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lla对《Advice for a Young Investigator》的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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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第二章
2 初学者的陷阱 不适当地羡慕权威。大部分重要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应用科学先入为主。感到能力不足。 我相信对伟大研究工作的过度崇拜是年轻学者最不幸的偏执之一—连同深信某个问题不可能被探索,更别说被攻克的偏见,并归咎于自身的能力有限等想法。对天才的无限仰慕建立在值得肯定的公正与谦虚态度上,这无可厚非。但是初学者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会阻碍其主动探索和形成原创性的工作。以偏治偏,傲慢对缺乏自信者更可取,大胆的估量自己的力量,克服不自信,令人惭愧的消极态度应遭到谴责,不适当的谦虚需从战场上赶走。 当一个初学者在阅读天才们的工作时,若能不被其形式上的精妙所迷惑,转而回到实验室中观察那些迷人的想法的实验基础,假以时日英雄主义崇拜会慢慢被成长的自尊所替代。伟大的人有时候是天才,偶尔是孩子,却总是不完美的。哪怕天才的工作经受得起批判的分析,没有发现任何疏漏,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他在特定领域所发现的东西比起还没有被发现的部分来说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自然为所有人提供着无穷无尽的知识?财富。确实没有理由羡慕我们的先辈,或像Alexander那样在Philip的成就身后惊呼:“我父亲没留下丝毫让我继续探索的余地!” 诚然,科学上某些概念显得及其完善、睿智且经得起考验,几乎像是神赐予的直觉的果实,像Minerva从丘比特头上跃过般完美。然而对那些成就看似理所应当的羡慕却需要相当程度的缩减,如果我们能意识到那些工作最终得以成功所花费的所有的时间、努力、耐心、坚持、试验、修正,甚至灾祸,最后却都几乎归功于研究者的天赋。这和人体惊人的适应于功能是一个道理。当单独考察时,脊椎动物的眼睛,或耳朵都令人惊叹。看上去这些器官不可能是靠自然规律简单集合所能构成的。但是,当我们从系统发生学的角度系列地考察其进化等级和形态变化规律时,认识到从某种纤毛虫、蠕虫等几乎不成形的视觉组织到低等脊椎动物眼睛的复杂结构的变迁,我们的惊叹就会大大减少吧,同时通过对变异、器官相关性、自然选择和适应等机制的理解我们也更容易接受自然形成的概念。 如果导师在初学者面前不是以他过去的种种伟大成就让学生惊叹和沮丧,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展示每一个研究发现的缘由,一连串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那才是必要并且正确讲解科学探索的方式,这对学生而言也是极好的激励。像这样有技巧的教育方式会慢慢让学生确信,科学发现者以及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杰出的人说到底也无非是普通人而已。 那些刚刚开始研究道路的人必须懂得一条残酷但不可避免的规则,他们的命运是以推翻伟大前辈名声的代价进步一小点,而远不是在伟大科学权威们面前自惭形秽。极为常见的是,那些刚开始科学探索的人通过动摇过去或同时代的权威奠定的基架取得了成功。经典的例子很多,比如伽利略驳倒亚里士多德对重力的观点,哥白尼逐条驳斥了托勒密的宇宙观,拉瓦锡推翻了Stahl的燃素概念,再比如Virchow驳倒了施瓦恩、Schleiden和Robin持有的自然发生的理论。这条规则如此普遍并具有强制力,不仅展现在科学的所有领域,甚至适用于最谦卑的研究者。如果斗胆将我自己的工作与以上这些声名显赫的事例相提并论,我想补充说明我在神经研究中心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工作的初期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便是不得不抛开Gerlach和Golgi关于灰质中神经网络分布性质和神经及时通信性质的错误理论。 已上路的研究者或许时常注意到研究生涯的两个阶段。首先有一个高产的时期致力于消除过去的错误以及解释新的数据,接着就会进入一个成熟或说充满智慧的阶段(这和年纪的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时科学产量下降,同时对新来者的攻击会带着父爱般的感情维护早年争论过的假说。