𝙰𝚣𝚎𝚛𝚒𝚕对《旁观者》的笔记(1)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明朝即長路 惜取此時心)

读过 旁观者

旁观者
  • 书名: 旁观者
  • 作者: 彼得·德鲁克(Drucker.P.F.)
  • 副标题: 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
  • 页数: 332
  •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 出版年: 2009-9-1
  • 全书
    Az.:彼得·德魯克的回憶充滿驚奇 無疑 那些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有奇遇可以稱呼的人生軌跡 也唯有讚歎。而一個個人生階段與一個個鮮活人物 還有為數眾多的故事交織之下 一個20世紀西方文化的圖景也延展開來。真可謂見微知著。
    序言
    天地万物,种类无穷无尽,皆为造物主之功,但天底下却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两条腿的动物——男人与女人,那么变化多端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墨守成规的也好,传统的也罢,甚至是极其无聊的人,若谈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东西,或是兴趣所在,无不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每个人自此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以及他们的特立独行。 在这种独裁政体下,服从至上,大家行事、思考都一样,连写的文字、画的图都如出一辙,完全被一个“中枢”严密控制,也就是纳粹所说的“依同一轨道而行”(gleichgeschaltet)。这股潮流会大为风行,锐不可当,甚至淹没了民主的声音。但我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触及政治、哲学还是历史,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论述管理、科技或经济等层面,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一个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并得多开创社区组织;在政府和企业成为唯一和整个社会相抗衡的机构时,我则认为“第三部门”,也就是非营利、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特别重要——在这儿,才能孕育独... 《旁观者》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作。然而这是一本有关“人”的书,不是以我自己为主题。英国版的书名副标题——“记录其他人物以及我所历经的时代”(Other Lives and My Times)将本书主旨一语道尽。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本反刍的时间像这本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也没有一本书这么快就问世了——从我坐在打字机前写下第一个字,到完成全书,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本书虽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个别独立。我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种精髓、韵味与感觉,比如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美国。 我之所以挑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指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对我而言,他们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将社会真相折射或是反射出来。
    第一部分 来自亚特兰提斯的报告
    第1章 老奶奶与二十世纪
    “妈妈,您自己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吗?您常常指着那些鸡蛋啦、莴苣啦,还有香菜,说过去值几个古登。” “我虽只是个笨老太婆,”奶奶答道,“不过,脑子还是应该装比较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些芝麻小事,天晓得30年前的香菜多少钱?那时候,我不常上街买东西,那些事都是管家和厨子打点的。” “但是,”爸爸面红耳赤地说,“您不是口口声声地跟小贩说,当年的价钱是多少?” “儿啊,我当然得这么说啦,不然一定会被骗。” 赞同或是反对20世纪的一些事物,都和奶奶无关,正如她的说法,这些不是一个“笨老太婆”可以理解的。然而,她却有先见之明,她懂得:如果身处一个身份证明比人本身来得重要的时代,证明文件是越多越好,而且在货币受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所持的身份证明文件会影响到汇率。此外,官僚一旦掌权,“公仆”反成了公家的主人。奶奶直觉以为,这些人若不能真正地为小老百姓服务的话,就不算是“公家机关”。而那有关枪杆子的对话,无疑地,如她所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伤了人怎么办? “我只是个笨老太婆。”这句话正呼应那个时代工匠的自我限制——他们不羡慕这个世界的伟人,也不梦想成为上流阶级的人物,只希望做自己,并做好自己的本行。在这样一个时代,工作和工作者皆受到相当的尊重。 …… 然而,这种市民阶级的世界和社区组织也有缺点,既狭小,又短视近利,简直令人窒息,而且淹没在流言中,有着一股臭水沟的味道,不但不重思考,排他性强,而且充满了剥削与贪婪。在这种环境之下,女人注定会受苦。又好比奶奶为公寓所做的争斗,为了这种小事居然到了与人势不两立的地步。然而,这个世界也有它的价值,像是尊重工作以及技艺,对人关心,注重社区组织的构成价值——这些都是20世纪欠缺而且需要的。没有这些价值就没有“中产阶级”或是“社会主义者”,而成了“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好比那个佩戴纳粹标志的小子。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
