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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上学记
Az.:一部个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从废科举立新学 到民国教育体系 到抗战时期亲历西南联大 再到内战时在两岸的漂泊 那些口述的生活与过往里 闪现又隐没了太多我们所能触及的文字里所抽象的人物 但在作者的眼中 那不是符号 而是他的老师 朋友与同学 是他的经历 他的岁月 他的人生。 摘录: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和梁启超一样,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元朝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最高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就是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指中国北方先被征服的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最后被征服的中国南方的人。北方人是顺民,南方人则更低一等。高丽棒子正是这样,他本来是亡国奴,做了日本流氓手下的流氓,越是这种人越可恶,正所谓“汉儿学得胡儿语,反向故儿骂汉儿”。 文革的时候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被降了级,打入异类,也只能跟同一级的人交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是被专政的,就不敢和那些专你政的人交谈,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社会非常浓厚的封建等级制,把社会的不平等上升为政治上的等级制。 过去有句形容贵州的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晴天,除此以外天天都下雨,细细的毛毛雨不断地下,所以我对那三个晴天印象非常深,日子我还记得。1939年2月4日,万里晴空,真是没有想到,那天日本飞机来轰炸,炸得非常厉害,几乎炸了贵阳半个城。接下来连续三个晴天,天天拉警报,我们就跑到山洞里躲着,印象非常深。“地无三里平”,确是实情,贵州除了山就是山,而且什么都种不了,那真是穷山恶水,所以非常之穷。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记写过贵州,后来丁文江,他是我们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了,也写过贵州游记,非常逼真而生动。他说,贵州的穷你想象不到,贵州任何一个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真是穷得要命。 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篯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起初以为是台湾的说法,后来看到徐铸成先生的回忆录,说他在解放之初来清华大学曾见过冯先生,想不到后来冯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见“四大”之说大陆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诚与立场进步是众所周知的,毋庸置疑。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把每根头发都画得一丝不错不一定就是最好,可是漫画家三笔两笔就能把人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丰子恺是老一辈的漫画家,我看过他写的一篇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他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上海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丰”,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马上小商人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他就只知道汇丰银行。短短几句话就活画出了上海滩小商人的面貌,这就是他的“精神”。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 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TheTragicSenseofLife(《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西班牙最古老的Salamanca大学校长,弗朗哥专政时期惨死在法西斯集中营中。他大概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惟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of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ofmind一定要throughglory才能得到。”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of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得到peaceofmind,否则不会心灵恬静。引自 全书 Maurois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Strachey和Ludwig都不如Maurois那么灵心善感。《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Maurois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如他把Donne的诗句I’llundotheworldby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作者Maurois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Strachey和Ludwig都不如Maurois那么灵心善感。《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Maurois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引自 全书 Maurois的成名作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三十二岁就早早故去。可是Maurois用他一贯的温情,他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锜惊叹道:“Maurois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Maurois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由于Maurois是英国通,所以一战、二战中担任了法国的对英联络员。二战结束时他访问美国,在大西洋上看到美国舰队演习的耀武扬威,感叹道:“有这样威武雄壮的海军,真是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后我不禁惋惜道:“Maunois已经成了法国的林语堂了!”(在当时人看来,林语堂是“骗美国人钱”的,所以评价不高。)引自 全书 D.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他的思想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是他三部曲的第一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郑超麟先生学识丰富,译笔亦佳,唯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我自己喜欢遐想,对历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设考问自己,并且喜欢追索书中的微言大义之所在。梅氏此书虽系为至圣达芬奇做传,但似乎有意在预示一个第三帝国的诞生。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古代的异教诸神又复活了,但它以光荣与骄傲背叛了基督教帝国,终于也会引致灭亡。于是,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和十字架结合为一。然则这个帝国又是谁呢?我当时以为最能够以担当此任的,恐怕非苏联莫属,而走在前列的欧美列强已经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担此重任。但是,这种半预言、半神话的期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庸俗唯物论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而兵不血刃破产了。引自 全书 "王浩年轻的时候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spiritual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Socrates(苏格拉底)的格言是“Knowledgeisvirtue(知识即美德)”,而F.Bacon(培根)则是“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王浩的这一想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次,我读到T.S.Eliot(艾略特)30年代的一段话: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看过这段话以后,我问王浩有什么感想,王浩叹了口气,说:“唉,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只是我不敢说,没想到他居然敢这么说。”引自 全书 T.S.Eliot的一段话:“Thereisahigherlevelofdoubt,itisadailybattle.Theonlyendtoit,ifwelivetotheend,isholiness.Theonlyescapeis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 当然,每人有每人的个性,每个集团、每个民族也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不会都一样,而且肯定有不同。可是在这之上,毕竟有个共同的标准尺度,而且,普世标准才是第一位的,个性、特色则是第二位。 中国人喜欢称“大”,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大总统”,后来历任都以“大总统”称呼。其实所谓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原文中并无一个“大”字,没有说“美国大总统”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小故事,说苏州干旱不雨,求雨的人就问为什么没有雨,龙王爷回答说:“现在‘老爷’都称‘大老爷’,你怎么不给我加‘大’字?”求雨的人赶紧加上,说:“大老爷,大老爷,请你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可见这个“大”字是中国人的创作。引自 全书
Az.:一部个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从废科举立新学 到民国教育体系 到抗战时期亲历西南联大 再到内战时在两岸的漂泊 那些口述的生活与过往里 闪现又隐没了太多我们所能触及的文字里所抽象的人物 但在作者的眼中 那不是符号 而是他的老师 朋友与同学 是他的经历 他的岁月 他的人生。 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