𝙰𝚣𝚎𝚛𝚒𝚕对《奇石》的笔记(1)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明朝即長路 惜取此時心)

读过 奇石

奇石
  • 书名: 奇石
  • 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 副标题: 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 页数: 484
  •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年: 2014-4
  • 全书

    Az.: 无主题文集 以刊载过的专栏文为主。灵光与见解 都曾在三部曲中领略过 整体编排失于零散。不过关于返回美国前后的故事 那几篇写的蛮好 带着异域的眼光乃至还在以异域生活者的身份重新适应自己家园 发现往日未曾注意到的生活形态 想来也蛮有趣的。古老国度埃及的身影也已出现在篇章叙述之中 下一本书也很期待。目前而言 还是江城最喜欢。

    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生活,才意识到牛康民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光是体格,还有他说话的样子,观察人的方式。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新闻记者之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
    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还有一些则致力于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口吃。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前言》

    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 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是很快就把麦当劳和奥林匹克卫生间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程式之中了吗?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 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

    -《胡同情缘》

    ”他说道。“华盛顿是一个村子。国会所做的各项决定,有些还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全都有赖于个人行为。”

    至此,纳吉夫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开始每况愈下。这个机构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我听其他人说,它对纳吉夫的策略不太满意,在他和其他人公开发表针对莱希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方法,华盛顿人做出了迥然相异的反应。共和党人相当支持,他们似乎很喜欢纳吉夫的个人主义和外来者身份。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其他要人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负面反应好像多来自年轻人,尤其是国会的助理们。“他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讲,其他人则抱怨他时常骚扰他们,并且不遵守规则。纳吉夫告诉我,国会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一个微缩的小村庄,助理和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这些村子里,代际陈规被颠倒: 年轻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规,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同样的事务。曾经在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身边工作过的职员马克·汉森告诉我,官员往往善于品味政治事务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员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们会想方设法操控某个事件,”他说道。“而纳吉夫干扰了这样的程序,并强迫大家在没有写进日程表的日子里听别人讲和平队的事情。”

    -《肮脏的游戏》

    当时,深圳四周围绕着一道一百多公里长的链环铁丝网。这道围墙高达三米,有些网段装有铁丝倒钩。如果从北边进入城市,需要经过这道围墙上的一个检查点,随后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穿越几座低矮的绿色山丘。越进入市区,新建的楼房就越高大。在深南路和红岭路的交会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说明这里至少是精神层面的市中心。广告牌上是邓小平以深圳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的巨幅画像,以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话。当地人和外来者经常在这里拍照。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成千上万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巨幅画像前,敬献鲜花和挽句。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也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那天晚上,我们在镇上主路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了饭。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一直偏爱中国的夜色,簇新的城市所具有的瑕疵都隐藏在了夜色之下。深圳的各大卫星城镇更是如此,白天人们大多要在流水线上劳作。白天的街道往往空无一人——仿佛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城市。但当工人们在傍晚时分涌出厂门之后,情况立马有了改变。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但大多数设法另换了衣服。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露天大排档和台球室,往往是同性结伴而行: 一帮帮小伙子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见老人。这就是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也没有过去,大家都远离家人。

    放眼看下去,宿舍的一盏盏灯已经熄灭。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受伤的工人,想起了最近跟艾米莉说过的几句话。我们一直在讨论,深圳的外来者在处理新获得的个人自由方面有什么应对之道,艾米莉说她欣赏的是人们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在过去经常做出这样的评判,可她现在又说,有时候孤独也会让她感到恐惧不已——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她说道。“人们分群而居。这样的群体最终演化成了家庭,现在呢,这样的群体却又要解散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人。他们终究会变成独自一个人。”早在几天前她就说过,深圳的变化来得太快——年轻人学会了独立,由政府统管变成老板说了算。“如果存在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再好不过,”她说道。“但根本不可能。那不过是美好的理想罢了。”

    我们下到了山坡,我问她想不想离开深圳。她立即摇了摇头。我又问她,她觉得城市里全新的压力会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怎样的改变。 “结果是人们的能力更强,”她说道。“创造力更强。然后,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而不是所有的人想法完全一样。” 我问道:“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她陷入了沉默。远处的宿舍大多已经熄灭了灯光。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乐观地认为只要每个人学会了照顾自己,体制就将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做出调整。不过,我看到的是深圳的一些片段——有围墙的城市、大门紧锁的工厂、独自生活的人们、远离家乡——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如何被归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看了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并不重要。自从来到深圳之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宿管规定。她向某个工厂老板寄过死亡威胁信,对自己的老板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

