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流星对《党员、党权与党争》的笔记(1)

党员、党权与党争

第三版说明
但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意味着孙中山抛弃“议会政党”道路，重新回归“革命党”。
1919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说，自称是革命党的代表，并强调“革命党”的特质有四：一，“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二，“革命党只能革命”；三，“革命为革命党毕生惟一的事业”；四，“革命党革命以外无能事”。
内容提要
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控制了约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
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
序一
我们对于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所以他更看重的是“理解”
才知是指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而言
自序
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
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
第一章 以俄为师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
这次改组，主要在借鉴俄共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党组织体系。
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
二是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
孙对苏俄的认识及其联俄的兴趣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孙在与苏俄的联系和交往中，又多次向俄方提出过类似要求以及请求给予财政援助，甚至指望苏联红军入满洲进行直接干预。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只是苏俄对华政策中的众多战略伙伴之一。直到1923年1月，俄共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之后，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约从这时起，苏俄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执着于单纯的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
鲍罗廷的任务是“顾问”政治，而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由此亦可见，此时莫斯科和广州的决策者各自的出发点和合作的兴趣点仍存有差异
鲍抵广州5天后，孙中山便电令国民党上海本部着手改组
鲍认为其时孙仍“醉心于军事冒险”。
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
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振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
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政党体制
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
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系统方面，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相并行的层级机构，国民党亦仿行建立。
在俄共组织体制中，除各级权力机关外，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乡级为止）的各级检查委员会，其职能在定期检查和监督同级委员会的工作。
俄共党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一切党外机关和组织中，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即成立党团；
它既保证了党与非党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党对非党群众的影响，更保证了党对党外组织团体的严密控制。
而俄共组织体制在形式上实行委员制。俄共党章规定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但在国民党“一大”付诸审查时，鉴于孙中山在党内的当然地位，审查委员会主张在党章中增列“总理”一章，
表明当时全党都自愿听从孙中山的独裁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亦仿自俄共。中共称之为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称之为民主集权制，有时亦称民主集中制。
民主与集权，似是一对并列的概念，但其重心在集权，不在民主
即可发现国民党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党章，而中共党章却比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
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也是此次国民党改组着力的重点
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每个党员对党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四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
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对党员没有太多的约束
改组重点放在基层，可以说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重心所在
俄共模式对国民党影响最著的另一方面，是“将党放在国上”。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主张将同盟会由一革命政党转变为一个普通政党，与其他政党通过公平竞争而取得政权，实践党纲和主义。
在袁世凯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最力的宋教仁后，孙中山目睹政党政治的无望，其思想乃发生了变化。
只是在孙中山的政治理想里，一党专政不是最终的境界，而是向宪政过渡的一个阶段。
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在以主义治国，二在“将党放在国上”。
孙对共产主义始而排拒，进而将其包容于三民主义之中，亦未尝不可看作是这种独占性和垄断性的表现。
在党、政、军的权力关系上，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
民初之际，孙中山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认为今日赞成甲党政策，明日赞成乙党政策；今日在甲党，明日在乙党，乃极平常之事，只要与自己所抱宗旨相合，于个人气节并无所损。
孙中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
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集合体，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
1917年以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的旗帜下，以武力与北洋军阀争正统。这在一般中国人眼中，与张作霖、吴佩孚等人别无二致
孙中山对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文化素质一直持悲观态度。
五四时期，看到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孙中山及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等少数国民党人开始对群众力量有了新的体认
国民党之所以软弱，其主要原因，一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片混乱，一是完全缺乏同工农群众的联系。
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
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
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气势如虹的发展，多仰赖民众运动之力。
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
护法时期，孙中山曾尝试组建过一支“党军”，交由其部下陈炯明统领，并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
苏俄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这与西方议会政党制度下军队独立于政党截然不同。俄共将党组织深入军队的基层，即所谓“支部建在连上
设置党代表，担负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同时制衡军事长官的权力。
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必须有同级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以保证军队忠于党，改变军队效忠于个人的旧习，实现军队由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党军”与传统旧军队相比，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二是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信仰。
第二章 知识青年与国民党
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三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
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
“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竟以信奉“主义”为表征。
“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认知相当模糊。
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
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对现存秩序产生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叛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才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
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
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
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对中小知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长，其作用实不可低估
