𝙰𝚣𝚎𝚛𝚒𝚕对《江城》的笔记(1)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𝙰𝚣𝚎𝚛𝚒𝚕 (明朝即長路 惜取此時心)

读过 江城

江城
  • 书名: 江城
  • 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 页数: 446
  •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年: 2012-1
  • 全书

    Az.: 江城故事 涪陵风物。在清澈舒缓的笔调中与作者一道度过一段漫长而生机盎然的岁月。小城的生活跃然纸上 人们以各自的姿态现身又隐没 新千年前后的变迁 不动声色。相比寻路中国和甲骨文都好读 更质朴更剔透而见灵光。

    当初读的是网友的一个译本。与本译本文字有出入 摘录的内容 取其大意即可。大致如此吧。

    ## 自序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 1 顺流而下

    起初的日子里,我所学的大都来自我的学生们。我的中文还不足以和城里的人们直接聊天,这使得这城市对我来说仿似潮汐般汹涌——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是以我认真倾听我学生的声音,阅读他们为课堂所写的日志,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渐聚焦清晰起来。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热切,对我的态度非常尊重。而且他们很聪明。学校虽然不是名校,但中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不过占到全部 2%,是以即便涪陵的学生们也算是被精选出的一族。事实上我很高兴来到一个低层次的学校,因为这儿的学生有一种未经打磨的质地,为我从所未见。在我从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圆了孩子们的棱角——在美国,即便高中生也会谨言慎行,或是愤世嫉俗,怀疑猜忌。教育成了游戏,而学生们是玩家,但在涪陵,人们还远没到那份上。他们的智力还是粗糙的——这儿能闻到乡村的气息,汗水和牲口的气味,闻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农村的一切。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闪光,犹如那围绕在师范学院的周边的坚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 1.1 城市

    涪陵是个腿的城市——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老人的罗圈腿,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
    ...
    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涪陵城市建筑的主体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实上,这城市已经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这里是巴国的首都,一个后来被汉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给它留下一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汉朝叫涪陵,晋朝叫吉县,北周叫汉平,隋朝叫凉州,唐朝叫抚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时叫重庆,在清朝叫抚州,中国民国 1912 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 2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第二条守则,强调了他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何,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是跟阶级斗争有点关系——但坚持才是关键。不去探究,不去思考,不去分析——只是坚持。为了去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毫不理会各种复杂与冲突之处,在这过程中,他们小心使用正确的字眼。有几次,我让学生们向我解释一些词汇——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总是无法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回答。就像奥威尔所云,在这里,文字和其意义分了家。要紧的只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以及正确的政治框架,来看他们周围的世界。

    但主要的,我还是讨厌文学的政治化,在西方:文学被当作社会分析而不是艺术来阅读,书本被用来服务这个或那个的政治理论。很少有一个评论是针对文本本身所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文本被扭曲了,让其可以为评论者所持的观念作出注解。那儿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性主义评论家,后殖民的评论家;他们几乎总是挥舞着他们的理论,好似模具一般,把书本强塞进去,把它们压成同一形状的整齐产品。马克思主义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得出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者得出了后殖民。这就好像一遍遍读一本不知所云的书。
    而且我也讨厌英文学院总是胡乱修改真经,试图制作出一张多元文化的书单来,就好象他们放在本科宣传册上的假照片。在我看来,关于文学,建立和尊敬一个文化的基础是有价值的,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了根基被撕裂后的情状。多少年来,中国人一味开采文学的社会价值,尤其在文革期间,除了如「红色娘子军」等寥寥几个政治作品外,所有的京剧都被严禁。即便今天依然有很多处于失落状态。我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马克思,而没有人了解孔子。

    不去太多担心政治,他们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阅读材料上。他们倾听诗歌的声音,他们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他们做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止是游戏,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样来评判。他们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后一个叫莉莉(Lily)的女孩在日志中回应道:
    > 海斯勒先生,您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这个过程当然不无那么一点价值,然而对许多读者来说,到精美洗练的正文开始前,连一个喘口气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在学生时,这是我一直期望的——一个短暂时刻,让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想法闪过脑际;我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是个好故事。这首诗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绿葱般细长。

    这是我在做学生时所寻觅的——我想找到那么一些信号,说文学依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人们读它是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但通常,很难说情况到底是如何。然而在涪陵,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而我意识到,直至我人生的终曲,我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这里,我们都是难民。他们得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中逃脱。我们都很快乐,在江边整个涪陵都忙于其生意的时候,阅读诗歌。