    吉妮亚—— 她的至理名言就是:“不要问一个人该怎么办,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她又说道:“如果这么做不行,或是有更好的方法,那人自然会回来告诉你。但是,你不告诉他们怎么做的话,他们就什么也不做,只会‘研究研究’而已。”还有,吉妮亚不会求助于人。她只是借着“施惠于人”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如何解决难缠的问题。 “您不是为了某件事担心吗?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了。”这是她的开场白。 赫姆—— “在处理统计数字时要记住:绝对不要相信这些数字。不管知不知道这些数据是谁提出的,都要怀疑其可靠性。过去,我管政府的出口统计数字管了12年,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 《尼爾斯歷險記》—— 这本书中有一段特别吸引我,那就是瑞典版的亚特兰提斯古神话——一座沉没大陆的故事: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海底的一座沉没之城。骄傲、自大和贪婪是这座城没入大海的原因,而里面的居民所受的惩罚就是永世不得安息。每到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堂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以不存在的货品做交易。这些人穿着华丽的古装,互相争奇斗艳。其实,这已是座死城,而那些人也没有生命了。这从阳世而来的水手,目睹了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但他也知道要小心不被发现,不然也会跟他们一样,变成行尸走肉,永远见不到陆地和阳光,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 对“战前”的迷恋 纳粹兴起之因。
    第3章 怀恩师
    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寻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错误中才能有所体认,我必须从成功的范例中学习。 但是,多年后,我才明了自己当年无意中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大概我是在阅读德国犹太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一本早期著作时才恍然大悟的。书中提到一位1世纪犹太智者所言:“上帝造出来的人都会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对的。” 通过“教学观摩”,我很早就下结论道:老师没有一定的类型,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教学就像一种天赋,像贝多芬、卢本斯和爱因斯坦等那些与生俱来的奇才;教学是个人特质,与技巧和练习无关。 多年后,我又发现另一类老师。更正确的说法该是,他们会激发学生学习。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凭借着一种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习,正如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他们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程的目标,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然后,再针对每个学生的弱点下对策,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时,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这些老师还使学生从自己的表现中得到相当的回馈,进而培养自律、自我引导的能力。这样的老师多半会鼓励学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评,但是他们也不会滥用赞美的言辞,以免失去刺激的效果。他们认为该给学生的主要奖励就是满足感和成就感。他们并没有“教”学生,而是为学生设计出学习的方法。因为总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法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学生。因此,教学并不是指某个学科的知识,或是所谓“沟通技巧”,而是一种特质。对苏菲小姐那样的老师而言,教书和人格特质有关;至于埃尔莎小姐,教学则是一种方法。 …… 玛莎·希尔所运用的,就是一种教学法,也就是四年级教我的埃尔莎小姐所做的。她花几天或几星期去观察学生的表现,思考每个学生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做。她为每一个学生设计出一套课程,然后让学生各自发展,自己只在一旁观看。她还不断地催促学生在原来做得不错的地方力求突破。她总是和颜悦色,但不常称赞学生,当然学生若表现得不错,她还是会让他们知道。 ……因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师:一种是天赋型的,另一种则为学生设计学习课程,以方法为主。教书是一种天赋才能,天生的老师可自我改进并成为更好的老师;以方法为主的老师则有一套几乎人人适用的学习法。事实上,天生的老师再运用一点教学法,就可以成为伟大的老师,也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名师,不管是在大讲堂上课、小组教学、教初学者或是指点已相当精进的学生都能愉快胜任。 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学的方式”,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并认为老师教的是“学科”。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他以为:老师教的不是“学科”,而是“学习方法”,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学”是有成果的,“教”则是虚假的。