回顾历史,没有哪个杰出的人会抛弃名声或在新一代面前不去炫耀自己的荣耀。卢梭有句颇有挖苦性但却真切的话:“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在别人发现的真理面前拒绝坚持自己编造的谎言。” 甚至在最精确的科学领域也总是存在诸多由权威学者维护的具有专制性的法则。用新研究来证明这些法则的错误往往是打开真正科学研究道路的好方法。随之而来的武断批评、辱骂,或是更显残酷的沉默,都并不重要。因为真理在革新者这边,他们将迅速吸引那些没有过去需要捍卫的年轻的头脑。同时那些中立的学者,正饱受当前教条主义之苦,并已学会如何保持头脑清醒以及独立判断能力,他们也将聚集到革新的一边。 然而,仅仅摧毁是不够的,革新者还必须去建立新学说。只有当科学批判用建立真理代替谬误的时候才能算得上合理。总而言之,新学说的出现来自于那些被抛弃的旧理论的毁灭,并严格基于对事实正确的解释。如果革新者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声迅速地被批评者和那些只专注细节的研究者所瓜分,他就必须避免所有对传统错误和琐碎思想的谦让之情,那些人像树阴下的蘑菇一样在每个发现后成堆的冒出来。 最重要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这是经常从研究生新生嘴里听到的另一个错误的观念:“各个科学领域里的核心问题都已经被证实无误了。即便我去增添一点儿细节又能改变什么,好比在某块地里拾遗,而更勤奋的观察者已经丰收了。科学不会因为我的工作改变它的视角,而我也将永远默默无闻。” 和谦虚一样,这常常是粉饰懒惰的借口。但也会从杰出的年轻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往往是当他们承担了某些重要的项目遇到开头的挫折打击后的表现。作为年轻的研究者,在那些促使他走向成就和荣誉的更高贵的使命和忠诚,与他所在伦理环境中部分功利主义的言论(这会很快将他转变成一个平庸同时财务成功的普通从业者)之间,想要不逐渐被后者洗脑,就必须根除这种关于科学的肤浅观念。 没有经验的实验者希望在地球表面找到一处易于采掘的新矿藏,那将助他快速建立名声,也将得到导师的信任。不幸的是,当他第一次咬牙开始埋头查阅文献时,他就会惊异地发现矿石都藏在深深的地下——事实上地表的资源被有幸先到的实验者一采而空,并享有开采权。 事实上如果对于某问题我们着手得太晚,那么对于帮忙解决其他问题也太早。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进程,在一个世纪内我们将垄断科学,抢占它的主要资源,并且在广大领域内收获数据。 如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某些时期——一个偶然的发现或一项重要的新技术诞生后,紧接着伟大的科学发现便一个接一个,简直像自发蹦出来的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帕斯卡、伽利略、培根、波义耳、牛顿,还有我们的Sanchez等人清楚地揭示了前人的错误,并向世人宣告希腊人远没有穷尽科学的疆土,连对宇宙的初步理解都还谈不上。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有幸生在其中一个思想爆发的伟大历史时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那时候以往的研究都变成了废纸。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找个贫瘠的领域进行研究反而不容易。 但请不要夸大这些事件的重要程度,而是要记住即使是在现如今,科学的进步也常常是建立在推翻一度被认为牢不可破的旧理论的基础上的。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若某个科学领域显得相当成熟完善,那也还有别的部分正在发展,同样也还有未诞生的部分。特别是在生物学的研究中,尽管在上世纪有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最本质的那些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生命的起源、遗传和发育的问题,细胞的结构和化学组成等等。 平心而论,总的说来没有什么问题已经被研究透彻了,反而是人们研究问题的能力到达了上限。一位研究者眼里的荒地恰是另一位面前的沃土。不带偏见地采用巧妙的新方法分析问题将总会看到新的可能性——正是那些相信一个命题已被完全理解的人所考虑不到的方面。即使在被研究得最透彻的题目上,我们的知识也很零散,总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冒出来。短短几年之前,谁曾怀疑过光和热仍旧是科学保留的秘密?