    -《新城姑娘》

    1996 年至 1998 年,我在涪陵的一所学校给大学生教授英语,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长江边上,在巫山上游三百来公里远的地方。每一年冬天,长江的江水也会像其他事物一样随季节而枯竭。雨水稀少,西边的雪水停止了补充,直到长江露出那道被称作“白鹤梁”的砂石梁子。这道石梁狭长,呈白色,跟长江水流的方向平行,仿佛一艘搁浅的狭长平底船。上面覆盖着几千道题刻——数百年来,当地的官员一直用它来记录水位线。我于 1998 年 1 月前去参观这道石梁的时候,江水的水位只比最早记录题刻的时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时候低了五十毫米。上面的题刻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地方,长江自身的循环周期远比官家的时刻表更加重要。为纪念北宋神宗元丰九年时的石梁出露,留下了一段完工于公元 1086 年的题刻。实际上,神宗皇帝已经在头一年驾崩,但他的死讯——以及新帝即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江流域。

    不过,我在涪陵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切。我在 1998 年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建设工程唯一可见的迹象是城市低处的建筑物描上了许多高度标记。标记是用耀眼的红色油漆描出来的 “177M”——这就是水库未来的高度。这个高度比白鹤梁上公元 1086 年那一段题刻正好高出了四十米。之后五年间,我时常回到三峡地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红色标记。大多标的是“135”或“175”,因为水库需要按计划分阶段蓄水,2003 年为第一阶段,2009年达到更高水位。不过,也能看到其他数字: 145、146、172。有些数字的特异性让人摸不着头脑: 141.9、143.2、146.7。这一切让我想起了白鹤梁——整个峡谷全都打上了标记和题刻,只等着洪水的到来。

    大昌拥有该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黄俊带着我到各处看看。在老码头,一棵巨大的榕树下,他指了指通往河边的石梯上守着的两只石狮子。狮子的面部斑驳残缺,几十年间行人已经坐平了它的背部。这个地方即将沉入江底。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这两只狮子扔到了河里,”黄俊说道。“当时很乱,没有人知道石雕的下落。几年之后,一个老头梦到狮子出现在河里。他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在河里找了出来。那是 1982 年的事情——我还记得。这事儿很奇怪,但也很真实。”

    下午二点五十分,我回到了滴翠湖。昨天,我是沿着小路走进去的;今天,我却要坐船才进得去。我带着隔壁打鱼人家九岁的小男孩黄珀回访了周家原来的住处。黄珀一看见躺在瓦砾堆里的62分的数学试卷,立马捡起来,小心折叠好装进了衣袋。 “你要它作啥?”我问道。 “如果遇到她,我要还给她,”黄珀回答道。 “我认为她不会要了,”我说道。 小男孩俏皮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衣袋。

    我在新城很少听到有人对三峡大坝持批评态度。即便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享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大家的抱怨也往往比较温和,而且只针对个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拿到的安置费杯水车薪,纷纷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不过,这样的抱怨几乎从未触及三峡大坝的核心问题。我问黄宗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干什么,他说懒得管,只要他们用得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再打鱼就行。他告诉我,修建三峡大坝很好,因为可以为国家多发电。巫山的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告诉我,他的老家一下子就飞越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大坝,我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他说道。

    在旧址上方山坡上修建的巫山新县城,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叫做平湖路和广东路。平湖路指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横渡长江、预想修建大坝时写的一句诗: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沿江的人们对这几句诗词非常熟悉,经常用国家的富强和建设的成就来说明这一宏伟的工程。1997年,长江在坝址处进行分流以为建设工程做准备,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一次我在青石村的一家餐馆看见老板张贴了一幅手写的对联: 移民荣,离老家,求新生 舍小家,为国家,建新家。

    “为什么要担心?”他回答道。“那时候我都八十了!”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 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 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农民们会等到江水漫进地里才来收割庄稼。人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就是明天。