    第4章 真假弗洛伊德
    我认为,真实的弗洛伊德要比传统迷思中的弗洛伊德有趣得多。他实在比寻常人复杂——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剧英雄。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在是薄弱,他企图把笛卡儿的理性世界与灵魂的黑暗世界合而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问题,然而,终究会支撑不住。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理论仍然非常迷人,透露出不少玄机,而且深深地触动人性。
    第5章 伯爵与女伶
    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Count Traun-Trauneck)和女伶玛丽亚·米勒(Maria Mueller) 如果有一打的解释都有完全不同而且相当清楚的前提,最后的结论却相同,那么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可了解——那些都只是推理,而非解释,且偏离问题。对我而言,重点应该不是刑罚。刑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如何为这件事辩解,刑罚还是无所不在,反而需要解释的是犯罪。我想,那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伯爵—— “你还小,因此不能理解。那次战争带来最大的伤痛,并不是毁灭了想要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希望,而是杀死了许多本来能拯救欧洲的人。整个领导层大半魂归西天。”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像约瑟夫国王。你知道吗,他就是把维也纳皇家公园开放给平民进入的人。有一次,一个贵族仕女跟他抱怨说,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可以接待和她同等阶级的人。国王答道,即使他想和他的同辈一叙,也没有地方可去——除非去哈布斯堡的皇家墓穴。我呢,想要见我这一辈的,只有去凡尔登、木斯群岱尔、俄国前线,或是依颂佐等地的墓园。躺在那儿的,今天若是安在,必然是欧洲的领导人。” 今天,我们习于追溯英国的式微至维多利亚时期或是爱德华时代的早期。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的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英国领导人因之魂归西天,侥幸存活者道德又日益沦丧。
    第二部分 旧世界里的年轻人
    第6章 波拉尼这一家
    老波拉尼夫妇有五个儿女:老大奥托,老二阿道夫,老三则为女孩穆希(她必定还有另一个名字,不过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用那名字称呼她),老四和老五就是卡尔和迈克尔。这些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就带他们到一个城堡。那是他买下的地方,就在一望无际的大麦田中央,离最近的城镇约有数里之遥。这些孩子就在严厉的隔离下接受教育,不得和兄弟姊妹有任何的接触。他们能见到的人,只有家教老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有瑞士和法国血统,一个则有瑞士和德国血统,还有一个是匈牙利人。这些老师每周只教一名学生,下一周再教另一个,如此周而复始。老波拉尼教导孩子的方法是根据卢梭在《爱弥儿》一书立下的教育规范:孩子一定要彻底和社会的伪善与腐败隔绝。老波拉尼还试着超越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对其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育。他确实更胜一筹。令人惊异的是,在这种教育法之下,他的孩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 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他论道,使英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变革的原因,不是机器或是先前世界贸易突然蓬勃所致,也非由于“农业革命”产生的过剩资本,而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延伸、超越货品贸易和资本交易的“供需法则”,加上其他两项“生产的主因”,也就是土地与劳力,特别是后者,亦即就业以及人民的生计。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主题,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争议。 然而,对卡尔而言,经济史只是一种工具,一则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则寻找能提供经济发展、安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他认为,《大转型》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发展出的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式。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市场并非唯一可能的经济体系,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此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和经济、社群互相调和,并使经济成长和个人自由并行而不悖。 