然而,如今我们却有了空气中的氩、伦琴的X射线,还有居里夫妇的镭,这些都说明了前人方法的不完备,以及旧体系的过早形成。 以下这句Geoffroy Saint-Hilaire的锦言对生物学研究再适用不过了:“无限的可能总在我们面前。”同样Carnoy的话也言简意赅:“科学是无止境创造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注定要去森林里冒险,抱着全然的决心去开拓一条道路的。然而,即便我们中最谦卑的人也能利用天才们开辟的道路,在路途上找到这样或那样未知的秘密。 如果某个初学者愿意扮演为聪明的发现者补漏拾遗的角色,那我确定他通过寻找这些细碎的部分最终将获得突出的分析能力,以及敏锐的观察能力,也就能够成功解决重要的问题了。 许多表面上琐碎的观察结果曾引导研究者带着全面的方法学知识征服了伟大的科学命题。进而,我们必须记住源于科学无情的更新换代,今天的小发现时常就会变成来日的重要理论。 从根本上还要记住,我们评价什么重要、什么次要、什么伟大,和什么渺小都基于虚妄的智慧,基于自我神化的真实错误。在自然界中不存在高等低等之分,也不存在首要和次要的关系。我们的头脑乐于将事物呈现的自然现象划分等级,而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事物如何相互影响这点,我们会严格从实用性角度或是其带来的乐趣方面加以考察。在生物链中所有的链接点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都被证明同样的不可或缺。我们认为与自身关系疏远或无法评价的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自以为是地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角度想着有多少深远重大的问题藏在最简单的细菌的原生质中——在细菌学领域没有什么比传染性细菌的知识来得重要,也没有什么比在腐烂的有机体中大肆生长的无害微生物更次要。然而,若这些卑微的真菌——它们肩负着将那些物质从高等些的动植物向自然界转化回收的任务——消失了,人类也将不复存在。 长久以来,对方法学技术细节重要性的强调恐怕没有比在生物学研究中更明确的了。举一个例子,伟大的德国细菌学家Koch想到在一个基础苯胺染料中添加一点碱,这使得他染色并发现了结核菌——揭示了一种疾病的病因,在当时是最杰出的病理学家们绞尽脑汁都无法控制的疾病。 哪怕最优秀的伟大的天才们也被证明在评价科学观点上缺乏洞察力。如今,我们能找到曾在前人的著述中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好奇心提及的许多伟大发现的种子,甚至包括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者的作品。在Servetus写的难懂的神学论文中有三条明显蔑视肺循环理论的话,却成了他现存名声的主要内容。那位阿拉贡哲学家要是从坟墓中爬出来定会吃惊不小。他将会发现他辛劳写就的形而上的专题论文无人问津,反而是他通过观察简单的反驳了灵魂存在于血液中的说法,使他名声远扬!此外,Seneca曾在一个段落中写道古人知道一个注满水的水晶球的放大率。谁会相信放大现象的发现就此被搁置了几个世纪,使得两个强大的分析工具沉睡在胚胎中——显微镜和望远镜,以及两个同样伟大的科学——生物学和天文学!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是小的。显得小的问题恰是不被理解的大问题。不是细节太微小不值得去思考,却是人的智慧有限参不透无限细小之处。自然界是一个和谐运作的整体,所有的组成部分,包括那些看上去扮演次要角色的部分,都在整个功能体中相互协作。当思考这一机制时,肤浅的人武断地把各个部分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具有洞见的思考者满足于将其分为已知和未知,无视其在当下的重要程度和实用性。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些在未来的重要性。 应用科学先入为主 另一个必须不遗余力与之斗争的思想陷阱便是,对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错误区分,往往是后者受到赞赏而前者遭到反对。这个错误倾向在年轻人中无意识的传播着,将他们无私的好奇心转移到一边。 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看待的情况显然还存在于普通大众,常常包括律师、作家、工业行业从业者,甚至不幸的是还有政治家,他们的动机对其民族的文化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应该避免诸如此类的想法,“让博士更少,实业家更多。国家的伟大不由前者知道的多少来衡量,而是看有多少科学成果被成功应用在了商业、工业、农业、医学,以及军工装备中。