    我曾经跟出生于中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地理学家江红(音译)讨论过这种只顾眼前的现象。她一直在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从事社区研究,历届政府的政策都致力于把上述地区改造成耕地。很多做法对环境的危害非常之大,当地居民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耕种有利。但是她也注意到,近年来已经很少有针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声,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改革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动机,以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过去,政府的种种运动往往要提出一个抽象的目标,比如1950年代末期提出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这样的目标只能激励农民一阵子——但现在大家想要的是电视机、电冰箱。 政策缺乏稳定性教会了人们尽量避免长远规划。“自1949年以来,政策经常在变,”江红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1980 年代末期,人们觉得改革是一次机遇。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遇,因为那可能又不会长久。”

    每一次沿着长江旅行的时候,我总觉得修建大坝的时机掐算得非常完美。修建大坝的梦想吸引着共产党的领导人,但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的时代,在毛泽东孤立无援和政治动乱的时代一直无法变成现实。如果经济改革的时间再久一些,让当地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满足今天的及时之需,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建设项目提出质疑,甚至加以反对。将来,当人们回顾中国这个特定的过渡时刻——它前所未有地融合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久远的纪念碑完全有可能就是中国中部这一潭巨大的死水。

    -《永沉江底》

    科罗拉多州的原子能开发历史充满了矛盾,最早修建的处理放射性元素的大型提炼厂竟然是为了治疗癌症。20 世纪伊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首创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镭。镭很快被实验性地用于对恶性肿瘤的治疗,这就是放射疗法的雏形。1900 年代初,匹兹堡一位名叫约瑟夫·M·弗兰纳的实业家因为癌症失去了一个妹妹,他把妹妹的死归咎为镭的缺乏。身为财团大佬的他在悲痛中做出决定:1912 年他的公司“标准化学”在距离帕拉多克斯峡谷不到十六公里的地方开办提炼厂以进行矿石加工。

    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铀旯湾,以纪念当地的特有元素。这又是一个具有寓意的地名,因为大家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具有何等价值。直到 1940 年代,铀矿仍不具有太多的商业利用价值,钒矿提炼厂将它当成残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意识到,科罗拉多大堆大堆的废料可以帮助他们尽早结束战争。1943 年,曼哈顿计划在铀旯湾新建了一座提炼厂,专门将钒矿渣加工成氧化铀,或称“黄饼”。“黄饼”被送到其他地方,跟来自比属刚果的铀物质一起被浓缩进原子弹。

    -《铀寡妇》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随之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意义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前往心存疑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这些疑虑从未公开表述,但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坚持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小的目标: 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教会求知若渴的学生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懂得灵活变通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开朗。他们会取笑很多东西,也包括我: 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的难民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它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到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培训,之后便根据个人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 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好手。像四川的乡民一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不过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这样做的意图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的激励,因为该书对美国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队时还抱有真诚的信念,相信它具有改头换面的力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番经历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会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替政府工作。志愿者一开始往往个人主义十足,很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雄心抱负。一旦去到海外,他们便学会了在混乱中过日子,这很难让他们相信还有什么改变的可能。绝大多数前志愿者都会反对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冒险行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得知,哪怕最为简单的事情,到头来也可能错误百出。然而,他们的意见对于国家政策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没什么影响力。

    我在中国的很多同伴后来都当上了老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本身从事的是教育性质的志愿工作,不过同时也跟我们所锻炼到的种种技能有关——灵活变通、幽默感、愿意解决学生抛给你的各种难题。当上作家和新闻记者的也不少;有的人进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继续游荡,高提格在中国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天,他便为和平队工作,培训新到的志愿者,其余时间他便逮到什么做什么: 为报纸撰写专栏故事、临时性地充当翻译或研究人员。偶尔,他会来北京,在我那张沙发上一睡便是一个星期。说到待客,我可算是终身在为和平队服务。有时候,我的公寓里会住着三四个客人,全是中西部的大个子,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高声笑谈旧时光景。

    “也许到了西宁要去找个眼科医生,”他说道。走了整整一万公里,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话。眼睛最终痊愈了,他后来才知道,隐形眼镜是罪魁祸首。在昆明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当地一家商店可以半价买到强生牌隐形眼镜——很划算啊,于是高提格一下买了好几副。结果呢,全是假货。那又成了一条新规矩: 在昆明千万别批量购买隐形眼镜。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别在新疆跑出主路。别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购买奇石。遇到停着的大卡车下面有人拨弄火堆,千万别套近乎。沿着湖边,我们又经过了一根汽车冰棍,尽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泪流不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青海境内,他一直在流泪——他流着泪走过盐湖的荒寂湖岸,流着泪走过纹丝不动的汽车冰棍,又流着泪走过世界屋脊长长的下坡路。

