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玉修对《变化》的笔记(2)

穆玉修
穆玉修 (光荣与梦想)

读过 变化

变化
  • 书名: 变化
  • 作者: 凌志军
  • 副标题: 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 页数: 496
  •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03-01
  • 第171页
    他是一对农民夫妇的儿子,有一个温良谦恭的名字,周永臣。1996年,他五十七岁,白发高颧,看上去就像七十五岁的人一样苍老。他的故事是从三十三年前开始的。那时候他是一个学习石油炼制的青年,只身来到甘肃兰州,风华正茂,满怀一腔赤诚,希望在这个偏僻的大西北“为党工作”。可是“文革”开始了,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刑期三年,罪证是“偷听敌台广播”。等到刑满出狱回到家乡,父母早已离世,大哥也含冤自尽。周住进他的小草棚,开始新一轮形单影只、凄风苦雨的日子,关于石油的理想全都烟消云散,每天走出门去,到处寻找垃圾堆,捡出七零八碎的废品送到回收站,拿到几个钱回来维持生命,对周围的一切都已麻木,只有一团烈火还在心中燃烧。他在等待政府为他平反昭雪,等待着有一天能够恢复一个正常人的尊严。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 1996年1月的一天,兰州来人了,向他宣读中级法院的判决,说他无罪。读毕,递过一纸文书,他伸手接过,就如同旧时臣子接过帝王的圣旨。那是法院判决书的复印件,也是他的希望。他双手捧着,颤抖着,从头看到尾,感极而泣,泣完了又捧起来再看。忽然间目瞪口呆:这判决书最后一行的签发时间竟是“1979年”!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拖延十七年才让我知道啊!”周永臣先是喃喃自语,接着失声痛哭:“十七年啊!十七年啊!”他连续几天精神恍惚,万念俱灰,终于不能自持,弄出一根绳子,挂在草屋中央,悬梁自尽。 周就这么死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记者们都在追踪“李沛瑶在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歹徒刺杀”的消息,读者看到作案歹徒张金龙当天即被抓获,便为之叫好。63岁的李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报纸上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1996年元旦那天,他还在茶话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那些天很多报纸都在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他的精神。至于死在偏僻角落里面的周永臣,只有《信息日报》注意到了。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迟到十七年的判决》,没有提到“万象更新”,只是说,“一个普通知识者的一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寂熄了”。
    2011-12-18 12:40:2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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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5月19日,高在绝望中服毒身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事件都是冷漠之神的经典之作,但是都不能像1996年7月11日的“雷州海难”那样,冷得让人周身泛起鸡皮疙瘩———十二个渔民在风浪中挣扎七个多小时之后   全部沉没。他们遇难的地方距离海岸不过三四百米,站在岸上用肉眼就能看到,可是官员们几乎无人肯施以援手。   风暴在早晨8点不期而至,十只小艇随即倾覆,渔民落入海浪,自此开始了那个悲惨的时刻。   四百多村民挺身相救,可是他们的船太小,无法迎风前进。村民们手拉手结成一路纵队,冒死冲进海里,又被巨浪卷了回来,于是跑去求救。他们看到“G905号”就停泊在港湾里面,知道这是一艘渔政海监船,有一百零八吨,一旦启动,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落水者身边。可是船长冼亿康却说他没有开船的权力,“调动这船,要副局长批准。”落水者的家人苦苦哀求,冼船长不为所动。一个名叫黄永三的船工动了恻隐之心,冲出去给副局长打电话请示开船。中午1点,也即十二名落水者挣扎五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听到副局长的声音。副局长名叫钟进,是雷州市水产局的,还兼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这大队是专门监督老百姓不得违法捕鱼的),是个严格按条例做事、按利益取舍的人。他对黄永三说:   “你们救人可以,但要先收足钱。”“能不能先救人。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为那些落水者求情。   “不行就是不行。你糊涂什么?”副局长把电话挂了。“糊涂”的黄领着几个落水者的妻子到处奔跑,寻找拥有权力的官员,期望能够得到帮助。他们找到企水镇的副镇长冯亚生,找到了镇党委会的陈副书记。陈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惟一替遇难者着急的官员,可惜他说话不算数。他找钟副局长去求情,没有用,找到渔监站站长黄其林,还是没有用,于是又找到了钟进的顶头上司、正局长关祥。关局长也是雷州市防风指挥部总指挥,可是他说不能越过钟副局长下令开船。下午3点20分,在   村民一片哀求声中,船长冼亿康的传呼机响了起来,那是钟副局长下达的最后命令:   “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   冼船长出了一口气:“今天不用起锚了。”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一具尸体被冲进港湾里来。绝望的人们离开“G905号”,沿着海岸去寻找他们的亲人,他们找到了另外11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妻和一对父子。   一个名叫林炜的记者后来详细揭露了此事过程。牵涉其中的官员成为众矢之的。钟进和冼亿康首当其冲,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收监。另有局长关祥、站长黄其林、副大队长陈光星、镇人大主任梁发明、三个副镇长冯亚生、陈沛和邓碧华,也被处分。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面对求救者,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袖手旁观的种种情节。就像人们在评论“周永臣之死”时说的一样,现在人们都说,吞噬了那些渔民的不是风浪,而是官员对于百姓的麻木不仁。   但是这些官员并不这样看。“局里考核的惟一指标就是收费,完不成要挨罚,扣发奖金。”黄其林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陈沛则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因为他那天从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上午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干部,中午开车去接人大主任梁发明,下午陪上级来的干部下乡了。还有雷州市党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陈永平,面对记者的询问,愤怒地谴责钟进和冼亿康,说他们的行为“令人痛心”,“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没有群众”。又说他出事那天正在向上级市委汇报工作,次日到了广州,两天后参加省委扩大会,提前去是“顺便办点别的什么事”,忙得一塌糊涂,直到7月25日,也即他属下十二个渔民死去两周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又二十天后林炜坐在这位陈书记面前,希望从“第一父母官”的身上找到一点对弱者的同情,可是却意外地发现,他根本没有在百忙中腾出一点时间去看   望受难者的家人。“面对一群这样的官,”林炜回到北京后对他的读者说,“别说死了十二个人,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
    2011-12-18 13:12:46 1人喜欢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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