我们应该把那些细微的观察研究和对最偏僻角落的生命的疯狂热情留给冰冷懒散的日耳曼人。让我们自己致力于提取科学知识中实际有用的东西,然后将其用于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西班牙需要火车和轮船,需要提升农业和工业,需要一个合理的健康医疗系统——简而言之,任何对公共利益、国家财富和民众生活有贡献的东西。也许上帝该把我们从无用的学术研究中驱逐,不再使我们沉浸在困惑的思考中,不再使我们致力于征服无限的未知,那些琐碎的、荒谬的、费钱的事情上。” 环游四方时,人们看到那些海市蜃楼般的社会进步的表象,而忽视其形成的原因,这是此类不称职的言辞逐渐形成的基础。因为不理解所以他们看不到连接着工厂和实验室的无形的纽带。和大街上的人一样,他们坚信学者是分为两类的:那些浪费时间思考纯科学而成果寥寥的一类,和那些知道如何得到数据并直接运用到提高和改善生活的一类。 真的有必要详细说明下这样一个可笑的观点么?有谁不能理解应用直接来源于基础理论的发现及其新数据这样的常识?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工厂和实验室关系密切,很多时候科学家亲自(私人性质的,或通过一个开发商)指导工业应用的研发。这样的合作关系在苯胺染料工厂十分明显,这些工厂在德国、瑞士和法国属于创造财富最多的产业之一。大家都知道举例说明并非必要。但我还想引用两个最近发生的很有意义的进展。一个是关于精密透镜生产这个了不起的产业(促进显微镜、摄影和天文学的发展)。它的前期工作由德国计算光学教授Abbe of Jena创立,进而带给了Prussia这个极富价值的得到全世界的支持的独享事业。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治疗性血清的制造,这项技术诞生于德国,而在巴黎得到完善。很自然也很合理的,Behring和Roux建立了血清治疗的基础性科学原则,这些原则发挥了指导作用。 现在,让我们从科学本身出发致力于研究,抛却对其应用性的考虑。答案终将得到,不管是几年内还是可能历经好几世纪。科学真知由我们的儿子还是孙子应用真的不那么重要。要是因为不能及时应用科学成果就对自己的发现大打折扣,那显然Galvani, Volta, Faraday, Hertz这些发现电学基本原理的人会相当苦恼。 接受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用的观念,甚至从对人类而言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以必要的时间、地点限制为条件)。甚至在极端的事例中,在那样的情况下或许不太可能使用特别的科学突破为我们提供舒适和利益,但仍有一个积极的作用——满足我们可贵的好奇心,带来无可比拟的自得意满,以及伴随解决难题的力量感。 简而言之,当试图攻克问题时要从问题本身去思考。避免分神到次要的利害关系减弱分析能力。在和自然斗争时,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必须超越他所生存的星球而以平静的宇宙为背景去考虑问题,那才是真相终将闪耀的地方。当其他相关的信息出现时,新数据将在合适的时候得以应用。众所周知,一个发现不过是连接起了两个或更多的信息片段而产生了一定用途。许多科学观察起初都几乎没有用处。然而,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一个新的发现证明了某个老的发现,于是乎就有了那些或许被称作摄影、留声机、光谱分析、无线电信息技术,以及飞机的工业应用成果。研究和应用的接轨需要的时间变化尺度很大。Porta发现了暗箱的原理,这个独立事件对工艺设计影响甚微。1802年,Wedywood和Davy注意到用特定类型的一种纸张在硝酸银溶液中获得摄影图像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成像无法被固定下来这个发现也没引起多大影响。后来一个叫John Herschel的人成功的溶解了银盐而固定了原本模糊的光影轮廓。然而,撇开这一进展,Porta的设备在他的时代事实上无法得到应用,因为那时银盐是难以得到的。最后Daguerre出现了。他在1839年用灵敏度高得多的碘化银得到了底片。Daguerre令人羡慕的将先驱们的发明拼合到一起,并使用这些已铺垫的基础创造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摄影术。 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经过这样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信息在时间中由那些没那么幸运的观察者加以辨别传递,这些人没能收获他们劳动的果实,那些果实还在等待成熟。然而,一旦数据被整合到一起,一个或许不那么幸运拥有原创发现的科学家能够庆幸生对了时机而通过整合信息有所建树。