卡尔论述道,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得利用市场来交易货品、分配资金,但是绝不可用市场来分配土地或劳力。不管就互惠还是就重新分配而言,应运用的是社会和政治原则,而非根据经济法则。事实上,《大转型》正提到: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边。在整合国外的、长距离的贸易方面,市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是社会内的社群和其间的人际关系必须提防市场的破坏力。不管卡尔所重写的现代史是否为人接受(社会学家大抵觉得可以,经济学家却难以接受),自从年轻的马克思提出生计(经济)和生存(社群)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来,卡尔是少数以新颖和创新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不但反资本主义,也反马克思主义。…… 然而,他接着发现的,却让他震慑不已——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事实上,他偶然发现的这一点,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原本爱好自由和和谐的黑色种族社会,之所以有奴隶的贩卖和掠夺等事情,都是由邪恶的外来者(例如东方的阿拉伯人和西方的白人)用强力造成的——这一点实在是个错误。引进奴隶的正是黑人国王与首领自己,他们组织、训练这些奴隶,并支持掠夺奴隶的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削弱非自己种族或王国的敌人,或毁灭他们,另一方面是想获得枪支等交易货品以统治自己的臣民,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 波拉尼这一家,尽管天赋过人,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重要的是,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算起],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 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也就是我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卡尔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借着付出一点代价,亦即借由市场的分裂、分隔和疏离来维系自由。为了个人,冲突、冒险以及走向多元化等代价也是我们可以付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或许我们可以小恶,而不以大善为主要的考虑。这可能指社会以及人间善恶诸神已成为次要,社会组织也不再重要,正如“完美的宗教”在日渐凋零的社会时代里一样,已不再引起争议。 在“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仍主宰一切的今天,要追寻这种社会,可能会使我们的世界陷于无法容忍,完全失去自由,或是引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些听来可能还很遥远。鉴往知来,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初,整个世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无法在天主教和新教间找到合成的可能性,他们的失败预示了50年后“完美的宗教时代”的结束。因此,波拉尼这一门英杰寻觅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最后遭到失败,也许就是预示了“完美的社会时代”(the Age of the Infallible Society)的结束。
    第7章 基辛格的再造恩人
    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尽管俾斯麦流着容克的血液,姿态保守,却是19世纪最阴险、极端的革命分子。在俾斯麦完成“大业”后,古普鲁士的美、恶皆已不再,而成一个虚浮、暴发户似的自大又好吹嘘的帝国。自制、严谨,视贫穷为美德,以军人戒律为最高成就的容克,已为好大喜功的贵族取代。俾斯麦最后成为大公,集富贵荣华、高功厚禄于一身,大银行家和企业大亨更是馈赠无数。从此,古普鲁士的风采仅存于教科书上的修辞描述。 克雷默的结论——只有“第三种德国人”(third German)能教我们自制并获得政治的主控权;只有“第三种德国人”不但能获得权力,也能善加运用。这“第三种德国人”反对在纳粹标志下急速窜起的丑恶与野蛮,也反对那好心、规矩却柔弱、胆怯的“善良的德国人”所持之自由主义——这“第三种德国人”就是理想的古普鲁士人:贫穷而知足,骄傲而敬天,穿着制服、佩戴武器,但服从正统、合法的权威,且在军官和绅士分际下,展现自制。 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彼此有不同的答案,然而很快就发现,其实我们心中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虽然年少,但很清楚这些问题不可小觑,因此利用对方,听听自己的论述,并强迫自己把一些事定义清楚。 克雷默和我都同意,争夺世界霸权终究会危害到自己。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雅典覆亡史警告我们,追逐霸权是愚不可及的。这点我和克雷默都知道,且铭记在心。我们也都同意,强权若想联合小而弱的国家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这种为某种目的而形成的“集团”是徒劳无功的。 克雷默认为,不,该说他坚持,外交大臣该由伟人来担任。对他而言,外交事务的处理对政治家是终极的挑战,非天才不足以担大任。 然而,翻开历史来看,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说是俾斯麦外交生涯的巅峰,会后迪斯累里却说道:“可怜的德国。俾斯麦垂垂老矣,还能撑多久?