    -《奇 石》

    日本这个国家并不危险。每年近二十万人中才有一起谋杀案。这属于全世界的最低水平,仅高于冰岛和瑞士;在美国,被谋杀的几率要高出十倍以上。在日本,拥有枪支是犯罪,拥有子弹是犯罪,扣动扳机也是犯罪: 你还没找好目标下手,就已经拥有了三项罪名。黑帮的射击准度之差众人皆知,因为很难有实弹操作的机会,不过他们还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警方估计,黑帮组织有近八万名成员,而美国的黑手党鼎盛时期也仅有五千人。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因为有组织犯罪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黑帮有时候说他们从事的就是表演行当。“就是一种氛围和仪态,”一位前帮派成员曾经这样对我讲。作为年轻的刑事罪犯,他的大佬——就是他在帮派内部的“养父母”——曾经给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建议。“我的大佬告诉我,一旦你加入黑帮,就会受到很多双眼睛的注视,”他告诉我。“要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舞台中央进行表演。这就是一场演出。如果黑帮成员的角色没有演好,那你就不合格,根本没法活下去。”

    黑帮的一贯形象都是失败者,靠着粗暴和背信弃义才能活下来。这个名字原指纸牌游戏中的一手烂牌——其日文名yakuza的意思是“8-9-3”,因为虚张声势是常有的事儿。帮派成员多为日籍韩裔,或是其他长期遭受歧视的族群。这些局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显示出灵活、有头脑的特质,他们的故事由罗伯特·怀汀在《东京黑社会》一书中探讨过。这一时期,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黑市,以供大家购买生活日用品,并善于跟美国占领者打交道。在日本重建经济的过程中,黑帮介入了房地产和公共建设项目。 最重要的是,他们避免对平民诉诸武力,因为在一个讲求秩序的社会,犯罪形象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帮派成员在各自的背部和手臂刺上十分复杂的文身图案,并尽可能把头发梳理得卷曲,以区别于普通的日本人。如果某位成员惹大佬不高兴了,他得剁下自己的小手指以示道歉。

    -《恕我直言》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这就是认知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觉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

    一旦上路,只会更让人毛骨悚然。中国的驾驶员还不太多——我拿到驾照的时候,每一千人中只有二十八个机动车驾驶员,跟美国在1915年时的水平大致相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尽管中国的机动车数量只占全世界机动车总量的百分之三,其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比例却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一。这是一个路上新手辈出的国家,其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人们习惯了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行动,所以车辆也会扎堆行驶。他们很少使用转向灯。要是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他们会径直把车停在路肩上,然后挂倒挡,回到出口处。排了这么多年的长队,中国人对于插队早已学会了一身狠劲,这样的本能在交通拥堵的时候简直是一种灾难。同样,收费站也是一种危害。驾驶员很少察看后视镜,也许因为他们在走路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从未用过这种玩意吧。雨刮器被视为干扰了驾驶员的注意力,还有车头灯。 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中期北京还禁止使用车头灯。当时去过海外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欧洲和美国政府鼓励这样的出国访问,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窥见西方的民主之后,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各项政策。1983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纽约市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访问。陈希同在与郭德华(Ed Koch)市长会面期间有了一项重要发现: 曼哈顿的司机们一到晚上便会打开车灯。陈希同回国后,规定北京的司机们如法炮制。不知道这位市长在美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民主理念——他后来因贪腐而锒铛入狱——但至少为交通安全出了一份力。不过,对于车灯的使用仍有不少争议,为此驾驶员笔试考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汽车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连接着驾驶员的反射系统。人们不停地按喇叭,所有的喇叭一开始听起来大同小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学会了区分其中的细微差异,并能够加以正确诠释。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复杂性跟汉语不相上下。汉语的读音有声调,一个简单的音节会随着阴、阳、上、去四个声调而表达不同的意思。相应地,汽车喇叭声也能够表达至少十种迥然相异的意思。一下短促的“毕—”意在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特别悠长的“毕——”显示驾驶员受困于交通拥堵,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其他的“毕——”回应,说明大家都已经无路可走。另一种是略带结巴的“毕—毕—毕—”,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没有别的感觉。还有一种马后炮似的“—毕”,这一般是新手驾驶员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而简单的“毕”,相当于在说:“没事儿,只不过我的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这个喇叭是我神经系统的延伸。”