他通过从人类需求的角度综合以往研究的本质而创造一个发明。 感觉能力不足 一些人以缺乏做科研的能力作为失败和气馁的原因。“我乐于实验室工作,”他们告诉我们,“但我不擅长发现事物。”当然有的人的头脑不适合实验工作,特别是那些只能短时间集中注意力和缺少好奇心的人,还有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人。但是,表示缺乏能力中的大部分人真的是上述那样的么?或许他们夸大了任务的难度,也低估了他们自己的能力?我相信这是常有的情况,那我就要冒昧的建议许多人认识到他们习惯性的混淆了能力不足和学习理解速度慢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说有时甚至是懒惰,或者是因为他们缺少的是耐心、意志力,决心诸如此类的次要特质——这些或许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和成就感快速的获得。 我认为适合科研工作的特质的清单比通常人们想的要长得多,不止包括出众的天赋、适应能力强,和对名誉充满野心的敏锐头脑,以及取得重大发现的渴求。这个清单同样包括那些普通智力的人拥有的熟练技能,因为他们在手工工作中表现出的技能和稳定性,包括那些被赋予艺术天赋深深的为自然之美所动容的人,还有那些人有着简单的好奇心、平静的内心,和平和的为信仰献身于细节的人,愿意致力于长时间的观察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自然现象。科学,就像军队一样,既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由前者构思计划,而由后者切实执行。仅依靠不那么聪明的头脑,与天才合作完成一项原创工作也具有不能被低估的价值。感谢前进道路上的这些工作者,一个天才的想法才获得了生动明确的显现,才得以从抽象的符号转化到现实中,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赞美。 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实验室工作中。基于我自己的经验,我想推荐以下两种方法: 1. 尝试重复某种被认为不可靠而且有难度的分析方法,直到付出的耐心和努力得到了与某个作者所发表的内容相似的结果。成功将带来愉悦,特别是其得来的过程中没有一位导师的监督(也就是说,独立工作),这也是证明自己具备实验室工作能力的证明。 2. 寻找一个具有难度且充满争议的科学命题,通过阅读浅显的概要性参考书考察这一命题,而不是去读满是细节的专著。然后,在几个月的实验室工作后,我们的初学者应该考虑去查阅关于这个题目的最新文献。如果他从中发现了与自己所推论的相似的结论,如果他思考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后与知名作者的观点相符合,又或者他要是能设法避免某位作者一再出现的误差,那么胆怯就可以被抛掉了,要想走上科学工作的正轨应当无所保留。许多的胜利和满足就在前方,就看一个人多努力工作了。 倘若保有对教育赋予的创造力的信心,并致力于对一个问题长期的专注的分析,那么即便那些智力最平庸的人都将得到一定的成果。 冒着显得重复、无聊和令人厌烦的风险,我要继续阐明以下一些想法,还击那些不相信决心的力量的人。正如许多老师和思想家注意到的那样,发明并非杰出的天才的成果,而是常识通过技术教育和对科学问题的思考习惯得到提高和强化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有才智的人在充分平衡好日常生活后,都可能运用自身的智慧顺利的从事研究工作。 年轻的大脑有着极佳的可塑性,同时被一种强烈的意愿所激励着去这样做,能够通过创造想法之间新的关联和提高判断力来非常有效的改进对自身的管理。 内在能力的不足或许可以靠坚持不懈的刻苦工作和专注所弥补。Onemight say that work substitute for talent, or better yet that it createstalent.一个坚定决心要提高自身能力的人将这么做,只要教育没有开始得太迟,在神经细胞的可塑性急剧减退的一段时间内。不要忘了阅读和思考优秀的工作(著作?)可以使一个人吸收许多的技能并造就这个人,当然倘若一个人扩展其思维或许能超过作者的眼光所得到的结论,颠覆指导性的原则,甚至改变潮流。 我们谈到杰出且特别有天赋的人时,往往更看重他们思维的敏捷性,胜过其内容。换句话说,人们简单的认同出色并迅速取得的成果,这是那些普通智力的人通过较慢的过程同样能做到的。普通人和伟大的天才之间并非是天差地别的鸿沟,更确切的划分的话,大多数的事例可以证实,他们的区别只是慢和不费力而已?