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投奔革命的。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革命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
这正迎合了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
故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计划录取324人，报名者多达2000多人，最后录取500余人。这与其说是青年学生们热心国事，不如说是中小知识青年就业竞争激烈之反映。
国民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知识青年参与政治的欲望，却一时难以满足他们入党谋职甚至入党做官的意愿。
1924年以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在海外。据1923年前后的粗略统计，国民党共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
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万之众，实际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顷刻化为乌有
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
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
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
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借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
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向下层转移。这种下移，需要相当的“组织成本”：一是经费，二是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平行建立一套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扩大一倍。
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
国民党自改组之初，即滥行集体入党。
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
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党票很快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和晋升的工具。
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
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
以往学者多以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历史幻象。
第三章 从“容共”到“容国”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
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为“合作”。
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
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
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希望国民党“老同志”不要对接纳共产党员心怀疑虑。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唯一解释。
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模糊性
在表述上，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 “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授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权时，更多的是看重他们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他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
其时国共两党都认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国共合作初期，中共比较强调其国际色彩
国民党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意味
中共基于无产阶级的自我优越感及其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自始即甚明显，一再强调党的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
若从国民党的立场看，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
若承认国民党中央所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正是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
黄彦称，在所有的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生前国民党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
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
“联共”被称作一种主义，当是瞿秋白个人所独创
与此同时，“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
在中共提出“联共”的前后，国民党亦开始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
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
王若飞后来认定这就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的转折点。
西山会议派所反对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的“名分”。
民国二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
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
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也许因“共产公妻”的传闻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
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
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
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
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名为“平民”，实则“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
中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
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
中共自称：“凡导报所到之处，很容易发展我们的党的组织。”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向导》成为入手的媒介物。
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反而相形见绌。
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
而国民党内，自孙中山去世后，只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
不少研究者考证，北伐时期耳熟口顺的“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实际上，这个时期许多风靡的口号均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
当时西山会议派即指出，即使反对共产党者，亦不知不觉中使用共产党制造的“左倾”“右倾”等“怪名词”
而在中共意识形态宣导下，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迅速演变为一种强势的政治观念。
左右之争”进一步升级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除崇左贬右外，崇“无”贬“资”，亦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
中共除公开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除汪精卫一度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外
可见“三大政策”的提出，正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
在主体思想模糊的情况下，面对中共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仅有400余人的中共，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各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
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
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
《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
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
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其“包办”情形可见一斑。
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
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
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发展持比较谨慎态度，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
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
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
而国民党方面，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则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对国民党公开。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
但国民党的“党团”无法对付中共
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
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
