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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existence)特指“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存在从属于作为整体的生命存在(being),在此意义上，它归于“存在论”的范畴；然而，人的生命存在又与非人的生命存在不同，因此，它又归于“生存论”的范畴。对此，尼采本人并无明确的区分，但实际上他是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来思考人的存在的，因此，我想据此区分来谈谈尼采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
从前面的讨论可见，尼采所谓的“存在的世界”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无定形（尽管同一者会永恒地回复，但它不会停止在某个回复的瞬间，回复是永恒的，变化是不止的)、无起源、无终点、无意图、无目的、无意义、无价值、无秩序、无规律，一句话：“凡是人之生存所必需者”它都“无”，故日“虚无”。
“存在原本是无意义或无目的的，但却不可避免地没有任何了结地回复着：‘永恒的回归’。”对尼采而言，“人的生存”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纯生物性存在，即人不可能在其被抛入的“存在的世界”中被动地生存，他必须对“存在的世界”表态，必须创造和虚构自已“生存的世界”。换言之，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的世界中生存，离开了形式、起源、终点、意图、目标、意义、价值、秩序、规律，人之为人的生存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之生存“所必需者”就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生物性条件，而是指特殊的生存性条件。一个虚无的“存在的世界”绝不是人“生存的世界”，为了生存，人必须创造他生存的“必需者”，必须创造他生存的条件与世界。换句话说，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和世界并不自在，“创造”和“被创造的生存条件”对人的存在来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人生存的基础，是与人的生存一体不可分的要素。引自 三、生存：人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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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主体与现代知识运作的关系时，福柯坚决反对将主体看作游离在具体的知识实践之外、先于知识实践并支配该实践的自由存在。福柯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不是纯粹理论的真理库，而是具体的话语实践，而与具体的话语实践相关的主体既不是纯粹的认识主体，也不是纯粹的语法主体，更不是什么深层的心理主体，而是那种在著作、讲演、信函、草稿、写作提纲以及私下交谈中说“我”并签名的真实主体，这个主体从不游离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之外，也不先于话语而自由地创造话语，而是“话语的功能”。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福柯指出：“非常明显，在对一部作品（无论是一部文学作品、一个哲学体系还是一个科学作品）进行内部和结构分析时，在确定心理和传记性参照时，对主体的绝对性和创造作用的怀疑就会发生。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主体，而应该重新思考它，不是恢复有关原创主体的主题，而是要抓住主体的作用，它对话语的介入与生存美学介入和它的从属性系统。
我们应该悬置这个典型的问题：一个自由的主体如何渗透事物并将意义赋予它？主体如何从内部激活话语的规则来完成自己的规划？我们应该问：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像主体这样的存在才能够在话语的秩序中出现？它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显示出什么样的功能？在每种类型的话语中它遵循什么规则？
一句话，必须去掉主体（以及它的替身）的创造作用，将它作为一种复杂而多变的话语功能来分析。
作为“话语的功能”，主体的存在是由话语实践的整体结构关系所决定的，换言之，不是主体支配话语，而是话语生成主体，是话语决定了参与话语实践的我们是什么，它造就了我们的自我理解和判断善恶、真假、正误的能力。引自 一、从主体到主体化在谈到主体与现代权力实践的关系时，福柯也坚决反对将主体看作是在权力关系之外支配权力或者被权力所镇压的自然实体，他认为现代主体从来就不在权力关系之外，它既是权力运作的产物又是其条件。在《规训与惩罚》（1975）和《求知意志》（1976）等著作中，福柯考察了现代规训权力如何将个人身体塑造成“驯服而有用的主体”的历史，以及现代调节权力如何将群体生命制造成“自我调节的主体”的历史。福柯认为这两种主体的自主性都是可疑的，它的自动自发只是长期规训和调整的结果。在《主体与权力》（1983）中，福柯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权力概念，他说他之所以要不断重建新的权力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现代主体的问题。福柯认为主体不仅存在于生产关系、意义关系之中，也存在于权力关系之中，遗憾的是，现有的经济学史、经济学理论和语言学、符号学为研究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但现有的权力理论却没有为研究权力关系提供有效的工具。