后者确实更聪明更具推动力——在交谈、演讲和新闻业这类时间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工作中,他们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在科学事业中,快慢被证明是同样有用的,因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衡量他们的是其作品的质量,而非制造产品的速度。甚至我斗胆地说作为慢脑子的补偿,他们普遍有着强大的忍耐力来适应长时间专注的工作。他们全面深入的探究问题,而才思敏捷的人时常在粗略的了解后很快就厌倦。但也有很多这个概括性说法的例外,比如牛顿、Davy,Pasteur,Virchow,以及其他头脑活跃的人开辟出了广阔明亮的领域。 如果尽管努力的提高,我们的记忆也矛盾而脆弱,那么让我们来好好管理它。就像Epictetus说的:“当你的生命像拿到一副差牌,除了尽力打好别无选择。”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偶然性的伟大发现中,有着普通头脑和记忆力的人多过超级聪明的人。像Helmholtz那样伟大的科学革新者也曾抱怨记性不好——对于死记硬背学习散文的方法备感折磨!作为补偿,那些不善于记单词和散文的人看起来享受于概念观点等的出色记忆力,且善于逻辑辩论。同时Locke曾指出那些被赋予才智和敏捷记忆力的人不总是判断准确。 为了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尽可能的追求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请忘记其他不相关的目标以及从日常琐碎无用的细节中衍生出来的想法。通过能力的发挥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集中精力深入地调查与手头的问题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工作的酝酿期,宣判自己无视其他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政治、文学、音乐和无聊八卦。有时候无视是一种伟大的品德,几乎算得上是一种英勇气概。没有用的书籍会分散注意力,并且严重地如同占满书架一样占领我们的大脑。它们能毁坏或阻碍我们对手头问题的心理顺应状态。尽管通俗的观点可能不大认同,“知识占据着空间。” 哪怕资质最普通的人都能够在各种学科中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他们没打算立即同时拥抱所有的领域。取而代之的,他们应该集中精力有先后的专研各个题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做),尽管后面的工作in the other spheres将破坏先前的成就。归纳起来,就是说大脑在时间而非空间上适应于普遍的科学研究。事实上,甚至那些有天赋的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因此,当我们惊叹于某人能够在不同领域发表论文时,需要认识到每一项题目都是在一个专门的时期进行探索的。早期获得的知识当然不会被作者遗忘掉,但这些内容会通过公式的形成或高度概括的符号被简化。因此,还有丰富的探索空间等待着被感知和学习,等待着归纳出新的图像被写到大脑的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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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第一章
1 引言 关于一般性方法的思考。普遍适用规则的稀缺性。更灵活的思维和更强大的决心。本书的组织结构说明。 在此我假定本书的读者接受过普通(general)教育并具备足够的哲学知识背景,以便理解主要知识来源于观察、实验和推理,而以上又基于了归纳和演绎的基本方法。略过对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的详细说明,我想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直觉、灵感以及教条主义的理论。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追随者们(包括其近现代追随者:笛卡尔、费希特、Kraus、黑格尔,以及时代更近的柏格森也部分认同其方法)曾经沉迷的独特思考方法,包括探索个人内在的思想,或说灵魂,以揭示普遍的规律和寻找生命的奥秘。如今这种方法只会让人感到悲哀和同情——同情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浪费在了对狂想的追逐中,而悲哀是因为这些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工作令人惋惜。 