    -《四重奏》

    尹同耀在芜湖悄悄地建起了一条汽车组装线。国家的管控政策禁止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进入销售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给自己的企业取名为“汽车配件”公司。第一台发动机诞生于1999年5月。七个月之后,他们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用的是本应专供大众汽车的捷达零部件。大众汽车大为光火,同样光火的还有中央政府。 不过,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十分普遍: 先触碰底线,再请求谅解。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官员们不断与中央政府协商,最终于 2001 年拿到许可证,可以把汽车销往全国各地。(据报道,大众汽车接受经济调解方案,并决定不提起诉讼。)他们给这家公司取的中文名字叫“奇瑞”,意即“好运当头”。其英文单词Chery的发音跟具有“欢乐”之意的 cheery 十分相近,只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e,意指奇瑞公司需要不断进取,才能达到幸福快乐的境地。2004年,奇瑞公司一年的汽车销量差不多达到了九万辆。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褚昌俊会见我的时候,我问奇瑞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成立汽车公司。 “这就像生孩子,”他解释道。“首先你得怀上孩子,然后再去登记注册。我们也是这么个做法: 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取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制造厂——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汽车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继续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突然之间更显衰老: 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布里克林做过百万富翁,也经历过破产潦倒;他因为幻想受过赞扬,也因为仿冒受过谴责。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原因之一正是不想提及这样的往事。

    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部世界虽然很遥远,但不一定非得模棱两可;人们可以断断续续地窥见来自海外的东西。很多情况下,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印象看上去多少有些扭曲——既有聚焦,又有折射,就像光线遇到角度会弯折。这也许跟专业化有关。丽水的居民们学会了以局部看待世界,而这样的局部有着奇特的清晰度,尽管他们对此尚不完全理解。

    威廉姆斯市长给我斟上绿茶,我们交谈起来。他很爱笑,也有年轻人的气质;他是当地一家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是当市长所需要的阳气,”他解释道。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交谈中时不时蹦出中文词语:“有没有啤酒?”他用中文问道。他记起了2007年陪同当地的学校代表团造访北京(一个互访项目)的旅途中学到的这个句子。他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书法卷轴,上面的文字是:“团结、文化、美德。”他告诉我,他最先想到的是196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安吉拉·戴维斯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讲座。他的办公室藏书中有一本《红宝书》。帕克市的媒体发现之后,专门刊发一篇文章,暗示市长的决策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威廉姆斯市长觉得这种说法非常滑稽;他告诉我,他只不过选取了书中的有用部分。“为人民服务,”当我问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他这样回答道。“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责任。我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我小时候读过《红宝书》。政府工作就是一种平衡。我觉得这跟道教有关。”

    -《汽车城》

    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在那样的国家,要找到愿意随机应变的搬运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维恩,像中国艺术家那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我们斟酌合同内容的时候,维恩问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经想好,我们即将前往什么地方。“总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许就在科罗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决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定下来吧?” “我觉得可以。” 维恩解释说,船运集装箱将在大洋之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地址无关紧要,只要运载的物品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可以。但到达美国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运货卡车将开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维恩的最后期限: 我们需要在五个星期内找到住处。

    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塞恩的学生写过一篇作文: 我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美国人可以拥有枪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乞丐必须穿着防弹背心。这是真的吗?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想进天堂,请去美国;想去地狱,请去美国。 对于这种交织了真相和夸张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头几年,这让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我未能传达一种更为精准的视角。不过,我终究意识到,类似的对话不仅仅与我有关,甚或与我的国家有关。在中国的时候,我逐渐把对美国的认识当成一种想象: 它往往形成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兴趣、梦想和忧虑——即便他们谈论美国的时候,也总有部分话题涉及自己的国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

    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在小镇上。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含义。有一次,我回到密苏里州看望父母。我从机场坐上穿梭巴士,驾驶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浓密的胡须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来回抖动。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 “你会讲扑腾话吗?”他问道。 我的口音没那么正,但我还是告诉他,自己会一点点扑腾话。 “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份资料,”他说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中国人能四人一排齐步走向大海,直到永远。” 近两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驾驶员一直不停地说话。他讲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对《圣经》希伯来文的钻研,还对《但以理书》发表了激烈的观点。他当时住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处拖车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访过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我有一个有钱的叔叔,是他出钱让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问道。“你叔叔是谁?” “山姆大叔啊。”

