𝙰𝚣𝚎𝚛𝚒𝚕对《往事并不如烟》的笔记(1)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明朝即長路 惜取此時心)

读过 往事并不如烟

往事并不如烟
  • 书名: 往事并不如烟
  • 作者: 章诒和
  • 页数: 335
  •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04-1
  • 最后的贵族
    Az.:對於儲安平 張伯駒 康同壁羅鳳儀母女 還有章伯鈞 羅隆基 聶紺弩這幾個人的往事億舊 這些遙遠飄忽的人 尤為引人動容 在建國後運動接連不斷 扭曲人性 摧殘生命的黑暗時代 在折辱人的尊嚴 扭曲人性的歷次鬥爭中 這些人所展現出的真摯 高尚與坦蕩 可以說是整個民族在漆黑深夜的微暗閃光。他們以鮮活的生命 為我們這些未來的回望者 印刻了一條彌足珍貴的為人行事的底線。“英人以為一個真正的君子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 不偏私 不畏難 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她)不僅是一個有榮譽的人 並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誠如斯言。
    一、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⑴。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三、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这两条信息,我无法判断真假,却令我想起潘素对我说的私房话:“我的孩子都很聪明,可惜了,没能读太多的书。女儿的琴弹得好,也没能坚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长,才可安身立命;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是踏实的。” 关于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着这样写道:“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四、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真的?” “真的。”“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注释: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五、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入党。” “共产党?”“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白。聂绀弩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戴浩曾对我说:个性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性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虚度八十,来日无多。我今天要给三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做纪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绀弩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凤兮送来的,她对母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六、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五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二十二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罗隆基既然早在10年代,就第一个提出了“党天下”的概念,又明确地阐释了它的政治文化内涵。那么,梁思成所说的“储安平不过是重复罗隆基的话”,该是恰当的了。这个与罗隆基同为清华校友的梁思成,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说错。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深远意义。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部、交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10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研究“57”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于15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7月上旬,他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有做充分的估计。8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人大顶多撤消我的部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交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器要在大会上做检讨的消息,他急了,催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交代,要吃亏。”在对他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而且开始把交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性格:身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识份子很不一样的认识份子。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地坚持了。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20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⑾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出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春。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爱挑个好厨子。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做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潮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道: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 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2014-12-22 15:28:1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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