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raemone对《遗产利用》的笔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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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为话语的遗产 1
启蒙理性和客观真理宣言颠覆了中世纪以宗教为主的知识观念。也就在这时，进步观念为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合法化的解释。殖民扩张使种族发展与民族文化认同成为与生物学或“血统”紧密联系的新话语，欧洲人也因此认为他们是人类科技、文化和智慧最高成就的代表。社会达尔主义的诞生又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统一性和科学理性，强化了认同、种族与欧洲文化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Trigger，1989）。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相伴的城镇化进程使人们丧失社会与地理安全感，法 国革命也改变了欧洲人的历史意识，打破了之前己经受到威斯特法伦条约挑战的领土主权观。民族国家出现了，民族主义作为凝聚人群并使其获得区域认同的纽带，促进国家形成合法化的元叙事。重商主义中产阶层的出现使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瓦解了贵族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总而言之，19世纪是一个“表达社会凝聚力及认同感和重构社会关系”的新时期（Hobsbawm，1983b：263）。民族和种族话语联结了认同、历史和疆域的概念，建立了一种“血统和疆域（blood and land）”学说（Olsen，2001：53）。正是在民族主义叙事的发展及现代性普及化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我们现在认定为“遗产”的东西出现了。历史古迹衬托了现代欧洲，这些历史古迹因为熏陶大众而得到保护和管理，并作为民族认同、欧洲品位及成就的物质代表。正如Graham等（2000：17）所指出的，“现代就是欧洲，欧洲或欧洲价值（乃至美国）就是文化成就和社会进化的顶峰”。 欧洲至上的这种民族认同价值观恰好与自由教育运动不谋而合，他们以教牧式的道德责任感去教化芸芸众生，培育他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促进社会稳定。所以，正如Walsh（1992：30）所说，博物馆是现代化条件下进步与理性叙事的产物，其文化身份根植于展览品与藏品中。博物馆也因此承担了一种帮助建设社会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管理者角色，这些藏品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民族的成就感与优越感。 引自 第一章 作为话语的遗产 1 -
第一章 作为话语的遗产 1
因此，将遗产与身份认同的政治问题简化成为一个关手“所有”和“拥有”的技术问题往往更易于管理和规制。在此，治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强调我们如何将遗产概念化为一种用于规制和治理身份认同并让现在变得更有意义的“精神力”，用Graham（2002）的术语就是“一种知识”。 权威遗产话语所建构的不仅是一种特别的遗产定义，而且是一种权威的精神力，用于理解和处理关于身份认同的特定的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遗产是一种凝视，或者一种观察方式。Uy（1990）分析了“游客凝视”的机理过程及其建构现实、规制旅游体验的方式。Hollinshead（1999：10-11）认为，凝视理论源于福柯，特指各种专业知识用于观察的方式及用于治理别人的方式。Hollinshea、Wright、Hewison等学者都认为，权威遗产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1997：186）。 引自 第一章 作为话语的遗产 1 -
第八节 结论 58
遗产所创造的且不断重新创造的（不仅是“维持”）是能够凝聚并创造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这些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可通过遗产活动得以提升，关于过去与现在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其理解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得以生产、检查、思考、拒绝、包含或转换。认同并非简单地由遗产活动或遗产时光“生产”或表征出来，而是当人们、社区及机构重新诠释、记住并重新评估过去对当前社会、文化、政治的意义时，不断积极地重新制造并协商出来的。可见，遗产同时发生于变化与永恒中；遗产是种关于“存在”的特定现实，是观念得以形成、预演、争论、协商并最终重建的精神力或话语。尽管文化意义是流动的，是通过遗产活动对当前的愿望与期待的创造，但这些文化意义也是通过对过去的创造及再创造而得以验证并实现其合法化的。遗产提供了一种将所有这些联系融合并重铸在二起的精神力或话语。什么能够使特定的活动成为“遗产”？答案就是那些能够引发人们去积极思考过去“我们从哪里来”和当前及未来的“我们到哪里去”等问题，并能使他们付诸行动的活动。总而言之，遗产是一个调节文化、社会及政治变迁的社会文化过程。 引自 第八节 结论 58 -