在福柯看来，现有的权力理论建立在法律模式和机构模式之上，它们关注的是作为权力合法化基础的法律以及握有权力并实施权力的机构一国家，这种权力理论在根本上漠视了真正的权力关系。以福柯之见，真实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大多数人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将自己的权利部分地让渡给少数统治者，从而建立起来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允让关系，也不仅仅表现为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暴力关系，更为真实和更为普遍的权力关系是渗透并与社会一体化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管理”（government）关系。
“权力关系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作为一种补充性的、人们或许能梦想从根本上加以消除的结构而重构于社会‘之上’。在社会中生活就是以行为可能（事实上正在）施加于别的行为之上的方式生活。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只能是一种抽象。”
福柯认为社会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乃是一种行为施加到他人行为之上以便控制后者的关系，这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被福柯称为“管理”。
福柯强调不能在今天的语境中将“管理”理解成一种单纯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必须回到16世纪的语境将其理解成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形式，比如管理儿童、管理灵魂、管理团体、管理家庭和管理病人等等。“管理不仅包括合法地构成政治或经济隶属关系的方式，也包括多少被预想一定会作用于他人行为之可能性的行为方式。在此意义上，管理就是构造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因此，既不能从暴力和斗争这个方面入手也不能从自愿联合这个方面出发去探究权力关系（这一切最多只是权力的工具），面要在既非战争似的又非司法的单一行为领域，即管理领域中去寻求。”
在这种意义上，福柯强调权力关系的无处不在以及每一个主体在权力关系中的生成，包括最高的国家领导人。正是基于对权力关系的这种理解，福柯修正了他早期的主体观，主体不再被看作单纯被一种高居其上的权力所被动俦造的存在，而是被看作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的存在。作为这样一种存在，主体并不外在于权力或只是权力的后果和效应，它也是权力运作中的具体实施者和承受者，就此而言，它是权力可能的条件。引自 一、从主体到主体化
2022-08-11 20: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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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的一次访谈中，福柯以笔记为例比较了古希腊人和基督徒在“认识自我”上的不同。福柯说古希腊人和基督徒都喜欢做笔记，并将其作为“认识自我”的方式，但古希腊人没有关于人的真相的意识，他们所谓的“认识自己”并不是要认识自己的什么先在真相，而是要反省和咀嚼自已已有的生活经历，以便为创造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供参考，因此，他们做笔记“不是追求无法描绘的东西，不是揭示隐藏的东西，不是要说出未曾说出来的话。相反，它是要收集已经说过的话，重新汇集听到过或读到过的东西，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自身之构成”。
与之不同，基督徒做笔记是要记录自己内心的波动，以便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审查和考验自已，使自己认识那个真实的自己。对希腊人而言，没有一个先在的自己在那里等着每个人去发现，去认同，因而希腊人的自我塑造是自由的，没有原型的；对基督徒来说，成为主体的过程不是创造自己的问题，而是发现自已并认同这个自己的问题。基督教的这一主体化方式和信念影响深远，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运动中都能看到这一影响的痕迹。据此，福柯说牧师权力与求真意志的结合导致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基督教主体化方式，“这种权力方式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它将个体归类，以他的个性为其标志，将他与自己的身份联系起来，将他必须认可和别人也必须在他身上认出来的一种真理法则强加给他。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样式。主体这个词有两种涵义：以被控制和依赖的方式隶属于他人，以意识和自我一认知的方式而系于自已的身份。两种涵义都暗示了一种使服从和使隶属的权力样式，”
在福柯看来，构造现代主体的权力机制就是来源于牧师权力的现代“管理”权力，因此，要摆脱现代主体的主体化方式就必须反抗由牧师权力演变而来的现代“管理”权力，反抗“看护他人”和“被他人看护”的权力体系，回到“自己看护自已”的伦理关系和自己创造自己的“自我的艺术”；同时还要反抗求真意志，抛弃对所谓人的真理的迷信，抛弃对真实个性和不变本性的迷信，将自己从现有的自己身上分离出来，让自己成为自由创造的主体，从而成为另一个自己。引自 三、生存艺术与强制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