谁能做这个巨人的后继者?也许他们只好找来一个胆怯、不能成事的人来充数,幻想后继者能扮演俾斯麦的角色。无论如何,德国必将迷失。”可惜,在和克雷默辩论那几年我还没听过这一段话。 ……在天才外交大臣的灿烂辉煌之后,所剩的就是外在世界长久的疑虑。至于那古老的法则:外交不可狡黠,要简单而诚实。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之流无不嗤之以鼻。他们就是狡黠之人,因此诡诈而不实。 多年前和克雷默的长谈,使我注意到伟人处理公共事务的玄奥。 没有伟人,就没有远见、没有领导,也没有卓越和成就的标准。此外,在公共事务方面,平庸可谓毒药。但公共事务不像艺术或科学,不是个人之力所能成就的,必须持续下去;公共事务的伟人必须要有伟大的后继者。但是,伟人留下的总是真空,只好由迪斯累里所谓的只知道一点训练、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的人来继任。 如果一个伟人的后继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高级官僚或是奴颜婢膝者,之前的伟人不要也罢。一个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进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伟人”与“领导人”。这样的人看来完全不同,举止也和神话中的“伟人”大相径庭。他并不是靠所谓的“领袖魅力”来领导的。所谓的“领袖魅力”即使不是媒体营造出来的,也是令人反感、虚伪的东西。真正的强人是靠苦干和奉献来领导的,不会大权一把抓,而以建立团队为目的,而且治理事务是靠着正直,而非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人不狡黠,简单而诚实。 基辛格在自己著作中套用克雷默原则,可说有点石成金之效。他在尼克松上台后就任国务卿时,立刻力行克雷默政治哲学的三要点。这些是他远在1942年从克雷默那儿学来的,亦即:外交是为首要、在外交关系中又以力量为最,以及天才外交大臣的重要。事实上,这三点就是基辛格政策。 当霸权姿态变成只是“虚张声势”时,就该不再依赖“集团”或“盟邦”,而形成可行的权力平衡。事实证明,克雷默与基辛格对于权力的定义不但不够周全,且有弊害。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所谓的“强大”可能只是“大而无当”,或是“大而无能”。至于克雷默和基辛格把“中等实力的国家”和“经济因素”排除在外是否得当,现在也很清楚了。 如果基辛格经验可以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谬误。事实上,也可说是“天才外交大臣”这个原则的空洞。美国需要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像软木塞浮在内政之上,而是寻求一种权力平衡,整合“中等实力国家”,并把它们视为伙伴的政策。此外,在定义“权力”时,除了军事实力,其他的因素也要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确需要领导才干,但这种才干最好不是以狡黠和精湛的技巧为主,而应崇尚简单和诚实。
    第8章 怪兽与绵羊
    蒙特格拉斯伯爵(Count Albert Montgelas) 罪恶之所以会在汉斯和谢弗身上发生作用,正因罪恶力量之大,而人却是如此渺小。撒旦是为“黑暗王子”,这种通俗的说法可能要比阿伦特女士所言来得恰当。由《圣经》中的祷告词我们得知,人是如此的渺小、脆弱,因此我们请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诱惑,救我们脱离凶恶。正因为罪恶从来就不平凡,平庸的是人。因此,人千万不可和罪恶打交道——一切都是罪恶本身搞的鬼,而不是人。人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像汉斯那样的人,他以为靠着自己的野心可以驾驭罪恶;而谢弗本以为可以借着加入罪恶而避免最坏的情况,最后也为罪恶所用。 我常常在想,哪一个为害较烈——是“怪兽”,还是“绵羊”?哪一个比较不好——是汉斯追求权利欲的罪恶,,还是谢弗的骄傲自负之罪?或许,最大的罪恶都不是这两个作古已久的人,或许是20世纪的漠然——也就是那位享有盛名的生化学家犯下的罪——这位学者既不杀人,也没说谎,但却拒绝做时代的见证。用古福音书的话来说,“在主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竟然视若无睹。
    第9章 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
    诺埃尔·布雷斯福德(Noel Brailsford) 他是标准的“局内人”,十分关心时事。由于自己的性情和原则,他常与人对立。他就是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这也是他重要的地方。然而,他这个人要比他代表的事物意义重大。 牛津教授——卫报主笔——(巴尔干半岛)战地记者——反战者——印度独立运动支持者 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他所持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信仰和道德之上的,而非基于历史的“科学”法则。总而言之,他的思想是“有着一颗心”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理性出发的,也非一般宣传手册上的社会主义。 布雷克普尔(Stephen Blackpool)——狄更斯最有力而深沉的小说《艰难岁月》(Hard Times)(1854年)中的主角和异议分子,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流亡而终,原因就在于他的良知不允许他和权力结合。他的死也是一桩挫败,不但不能改变什么、影响什么,也不能成就什么。这位从19世纪狄更斯的想象中化身而出的异议分子,甚至不能算是殉道者,只是个牺牲者。
    第10章 弗里德伯格的世界