    ## 2.1 插旗山

    ## 3 跑步

    噪音更令人侧目。它们大都来自汽车的喇叭,很难理解这喇叭声为何没完没了。我可以这么开始形容:涪陵的驾驶者喇叭揿得很勤。这里的汽车不是很多,然而也足够了,它们总是急不可待彼此掠过,不知奔向何方。其中的大多数是的士车,几乎涪陵的每辆的士都重装过喇叭,变速杆的头上加了一个按钮。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触发;因为山路缘故,驾驶者经常换档,把手放在档把上也能揿响喇叭。他们对其他的车子嚷嚷,对路人嚷嚷。他们无论经过什么人,或者被谁经过,都要把喇叭大揿特揿。在没人经过,但考虑到或许有人要过时,他们也揿。当道路上空空的,只是有人或许要经过的念头闪过司机脑际时,他们还揿。就是这样,生理反射一般,上了路,驾驶者就要揿喇叭。他们揿太多了,按钮上的手指已经麻木,而其他的驾驶者和路人对此已完全习惯,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见喇叭声。没有人对喇叭声作出任何反应;根本没用,毫无意义。涪陵这儿的一声喇叭好似森林里倒下一棵树——就作用而言,这声音乃是沉默。

    几个月里,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普通话非常清晰,只略带一点四川口音,会把N和L声混淆。除此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教汉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动物——一种不那么贵的,神情厌倦的的拖货的马匹,用来纠正我们糟糕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愚蠢的外国人,我们粗糙的舌头一点音调感也没有。

    而且他们总是细致地观察我。在公众场所,这关注那么强烈,让我时常表现出一种拙劣的自我意识来,而因为我的体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准,这情形更其夸大。在美国我被认作是小个子,1 米 75,而现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我在公交车的门口会撞到头;我狼狈地挤到餐厅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爱丽丝游仙境一般,吃着葡萄干蛋糕,发现自己的世界颠倒了。

    乡下的空气时常都是糟糕的,因为长江的风会把乌江对岸的城市污染带过来,我知道跑步对我健康的损害大过获益。但它使得我意识稳定,因为田野总是安静祥和,而且这运动总是带给我熟悉的感觉。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紧,双腿发沉——把我所住过的地方都连结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还有涪陵。当我跑过涪陵的山丘时,我的意识在这些时间地点中流动;我记起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的奔跑,野猪山上的金色油菜花,还有普利提布鲁克的旧桥。随着日月流逝,我发现,即便这些四川的山岭,以及它们奇怪的坟墓梯田,都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在这瞬间,事情就结束了: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
    ...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
    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个地道的四川景致——每一幅关于可爱的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 3.1 白鹤梁

    ## 4 三峡大坝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3]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江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 4.1 乌江

    ## 5 鸦片战争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

    而我对于邓小平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 1950 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 1989 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 5.1 白山坪

    ## 6 暴雨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 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我给一年级学生取了名字,这使得他们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里人与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组作业时,我经常把我的亲戚们聚拢起来,这样,我的妹妹安吉拉就会跟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作业,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则与库诺,海蒂一起,那两个是她的孩子。其余的名字,仅仅因为我喜欢:普克,安飞尼,米兰达,拉特呀,阿莱,迈克,奥菲利亚,MCA。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群体——和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

    # 第二部

    ## 7 夏天

    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

    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

    在榆林,我意识到我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弯角。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这些麻烦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在那儿,你不会因为某个人看上去陌生就对他大叫,但同时,你可能也不会走上前去和他说话,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好处已开始超过了那些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培养耐心与信任。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

    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 7.1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区,有一间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个宣传牌,四行各有四个大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那是在1861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而服务大众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

    「在1950年代,」他说,「起初的麻烦在于,天主教被当作是外国的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麻烦更大了,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起初他们要的是停止外国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发送到了乡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约七十英里远。那里的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足够吃的,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那是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有一只大锅,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一个人放点米,另一个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是斗争。人们变得更穷了,而你变得越穷,就越容易被控制。」

    ## 8 中国生活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姓,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

    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
    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

    ## 8.1 老板

    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个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江东区的中心,街对面就是师专的大门,那儿有女人在摆摊卖些水果,小吃。几乎总有学生坐在餐馆的六张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当学生们上完了政治课,前来吃晚饭。在学生之家楼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们会下来用餐。小姐们带着BP机,化着浓艳的妆,大声说着话,她们边上就坐着面孔稚嫩的学生,刚刚结束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 9 钱

    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

    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
    > 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

    ## 9.1 老师

    他模仿一个孩子,用手指着,笑着,捂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变得严肃了。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说很荒唐。它几乎是滑稽的,因为人们做的事情那么荒唐。但那个时候,所有那些都是很严肃的——那是现实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到了未来,情况也会一样。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们知道文革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但从未来回头看,也许又会不同。今天我们回头看文革,觉得很荒谬可笑,也许在未来,人们回头看今天,他们会说一样的话。」

    ## 10 中国新年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 10.1 土地

    ## 11 第二春

    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

    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

    ## 12 逆流而上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他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屋里坐一阵,我说没问题。我迟些时候有文学评论课要上,是以我准备着我的材料,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那样的朋友。说这问题只是源于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怀疑;不如说,有充分的自由,才导致麻烦的产生。过些日子,这里会有更多的性自由,但这也许不会给涪陵的人们带来奇迹。经常的,我发觉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生活在那里,有些问题总是那么复杂。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2017-12-05 21:28:07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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