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后，无疑坚定了蒋介石反共的决心
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
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亦相似。他说，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
第四章 裂变：全代会与党统之争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主要在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蒋介石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他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
这个阶段派系斗争的焦点主要为接班人与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
党的“正统”成为一项极重要的政治号召和实力资源
开全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
角逐接班人，鲍罗廷的支持举足轻重
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
据闻，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
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
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言论攻击汪，汪乃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
这些不满汪精卫的人，很快聚集起来，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二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西山集会的名义，是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的举动，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分裂
国民党“二大”前后，是汪精卫在党内之黄金时代。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亦达到了鼎盛
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反击，但由于得不到苏联顾问的支持，竟负气出走海外。
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而没有看重蒋的政治能力，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不让他参与党政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
大体言之，在北伐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
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膨胀
但很快察觉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
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于3月10～1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等要职，或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宁汉分裂全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亦因此促成蒋介石大踏步走向“清党”反共。
当宁、沪密商合作之际，武汉中央迫于军事经济等压力，亦于7月15日宣布“分共”
南京方面以李宗仁为代表，联合各军事将领与武汉方面商洽合作，并逼迫蒋介石“引退”
三足鼎立的局面，暂时整合了自西山会议以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状态
9月13日，汪精卫宣布“引退”。顾孟余、陈公博亦相继发表“引退”文电，以示抵制特别委员会
汪氏因不满蒋介石之所为而称病离国。此次事件对汪氏无疑是一大打击。但此后汪氏在党内之声名不减反增，
当汪氏于1927年4月回国至武汉时，已成全国青年一致崇拜的人物
蒋介石决意复出，不得不与汪联手。
汪精卫自知难以在国内立足，遂发表辞职引退通电，乘轮去国。
在这场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权谋之术，一方面利用粤变之后西山会议派、元老派及桂系等对汪派之谴责与弹劾，将汪逼走海外；另一方面又利用汪派促开二届四中全会，搞垮西山会议派及中央特别委员会，从而坐收渔利
大会改变了国民党在联俄容共时期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标志着国民党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制度层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汪派的政治前程因广州事变而陷入谷底。
汪精卫出走海外后，在陈公博主导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改组国民党为诉求的思想宣传运动
陈公博等人于1928年冬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其组织形态与政党无异，实际上是在国民党之外另立一党。当时人呼之为“改组派”。
陈公博是改组派的实际领袖，而置身海外的汪精卫则充当“精神领袖”。
汪精卫本人即始终不承认是改组派的成员
南京坚持一切代表均由指派，而粤方委员则主张选举，由是改组同志会和南京始立于反对地位”
与汪精卫的左倾立场相比，胡汉民的右倾立场与国民党“清党”和执政以后的保守趋向更相妥恰。蒋、胡既合作，蒋氏便无继续与汪派妥协的必要。汪派人物遂被摒弃于中枢之外，在五院中未能捞到一席之地，完全沦为在野派
1928年底，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编遣会议加深了军人之间的相互疑忌，而国民党三全大会则促成了党人之间的相互敌视
法理上，大会代表应由各省党员选举产生。但南京中央以党员总登记未完成，多数省区尚未成立正式党部为由，决定大会代表以中央指定为主，地方选举为辅的办法产生。当时地方党部的政治态度和派系立场十分复杂，有拥蒋派、拥汪派、拥胡派及西山会议派等。其中以拥汪派力量最为雄厚。特别是陈公博的改组派理论在地方党部和基层党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此声势浩大的下级反抗上级、地方围攻中央的举动，在国民党历史上空前绝后
改组派除了通电宣言外，缺乏更有力的抗争武器。国民党三全大会仍如期召开。
第三届中委中，汪派和西山会议派基本上被排斥出局。地方军系中，阎锡山、冯玉祥首次当选，而桂系因出兵湖南逼迫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去职，受到大会处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被“永远开除党籍”。这一权力资源分配的新格局，埋下了日后左翼之汪派、右翼之西山会议派与地方军系联手反蒋之伏笔
这意味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提升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径以党的全代会代行国民大会的职权，以党魁遗教代行国家之宪法，充分体现其浓烈的党治特色
改组派感到缺乏武力的后盾，难以与南京中央相抗衡，于是有意联络地方军人反蒋。
1928年夏，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翌年元月，蒋介石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实行全国大裁兵
党人反蒋，乃基于思想分歧和权力分配之难如其意；武人反蒋，则出于军队、地盘和既得利益的保持
1930年，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联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形成反蒋势力大联合，先在北平召开会议另立党统，进而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
但反蒋派内部，步调并不一致
在党统问题上，改组派与西山派也未能达成一致。
改组派与西山派围绕党统问题各持己见，协商数月而无果
阎锡山因急于建立政权，亦从中努力斡旋，终使两派各让一步
中国国民党遂又分裂为北平、南京两个中央。
9月22日，张军入据北平。北平国民政府遂告瓦解。扩大会议由北平移往太原。
改组派原本高呼打倒军阀，而扩大会议却与军阀合作；
他们恍悟到改组派领导人所追求的仍是个人权位，对汪、陈遂由信仰而怀疑，由怀疑而失望，由失望而整个的破产。
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在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蒋介石借机将胡汉民拘押，并软禁于汤山，时称“汤山事件”。
胡氏一向坚持其党治主义主张，他对扩大会议借“约法”标榜法治的做法，十分反感。
胡氏一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并以“党权”的代表和化身自居
胡氏素来自视甚高，遇事专擅固执。
拘禁胡汉民是蒋介石在走向个人集权过程中继中山舰事件之后又一重大政治事件。此次事件引发国民党内粤籍中央委员集结起来，另立门户，酿成持续数年之久的宁粤之争。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从此转入浙江派之手。
不过声势已不及去年扩大会议
正当宁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国难当头，面对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双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以建立统一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这样一来，国民党四全大会实际一分为三，南京大会奉蒋介石为领袖，上海大会奉汪精卫为领袖，广州大会则奉胡汉民为领袖。
会议对中央政制做了较大调整，试图限制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如党务方面，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9人，不设主席，采取集体领导制；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3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政治方面，采取虚位元首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得兼任其他官职；
胡汉民被软禁后，孙科渐成为粤籍国民党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以至于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浙江帮与广东帮的斗争”
广东在党、政、军三方面仍维持着半独立的姿态
宋子文在财政方面故意与新内阁为难，各省纷纷截留国税，江浙驻军又趁机索饷，外有日军进逼锦州，外交一筹莫展。在内外交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孙科只好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主持大计
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院长，从而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反蒋势力则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
