怖袭击之后，将某个躺在担架上的半裸女人的痛苦化为令人永难忘怀的画面…）。
排除这些文化的天才，人们毫不迟疑；喜欢香奈儿轻松得多，她的衣服天真无邪，不会让人有压力，好过这些文化泰斗，一个个都和世纪之恶、堕落、罪行有所牵连。欧洲进入了检察官的年代，欧洲不再被爱，欧洲不再爱它自己。
在检察官的年代，人生的意思是什么？
是原本要遮掩在骗人的外表下的一长串事件，也就是错事。为了在伪装之下找出错事，论文作者必须有侦探的天分，还得有一个密探的网络。而为了不要失去学术高度，论文作者得在页尾注明告密者的姓名，因为这么一来，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一段流言蜚语就成了真实。

2022-12-18 14:37:54 回应

说故事的人只确信一件事：他确定自己什么都不确定。他的无知变成智慧。
在《完蛋》里，跟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的同路人在沙龙对话时，马拉帕尔泰时时以冷言嘲讽遮掩着自己的想法，然而对读者来说，这些想法却更加清楚。在《皮》里，他既无冷言冷语，也没有清楚的讲法。他说的话依然嘲讽，可这种嘲讽是绝望的，而且经常是激昂的；他夸大，他自相矛盾；他用自己的话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说话的是一个痛苦的人。不是一个介入作家。是一个诗人。
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伟大，不正是因为它不重复现存之物吗？《皮》的差异是极其彻底的，差别在于，读者接触这本书的态度是将之视为一篇报导，读来拓展历史知识，或者视为一部文学著作，读来丰富自己的美感，增加自己对人的认识。
  一个艺术作品若不放在这门艺术的历史脉络下审视，就很难捕捉到它的价值（原创性、新意、魅力）。我认为，《皮》的形式之中看似违逆小说概念之处，其实正响应了二十世纪形成的小说美学新气象（对立于前一世纪的小说的规范），这样的违背是有意义的。譬如，所有伟大的现代小说家都跟小说的“故事”保持某种隐约的距离，不再将之视为确保小说统一性无可替代的基础。
面对一个同类，人永远无法自由自在地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限制着另一个人的自由。面对一只动物，人就是自己。他的残酷是自由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丑陋的镜子）。
战争即将终结的时刻启示着一个真理，一个平庸却又根本，永恒却又被遗忘的真理：面对活人，死者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不是只算战争结束后的死者，而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死者，过去的死者，未来的死者；他们确知自己的优势，他们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生活的这个时间小岛，嘲笑新欧洲这块渺小的时间，他们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微不足道，转瞬即逝…

2022-12-18 15:00:58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