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Veritas对《爱这个世界》的笔记(12)

Summary： 6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在美国的大学里，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广泛展开。汉娜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同情大学生，但是对他们抱有疑虑，担心抗议活动诱发暴民的骚乱。所幸的是，学生们的行动保持了理性的克制，他们静坐，开办时事讲座，切实地讨论和交流情况。从这一点联想到当前我国青年们的思想状况，尤其是在青年们聚集的互联网上的言论与氛围，在集体行动上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弱点还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也是汉娜在《论革命》一书中所讨论的。她以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例回答了怎样阻止创造新世界的冲动在混乱和暴力当中终结，如何创造出获得和稳定这种冲动的设施和保障条件的问题。法国革命的过程表明，这场革命某一时刻偏离了它原来的方向。“共和国？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罗伯斯皮尔叫道。汉娜认为恰恰是由于提出了这个新问题，判定了这场革命的失败。对于民间的同情彼时成了政治品德，而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个人时才可能，针对大众时它变成了抽象的，在政治上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可以说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产生了一种想要以极端手段铲除极端不幸的倾向，也即暴力。因此，一个奇怪的悖论产生了：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准备滥杀无辜。美国革命的过程完全不同。美国国家富有，社会问题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汉娜认为，对于美国的革命者来说，贫困所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而且也是某种不透明性，也即那种“被公共事务排斥在外的黑暗”。因此，对那些开国者来说重要的是，建立让尽可能多的人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的机制。

Summary： 1963年2月，《纽约客》登载了汉娜关于艾希曼（一个曾在犹太人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纳粹分子）审判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汉娜以思想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她所谓的“恶魔的平庸”。她不相信某人是恶的因为某人有一颗邪恶的心或者某人为恶念所诱使。她也不相信邪恶与黑暗或智慧有某种关系或者被理解为只不过是违背了道德戒律。她认为恶的根源存在于人的思想里。正如苏格拉底所认为的，思想是一种无言的对话，人在思想里同自己也有交流，也有不断的提问和回答，谈话和反诘。在这种原始的二重性里，双方不能相互脱离：我得和我自己和平相处。这种与自身取得协调一致的必要性是人们通常成为良心的源泉。良心被理解为内心的交谈，它制止人去作恶。每当人们开始思考的时候，他便在进行着这种对谈并且唤醒了自己内心里的伙伴。如果他放弃了思考，那就是堕落。在《论精神生活》中，汉娜写道：谁对这种无言的交流没有认识，那么他在交流时就找不到反驳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既不能也不愿意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解释；犯下任何一种罪行在他看来也无所谓，因为他可以指望自己很快把发生的一切都忘记……一种没有思想的生活完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