    在中国,人们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彼此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打转的国家,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我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在美国,我总觉得很难对这种私人的故事做出回应。不过,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其实我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很多美国人是说话的好手,却不喜欢倾听。我要是在某个小镇对某人说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你是在服兵役吗?”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提问。我和彤禾逐渐明白,中断闲扯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告诉大家我们是作家,而且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没有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似乎更善于聊自己刚刚服完的有期徒刑。 有时候,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丧。我永远记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被问到的各种问题,哪怕不识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国人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在社区的事务几乎不感兴趣,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跟美国人的主要差异,后者不断地制造出有关自己和自己所在地的故事。小镇的人们很少向外来者发问——的确,你所要做的就是聆听。 有时候,这样的角色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或是假冒顶替的,不过,会说话也有好处。它让我从小就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他们故事里的角色,我还是听得懂人们说了些什么。

    -《去西部》

    多恩是该协会的主席,他每年都要对球道进行质量认证。为了有资格使用保龄球道千分尺,他专门去蒙特罗斯培训过。 为了满足当地的某些需要,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证书。他修读过心脑复苏课程CPR,有资格使用电击除颤器。他拥有烟花表演证书。他负责对一百六十公里半径内多家小诊所的配药室定期行使州级检查。他有飞行执照,驾驶的是一架已有五十年历史的塞斯纳飞机,经常外出检查工作。他听说加利福尼亚有人开办激素疗法的培训课程,径直飞过去上了两天的课;他现在为分散居住于西部各地的四位变性人配置药方。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病人们每三个月给他打一次药品预订电话;他很同情他们,陪他们在电话里聊医疗保险方面的烦心事儿,因为变性人几乎无法享受医疗保险。

    卡车和轿车纷纷驶出小镇,停在山脚观看焰火表演。随着夜幕降临,狮子们把焰火装进金属管。紧接着,多恩挨个点燃。他们为今年的焰火晚会筹集到一千七百美元,算是很少的金额。不过,周围的地势令焰火的效果非常耐看: 红色、蓝色、绿色,纷纷爆开在高高的山顶之上。焰火结束,我看着成对的车头灯有序地返回主大街,接着纷纷散开,转入各自的回家路。我们抬头仰望——爆开的焰火和车头灯已经散去,成串的星星显得更加璀璨,仿佛某座城市遥远的街灯。多恩取出几瓶啤酒。“我不在乎这里是不是小城镇,焰火很好看,”多恩说道。他呷了一口啤酒,仰头凝视着银河。“从这里看,星星们好像离得很近,”他说道。“很难相信,它们彼此相距数百万公里。”

    -《多恩医生》

    一天,我们从一艘驳船边上驶过,几个士兵正在搬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粮食袋,上面标着美国的英文名“USA”。我让船主开得再近一点。我们来到距离驳船十米的位置,其中一位士兵瞪了我一眼,随即做了一个下流的朝鲜手势: 拳头紧握,大拇指从手指间向外伸出。我们赶紧离开。 “那些粮食会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船主说道。“普通人根本分不到。”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我在丹东询问人们对于邻居的看法时,他们全是这样的反应。人们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朝鲜很穷,领导人不行,接着一边耸肩一边说:“没意思。”他们不关心朝鲜的贫穷和孤立无援;每一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看惯了这样的事情。

    我沿着河岸走,经过一个坐在树荫下的孩子。我从他的身后走过,以为那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当地小孩,可随即我看见他的脸,停下了脚步。我从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年龄段。他有着小孩子的身躯,但从脸部看,年纪更大,也许十四岁,也许十五岁。他的眼角长着皱纹,皮肤皱得像老人,眼睛晦暗而无神地凝视着我。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这才意识到他是来此乞讨的朝鲜人。在那一霎,我对这个闭锁之国的所有印象——游泳者、士兵、电视节目——烟消云散。小男孩同样盯着我。我翻出钱包,抽出一点钱。他面无表情地接了过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一步步走远,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

    -《桥上风景》

    一个朋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草叶集》的两卷本中文版。标题页上的译者姓名赫然在目: 赵萝蕤。 该书出版于1991年,三年后,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莱斯的美籍惠特曼学者前来北京拜访赵萝蕤。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莱斯在采访中问赵萝蕤,她是怎么译出《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的第一节的,因为那一节是个长句,二十二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的结构如果用中文表达会非常拗口。赵萝蕤回答道:“是没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想忠实于原文,但也得考虑中文的流畅。”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甲骨文》

    2019-03-24 20:09:41 1人喜欢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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