    德弗里德伯格(Ernest Freedberg)——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得考虑到傻瓜——因为事情到最后总是要经由一些傻瓜来完成。” ……于是我们问他:“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合作的好对象呢?” “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我真不懂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看出来。那个家伙似乎已经为每个问题都准备好了标准答案,答得太巧妙了。诚实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也不必这么做。” 亨利伯伯—— 在20世纪初,亨利伯伯做得相当有声有色,并送儿子艾尔文进入刚建校的哈佛商学院就读。艾尔文获得企管硕士时,看到父亲经营百货店那般缺乏效率,也没有科学管理,实在是可怖。 他对父亲说:“您连赚多少都搞不清楚。” “孩子,跟我来。”亨利伯伯于是领着他搭电梯到顶楼。他不发一言,到处走动,看看顾客、商品、忙碌的售货员,就走到下一层楼。他一直重复着这个步骤,仍旧一句话都不说,直到他和艾尔文走到最底层,地下一楼、二楼,甚至三楼,也就是大楼的最底部。就在墙壁突出的架子上,有一匹布。 “其他的都不算,这就是我的收获——就这东西,”他指着那匹布,“当年我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令人吃惊的是,最后他总可以归纳出一个道理来。 比方说,终于讲完那批装配错误的雨伞最后如何如何时,他下结论说:“零售只有两个原则:一是,只要打2美分的折扣就可以使其他店家最忠诚的顾客动心;二是,不把东西上架,永远都卖不出去。其他,就靠你的努力了了。”或是说:“没有所谓无理性的顾客,只有懒惰的商人。如果顾客的行为不像你心中所预期的,不可说‘他们失去了理性’。不要试着去‘再教育’你的顾客,这并不是商人的工作。商人的工作就是使顾客满意,使他们再度上门。若是你认为他们不理性,出去看看,用顾客的眼光来看街上的商店和货品。最后,你一定会发现,消费者还是理性的,只不过商人看到的现实往往和顾客不同。” ……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像亨利伯伯和凯尔斯达特那样的认知;我们已经过度依赖没有经过试验的定量分析、倾向对称而纯粹的正统模式、从假设而非从经验去推论,并且从一个抽象到下一个抽象概念,离具体事物越来越远。我们正慢慢忘却柏拉图在西方系统分析和系统思考之初教给我们的,就是对话集中最美丽、动人的两个篇章——斐多斯(the Phaedrus)和克利多(the Krito):少年斐多斯和风烛残年的苏格拉底对话,苏格拉底就是在那天早晨离开人世的。我们学到,不经逻辑试验的经验不是”严谨的修辞“,只是”漫谈“;而没有经过经验过经验试验的逻辑,不能算是”逻辑“,而是”荒谬“。因此,我们可从凯尔斯达特说的那句话——”不然,我怎么能看出问题来呢?“又学到一课。 帕尔布—— “借由收购这些债券,你们是纯获益;但是,我则不同,除非我能有所贡献,为我所购买的公司做点事,否则我不会投资。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不靠自己的小聪明赚钱了。我希望自己是因为做对的事情而获利。” 40多年前在弗里德伯格公司工作的岁月可说是乐趣无穷。巴尔扎克形容这些19世纪的银行家——稀罕得有如濒临绝种的动物。当然,这些稀有动物后来在现代城市伦敦兴旺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人类学家,正在观看“活着的先祖”,如亚马逊的印第安人,看他们狩猎、设陷阱捕捉动物,内心充满无限感动,忘了推土机就在数里外不远处,正在建筑高速公路,一寸寸地蚕食石器时代的文明。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希特勒和罗斯福的世界里,弗里德伯格、亨利伯伯和帕尔布这些人所代表的“文明”,他们的“生意”和“交易”,似乎像是亚马逊印第安人那种石器时代的文化,不知不觉到了灭绝的时代。 虽然弗里德伯格、帕尔布和亨利伯伯所代表的文化仍徘徊不去,但已是明日黄花,或是正渐渐凋零。而我们的社会还是继续朝着认知与形而上学前进,如弗里德伯格公司所代表的。我们已经把“符号”看做“真实”,如金钱、买卖、交易、利率和国民生产总额等等。用中古世纪逻辑学家的话来说,整个社会的认知就是——符号取代了实质,而所代表的物体却成了影子。 这种认知与形而上学就是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真实意义。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认为经济学和人类的行为有关;现代的后凯恩斯学派古典学者,如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则认为经济学处理的是“商品的行为”。然而,就凯恩斯学派和反凯恩斯学派的人而言,如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的支持者,则认为经济学处理的是符号、符号代表的行为、金钱供给的累积、信用,或是“充分就业预算”(full-employment budgets)。失业不再是一种人的处境,而成一个标的数字。真实是由操纵符号而得,而历史则是一幕又一幕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s)。 约翰逊博士曾经说道:“赚钱比起其他的事情,单纯得多。”这句话现代人听来会觉得诧异。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位“大爷”有关人类行为的评论。说来,他该是最严谨的法官,这个老派的宗教道德人士应该对赚钱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不该为这件事担保。然而,他并不是说赚钱是件好事,而是指赚钱带来的伤害最小。喜欢赚钱的人不追求权力、不想操控别人,或是让人局促不安,这类人并不会喜欢去占有很多东西;有了那些“符号”,他就满足了,不想追逐真实。
    11 银行家的女人
    马丽恩·法克哈森(Marion Farquharson) 迪米尔·布宁(Vladimir Bunin)
    第三部分 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
    第12章 美国报阀鲁斯
    亨利·鲁斯(Henry Luce)
    第13章 荒野上的先知