第四节 结论 222
卡斯尔福悠案例表明，“遗产”是存在于人地方和记打之何的希复器这种互动本身就是维护并创造社区身份认同和社区凝聚力的过程。在此，有形%遗址、遗产地都是遗产的重要方面，但只是界定“遗产”的相关要素的部分，那些与建筑物及零零散散的符号性地标相关联的记忆也非常重要。人们会主想的记忆包括追忆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经历和工业技能及其他知识等，这些记忆也是卡斯尔福德遗产的重要方面，但同样地，它们也只是卡斯尔福德遗产的一部分。实际上，遗产既包括有形的物质遗址又包括无形的记忆或文化实践日常的社会互动与体验能使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融合在一起，也是界定并维护社区凝聚力的黏结剂，并能使这些遗产变得富有意义，颇具利用价值。像购物这样平凡、世俗的日常事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们是一种每天都在进行的日常“保存”实践，“保存”的是能够赋予卡斯尔福德遗产意义的关键要素。其实，卡斯尔福德遗产唯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们及其创造的社区。 然而，“社区（成员）是谁”，“社区是什么”及“社区的发展愿望是什么”等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不断地进行再考虑、再定位，甚至完全推倒之前的判断重新进行。在去工业化、矿工罢工事件的余波影响及政府复兴政策的倡导下，卡斯尔福德社区发现其自身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方位中，作为一个集体，该社区急需评判他们是谁及该走向何方。而“遗产”是评判他们是谁及社区是什么的关键所在，人们从社区中选定一些东西，并贴上“遗产”标签，就意味着他们在回忆那些能够界定社区，使社区变得“特别的”东西。然而，这个回忆的过程不单单是个被动的过程一正如Wertsch（202）所指出的，回忆也关乎意义制造。卡斯尔福德论坛工程、节庆及其他社区活动都是一些特别的项目和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建构着“社区”的内容和要素，并且辨识、回忆、考虑、协商着卡斯尔福德的遮产，卡斯尔福德节庆及其他活动在制造“遗产”，不仅因为这些活动是人们以后进折回忆的记忆与体验素材，而且因为这些活动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且还界定和协着这些活动的意文及价，同时还协商并合法化着社区议程与愿望。因此，遮湾是主动塑造并重塑身份认同的一个过程，是社区、其他群体或集体界定他们配的非常有用的文化工具或适语。然而，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注重文化变迁而非文化停滞。这个过程不单单关注保存或保护传统，而且更会为了当前需要而重新书写、重新定义社会文化价值观。正如许多受访者明确所述，作为社区的卡斯尔福德现在呼唤着变迁，而且卡斯尔福德遗产愿景也表明，需要强化居民面对当前变迁的社区自信。然而，遗产作为一种回忆和意义制造的文化工具，往往会被用来满足当前的需要，并回应那些界定遗产、处理记忆的愿望与期待。因此，过去总伴随着当前的不同需要与愿望，我们永远也无法“保存”其不变的意义与价值。正如Ury（1996）所述，过去总要被放置在当前背景下去理解，但是作为“遗产”，过去成为一种文化工具，一种为了满足当前需要而主动地进行着意义制造的文化工具。 引自 第四节 结论 222 -
第四节 结论 222
卡斯尔福德的文化景观在许多居民的生活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变化是令人遗憾的，而另外一些是值得庆祝的。记忆与社会关系改变了，而且两者的改变还关联着景观的改变，然而这未必意味着遗产的“丢失”。老市集建筑依然在卡斯尔福德得到保存，但不再作为一个交易市场，现在它用于节庆展览和典礼，而且卡斯尔福德论坛工程计划将其再利用为一个画廊空间。老市集建筑不再被保存为交易市场，但它作为社区社交场所的角色得以维持。这些新的利用方式将在老市集建筑中留下它们自己的痕迹，所以，老市集的构造将会有所改变。尽管老市集在许多方面都改变了，但老市集最重要的价值一非物质文化实践仍在继续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市集仍然得到“保存”，即便它的构造发生了改变。若博物馆允许的话，在节庆和其他活动中继续利用那些横幅终将导致它们的破损、破裂以及修复一像老市集一样，那些横幅对于社区的价值存在于对它们的利用之中，而且利用就意味着变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也不应该被“原样地保护”下来，否则它就不再是遗产了，也不再具有持哪些文化意义。只有那些能够被利用，并且变化的主体的东西才能在任何意义都是遗产。那些试图对物质遗产和地方进行“原样保护”的遗产管理与保护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过程，该过程为其管理与保护下的物质遗产创造了新的意义。 引自 第四节 结论 222 -
第七章
只有那些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变化的主体的东西，才能在任何意义下都是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