文明的历程毫无疑问地证明几乎没有形而上的理论可以推测自然的规律,尽管有许多反反复复的尝试。反过来,我们却总看得到当人类忽视现实并专注于内在思考时,他们就会失去解释生命过程以及周围世界的最简单内在机制的能力。 智力是先于感觉系统伴随现象的发生并结合回顾性思考而产生的。只有当思考限制在谨慎的观察、描述和比较任务中,以及基于类比的分类工作中时,它才能真正产生效用。通过归纳法的运用将慢慢形成潜在因素和经验性法则的知识。另一需要反复提醒之处是科学不被认为可以解决终极问题。换句话说,科学永远无法了解宇宙各种现象存在的根本。正如克劳德.伯纳德指出的那样,研究者无法超越现象;继而他们的任务局限在对于观察到的变化,论证其“如何how”产生,而不是“为什么why”会产生。这在哲学范畴中是个适当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小的挑战。知道了现象产生的条件使得我们可以随意重复或消除它,由此我们也能够控制和使用某种现象来造福人类。预见和行动都得益于我们对一种现象决定性的掌握。 决定论也许相当武断地限制了哲学1,然而无法否认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它是一个避免使用内在逻辑一概地解释世界(即一般性法则)的有效工具。一般性法则就好比一个细菌拥有的各个必要部件,又好比一粒种子包含了长成一棵树的所有要素。偶尔有哲学家带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普遍法则进入生物学领域,结果少有建树,沦为缺乏证实的口头理论。最好的情况不过是这些理论在被简单当做假说时似乎有些用处。 因此,我们不得不勉强承认Du Bois-Raymond提出的宇宙之谜所陈列的问题目前超越了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曾指出我们必须让自己回到无知的状态,甚至将自己看作无情而无知的人。 人类的大脑从根本上讲无法解决那些晦涩的问题(生命的起源,物质的本质,运动的产生,以及意识的出现)。我们的大脑是作为一个直接响应实践任务的器官而存在的,而非为了揭示事物的终极原因而构建,它更适合寻找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和事物之间固有的关系。也许后者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些问题确是相当重要的。当我们认识到实践为世界演变带来的巨大贡献,以及在不断修正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利益时,我们就可以推测,无需知道事物的本质,世界就能顺利发展下去。 讨论研究的一般性方法并不明智,哪怕是去浏览被克劳德.伯纳德高度推荐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万能药读物,例如Bacon’s Novum Organum 和 Descartes’s Book of Methods.这些书对激发思考很有帮助,但在引导读者如何去发现问题方面就不那么有效了。承认了这点以后,阅读这些书可能会带来一两个富有成效的想法,进一步地说,我倾向赞同De Maistre对Novum Organum这本书发表的看法“那些在科学中有伟大发现的人从来不读它,而Bacon他基于自己的原则也未能有所发现。” Liebig在他著名的Academic Discourse中更不客气的称Bacon是一个科学业余爱好者,其作品对引导科学发现毫无助益,更谈不上得到法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及那些科学研究以外的人群的赞誉。 在任何困难面前,人们都能本能地跟随笛卡尔以下这条原则:“在看清事物之前不要相信任何事,将问题尽可能分成多个方面然后用最好的方式各个击破,而后从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开始分析,逐渐上升到对最复杂部分的理解。”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价值不在于他对这些原则的应用,而是其对原则清晰而严谨的阐述。同每个人一样,他是在思考哲学和几何学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受益于了这些原则。 我认为读这样的作品,以及关于科研哲学方法一类的书籍,仅能基于其表达的模糊的、总体性的概念而得到一点点收获。换句话讲,在研究过程中这些原则从简单空洞的法则变成了对机制理解的形式表现。逻辑严密和受过教育的头脑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过程,而当哲学家反思性地形成某种概念,却并不能促进作者或读者各自的科研能力。