    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麦克卢汉(Marshau McLuhan)这两个人简直是南辕北辙:不管是外表、风格、态度、讲话的方式,还是他们所代表的东西都截然不同。富勒浑圆矮胖,说起话来像朗诵史诗;麦克卢汉高大而有棱有角,好用双关语,经常妙语连珠。但这两个人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被奉为英雄,原因却相同:他们是科技的游吟诗人,也是狂热的科技传道人。 对富勒而言,科技如宇宙般和谐,经由科技之路,可通往真善美的境地。…… 他的世界是泛神的,他认为人越能和宇宙科技合为一体,也越接近自己的神性。 而麦克卢汉则认为科技是一种人性,而非神性——科技是人的延伸。……对麦克卢汉来说,科技是人自我改善,借以延伸自己、改变自我、成长并有所转变的方式。动物经由自然演化发展出一种新的、不同的器官,而成为另一种动物;人也是如此,借由新的、不同的工具来延伸自己,成为不同的人。 换言之,科技有别于“人文学者”或“技术专家”的传统观点,不是那么简单。科技为人类下定义,并影响人类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类所生产的事物也具有相当大的冲击。 (麦克·卢汉) 不过,他还是常有惊人之语,道出文字游戏之妙。他满脑子是古怪的念头、奇妙的比喻和观察,显示出他那特别的习性、瘾头和看法,把平凡的对话世界带入一个奇特、神秘和令人惊异的领域——是文字而非图书的超现实,犹如超现实大师达利的作品或斯坦伯格的漫画世界。 麦克卢汉最重要的看法,应该不是“媒体即信息”,而是——科技不只是一项“工具”,而是人的延伸。科技虽非“人类的主宰”,但是在扩展人类能力范围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个性、特质和自我认知。 我认为富勒也好,麦克卢汉也好,都不能整合科技、文化和形而上学。他们的“洞见”也无法使科技和人类的特殊活动,也就是“工作”相关联。科技并不是只和工具、机器和工艺品相关而已……科技并不只是“宇宙的力量”或是“人的延伸”,不是辛格书中定义的“东西制成的方式”,而应该是:人怎么做的方式。 科技是指有目的、人为的且是非有机的进化,经由科技,人得以执行那特别而独特的人类活动——“工作”。而人怎么做、制造东西,或是工作的方式,对自己的生存、和他人共存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冲击。最后,甚至让人深思——“我是什么?”“我究竟是谁?”特别是,就人类生活和历史而言,工作就是特殊的社会联系。 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专心致志的最佳范例。只有像他们这样一心一意地追求,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样,或许生活多彩,却白白浪费青春。像富勒和麦克卢汉这样的人,才可能让他们的使命成真,而我们却兴趣太多,心有旁骛。我后来悟到:要有成就,必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从一而终”,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然而他还是坚定地为自己的愿望奉献一切;麦克卢汉花了25年的时间追逐他的愿望,从不曾退缩。因此,时机成熟时,他们都造成相当的影响。
    第14章 斯隆的专业风采
    德雷斯塔特(Nicholas Dreystadt)—— 德雷斯塔特于是说:“我们不是只雇用一个人90天,而是要用他30年。在这30年当中,如果这个人能自爱,注重工具,敬重同僚,一定可以符合工作要求的。” 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Wilson)—— “过去3个月,我一直无所事事,于是想起通用的未来。”他说,“我也有相同的结论。通用的创始人,也就是前一代的人,最伟大的成就即是为大企业设计出架构,并拟定组织原则,而下一代的任务就是培养公民和社群的意识。可以这么说,斯隆那一辈的是联邦派的,而我们将成为杰斐逊派,也就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到目前为止,你的主要结论为何?”我提出两点:一是,在维系个人自由和劳工成本的弹性之前提下,为员工研究出一套保障薪资的办法;二是,发展出我后来提出的“工厂社区自治”,也就是把管理的责任交给员工、团队小组以及一些由员工所组合的群体,让他们来制定个别工作的结构、主要工作的表现和社区的管理事宜,诸如排班表、休假的安排、加班办法、工作场所的安全,特别是员工自己的福利。 他说:“对工会来说,不是费尽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利益,就毫无价值。每一个工会都认为,管理阶层送上门的东西,无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必定有害于工会和成员。当然,我不会气馁,还是会继续为我的理念播种。我认识不少汽车工会的人,会尽量去影响他们。对于这个计划,要先装出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来做让步,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成就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时机总有成熟的一天。” 斯隆(Alfred Sloan)—— “我知道,”他继续说,“你一定认为我是用人最好的裁判。听我说,根本没有这种人存在。只有能做好人事决策的人,和不能做好人事决策的人;前者是长时间换来的,后者则是事发后再来慢慢后悔。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确实较少,不是因为我们会判断人的好坏,而是因为我们慎重其事。还有,”他强调说,“用人第一个定律就是那句老话:‘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二等复制品。’” “有关用人的决策,最为重要。每个人都认为一家公司自然会有‘不错的人选’,这简直是‘屁话’,重点是如何把人安插在最适当的位置,这么一来,自然会有不凡的表现。” “如果一个决策的层次高到要我亲自参与的话,”他说,“最好多花一点时间。要是不值得这么做,我们自会把这个问题丢回去。德鲁克先生,我们做的决策实在是不多,没有人能做出一大堆决策而做得好的。我们最好了解我们必须决定什么,以及关于这个决策的所有重点。
    第15章 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