那些写逻辑方法学的人给我的印象和一个尝试通过学习大脑语言中枢、发声机制,以及支配喉部的神经等知识来提高自己口才的演讲者是一样的——似乎知道了这些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细节能够创造出本不存在的组织模式,或优化已有的系统。2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闪耀的发现都不是依赖已有的知识逻辑,而是凭借其特有的内在逻辑产生的想法,就像Jourdain在放松的非意识状态才能创作散文一样。阅读伟大科学先驱们的工作非常有效,例如伽利略、Kepler、牛顿、拉瓦锡、GeoffroySaint-Hilaire、法拉第、安培、伯纳德、巴斯德、Virchow,以及李比希。然而,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看不见照亮这些头脑的灵光中的一丝火花,甚至还看不到激励着这些卓越者前进的高尚热忱之心的半点痕迹,那么我们的努力最多只能让我们变成对这些工作有热心或有见地的评论者——还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写作者——但不会创造出伴随我们的研究精神。 学习科学发现史的原则同样对理解研究的过程没有多大帮助。HerbertSpencer提出智力衍生于区分相似的和不同的事物,比如通过理解“事物的不稳定性是相似的”和运用“每个因都产生一个以上的现象”原则,每个发现会直接引发许多别的发现。然而,即使这样的理念允许我们认为了解科学史有一定必要,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发现之门的钥匙。需要重点了解的是每个研究者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如何将不同的样本从相似的总体中分离出来,同时学习研究者们没有成功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原因。 简单明了的说,科学发现的逻辑准则不存在,更别提如何让那些天生不具备逻辑思考能力的人变为成功的研究者。对于天才——众人皆知他们难于向规则低头——他们宁可取代规则。Condorcet曾说过“普通人能够接受教育,天才自己教育自己。” 这样而言我们必须放弃教导科研过程的一切尝试么?我们将放任起步者自己在科研这条布满荆棘和危险的道路上惶惑、奋斗,却不给予指导或忠告么? 当然不是。事实正相反——我们相信只有先抛弃轻如鸿毛的哲学概念和抽象的方法学,才能转而回到实验科学坚实的基石,同时回到研究过程中涉及的民族利益的考虑。学习这些课程,初学者才能够得到简单并实用的诚恳忠告。 以我的观点,对于实验科学,哪些知识应该学习、哪些技术应该掌握、热忱的研究动机的继承发扬,以及需要避免的粗心大意和易走入的误区,关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忠告远比规则和理论逻辑上的劝告重要。这是本书的立足点,包含了许多鼓励和父亲般的教导,是我在科研生涯之初非常希望得到的教诲。 对于那些有幸身处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室接受教育的人,我的建议不会特别有价值。伟大的科学家受到崇高科学使命的召唤,结合教学激发着灵感,有着博学求知的人格特征,并具象化到生活常规中,其追随者也因而受到有益的影响。同样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的人——上述的天才们——显然他们只需要在学习和思考中求得真知。然而,或许值得重申这些忠告对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还是可能是有鼓励性和有用的。没有天赋的普通人尽管渴求着名誉,却还未收获所渴望的成功,并不是因为缺乏决心或努力的方向不对。 这些忠告的重点更多的是放在精神(spirit)上而非智力,因为我确信,并且Payot也巧妙地赞同:前者和后者一样服从于教育。此外,我相信优秀的工作,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都是无限热情投身到一个伟大想法中的结果。 本书分为九章。在下一章我将说明消极影响初学者的偏见和不严谨的判断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会摧毁任何一项研究取得圆满结果所需的自信心。在第三章我将探讨研究中应当展现的道德观——比如意志的来源。第四章中我将谈到在准备和自然抗衡时需要知道的事情。第五章中我将指出应当避免的某些意志和判断的缺损。在第六章中,我将讨论支持科研工作者的社会条件,包括家庭关系的影响。第七章,我将列出如何计划和执行研究工作(基于观察,解释或假说,以及证据)。在第八章中我将阐述如何写研究论文。最后,在第九章中我将提及研究者作为教师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