    经济大萧条之下的美国所强调的虽是不拘礼节,但是真正的特色却是愿意互相帮助,并给别人一个机会。每次我和老一辈的人谈起这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时常见面的迈耶、在普林斯顿服务多年的教务长高斯(Christian Gauss)和《哈泼斯杂志》的艾伦等人倾听我的感想后都表示,20年代的美国更是不拘礼节,但是表现出来的,并不比欧洲友善,不是那么乐意助人,也不会轻易接纳陌生人——互相帮助就是美国人特别针对大萧条所做出的回忆,这和大萧条的另一面,也就是猜疑、乖戾、恐惧和嫉妒,完全不同。 没有人想象得出第二次大战后全世界会有几近30年的经济繁盛,这段美景之长、经济成长之迅速,是经济史上前所未见的。然而,当时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言,大战之后世界经济是否有一点复苏的可能。从经济的层面而言,大萧条不是一场“灾难”,而是“新的常态”。美国不像没有一个“中心”而支离破碎的欧洲,反之,中心仍把持一切,社会和社区都很健全、充满活力,甚至有着得意洋洋的气息。翻开美国历史,不管哪一个时期都有暴力和苦痛,但是经济大萧条却造就美国社区意识的抬头,强调共享的价值、生命的喜悦和共同的希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幸存者对“天灾”的反应。我认为这点就是罗斯福真正了不起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成就,他的经济政策虽然是大失败,但已经不重要了。 大萧条时社区意识的抬头正加强美国生活中属于地域的、心胸褊狭的和族群的一面;这时期强调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正好形成各种不同的界限。 种族意识在大萧条那几年达到的高峰,正因为强调社群和族裔。这样不但没有好处,还会造成伤害,但这种做法也有天真无邪的一面。因此,在大萧条时期,似乎压抑了美国人的生活及其想象力的民族主义在隔夜之间成为一种记忆,而非真实。 新政的那几年正是这种转变的开始,也是美国黑人首度崭露头角的时候,出现不少卓越的人才、有远见的人以及真正想要成为自由人的人。这些大萧条时期的黑人学者和布道家真是非凡,而使他们强而有力的,并非只因才智、学识和无可妥协的尊严,而是由于他们的正直。我第一次和约翰逊博士见面时,是在纽约(或许是在1940年的秋天)布朗克斯维尔的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他对该校学生和教职员演说的会场上。他语惊四座,连以“超自由派”自居的教授都为之一震。他说,美国黑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压迫,也非歧视;在人类社会史上,只有非洲黑人不但愿意把同胞卖给阿拉伯人和白人作为奴隶,而且积极地进行。“除非美国黑人愿意面对自己根源的罪恶与神秘,不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他如是说道。不管在当时还是现今,这都是最刺耳的话。演讲完后,我走到他面前,跟他说:“先生错矣。古希腊人,特别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人不也是如此?修昔底德不是记述了雅典人奴役麦里兰人的恐怖行径吗?”他答道:“我知道。不过,弄错的人是你。希腊人奴役的是自己的同类,并把他们卖给其他希腊人,而非像我们把同胞卖给外国人或侵略者。” 就是这种正直让马丁·路德·金得以崛起,使黑人领袖有一种由内在焕发出来的权威,成为道德的表征,不只受到黑人同胞的爱戴,连白人也为之折服。 那时,很少有美国人听过卡夫卡,卡夫卡热是几年后才开始的,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期,然而美国人眼中的美国和卡夫卡幻想中的“美利坚”却没有什么不同:是个孤立的地域,远离旧世界的罪恶、仇恨和限制。麦克里希1939年写了一首诗,说道:“美国就是希望。”在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如卡夫卡的看法里,使美国孤立的并不是由于她是个“国家”,而是一个“宪政体制”。美国人的希望不但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所谓的“美国梦”是个理想的社会,而美国人的才智在政治方面尤为特出。 当然,美国是一块领土,在地球表面占有一块特别的地区。但这块土地所秉持的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这原则,也许“美国”这个地方仍然存在,但就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了。自古至今,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有着一位政治家圣贤——林肯。真正美国本土的艺术只有一种,那就是政治。若对那抽象的原则,也就是“宪法”宣誓服务不渝,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就在我和刘易斯最后一次相见的几个月后,在那初冬时分我来到明尼阿波利最大的路德教会做礼拜,并为教友们讲述世界局势。我演讲完后,有位操着瑞典口音的老牧师说道:“现在时局的确可怕。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来此聚会的每一位的先祖都是为了逃离永无止境的战争、愚昧的仇恨和欧洲那罪恶的傲慢,才来到美国的。我们缅怀祖先的筚路蓝缕,他们在冬天风雪的荒野上、夏日的狂风飞沙中辛苦地开垦,为的就是成为一个自由人,远离以国家光荣为名的邪恶与愚行,不想再见到伪装成军事胜利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先祖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建立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新国家。让我们一起祈祷,希望美国仍是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千万不要成为另一个虚荣的帝国。”
    2013-09-11 12:24:01 2人推荐 9人喜欢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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