胡汉民在南京时曾强烈主张“统一”，支持蒋介石平定抗命的地方实力派。自居在野派后，他力主地方“均权”，反对中央“集权”
1932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调整策略，并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面对党内反对派，蒋氏已经不一味诉诸武力
党内存有“无粤人胡汪即不成党”的看法，
从1931年底至1935年末，亦即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时期，可称为蒋汪合作时期
在法理上，行政院相当于内阁，执掌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实际上，汪精卫主掌的行政院并没有实权，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都旁落
与胡汉民的倔傲相比，汪精卫的个性较为冲和，较易妥协，人极精明而无甚主见。
胡氏固执地认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蒋介石个人。“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在外交方面实际上并不能做主。蒋有时连外交情报也没有全部告诉汪。但蒋有意使汪站在对日妥协的风口浪尖上，以便自己专心剿共，而让汪承担着“主和”的责任和风险。
参与倒汪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为了“拥蒋”而倒汪，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迎胡”而倒汪。
在党内强大的倒汪压力下，汪精卫称病，
“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更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惟一枢纽也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在与会代表合影时，汪精卫被刺，身中两枪。经此变故后，汪于12月1日辞行政院院长职务，随后远走欧洲
“五大”的显著特点，在于笼络和团结党内各方
特许代表之不出代价，使那些出高价得来的普通代表颇感不平
而遇此等于猪仔之代表，则如群狗争骨
我人革命所为何来，今竟至此，痛哭无泪。
中委选举结果出来后，陈立夫所得票数竟与蒋介石齐。心滋不快的蒋介石乃以红铅笔将陈立夫、陈果夫名勾下若干名，并不准公布票数。
“五大”的另一冲突焦点，为宁方代表主张增设党的总裁，遭到汪派与粤方代表的强烈反对。
中常会以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以汪精卫为主席，
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
吾人读毕，颇致其疑讶者，即蒋先生所组织，为混合的亲日的政府也。
蒋向不愿其属下某派势力有过度之膨胀。数年来，二陈在党内之地位日隆，蒋不得不稍加抑制。
未料胡汉民回国不久即病逝。政治权力的格局自然又因胡的逝世而调整。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顺利登上了总裁的宝座。
第五章 蜕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
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蒋介石清共反俄，被视为违背总理遗教。全党意识形态因此陷入混乱。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不清。
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对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加以有效防范和抑制。
“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
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
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
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
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中共党员人数。
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
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1/3
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多万。因为在农工党员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
“清党”还使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
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
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
“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
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一个政权建立后，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有一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
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武力，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
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能量
五部的撤销，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首先被割断
国民党“不要民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防范和禁止民众运动；二是整顿、改组和控制民众团体
民众团体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最擅长运动民众，国民党无法与之竞争。
第二，认为民众运动是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
违背了国民党“全民革命”和“为各阶级民众谋利益”的宗旨
第三，认为军政时期重“破坏”，训政时期重“建设”。
国民党“陷于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
蒋介石“违教”反共以后，为了奠立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其结果，势必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原有的“左”的成分全部抛弃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元老派。他们极力反对民众运动，认为运动民众是在野党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执政党则只需控制民众，无须动员民众。
鲍还提到，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凡涉及“工人”“农民”之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总力图用“群众” “人民”等含糊不清的术语代替。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
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
国民党执政以后，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
国民党执政初期，曾一度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最终因地主的反对而流产
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截然不同。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农民均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
相比之下，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比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较为着力，不仅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规，也曾切实致力于调节劳资关系，缓解劳资冲突。
因此，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要抑制资本家过度跋扈。
这个时期工会组织虽受到国民党的各种限制，但在组织工人与资本家抗衡方面仍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像农会
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两不讨好
政府除允许将《工厂法》第13条（女工不得在午后10时至翌晨6时之时间内工作）推迟两年执行外，
任意仲裁制与强制仲裁制的反复变更，并不完全是国民党政府随心所欲，实是政府力图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其结果却往往是“顺得哥情失嫂意”
综观国民党政府所制订的一系列劳动法规，其基本立足点在维持其政权的稳定
此外，国民党地方党部在调解劳资纠纷的过程中，有时借工人罢工以敲诈资本家。
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反对社会革命，但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小科布尔认为，南京政府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或经济的发展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
第六章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
大体而言，国内学者较多地强调两者之间利益的一致与调和，而域外研究则更关注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并陈述在沪变初起时，公司即已发清工人工资并遣散，认为双方雇佣关系已经解除。
上海市政府批示，认为三友社资方在沪战时既未正式宣告歇业，对工人亦未依法履行解雇手续，自应赶速开工
劳方则认为，三友实业社历年盈余殊为可观
由于多种力量的介入，使一次企业内部的劳资冲突事件激化为一个牵动全上海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当局三方对垒和互动的事件，也使一个地方性的局部事件扩大为一个全国性的乃至最终引起国民党中央修改劳资关系法的事件。
孰料资方非但未为所动，反而停止供给工人临时生活费，并切断工人生活水源，使矛盾更趋激化。
与此前上海地方当局偏袒资方的态度相比，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显然更多地同情劳方。
尤其是中央民运会的“养电”，在整个上海工商界掀起轩然大波
强迫开工，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
从而形成上海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对垒态势
且工厂不得自由停厂，亦系明载法宪
此次交锋不只是劳资两方的对垒，也是资方与国民党中央（以下简称“党方”）的较量
资方团体的通电宣言发表后，南京党方无比震怒。在国民党中央看来，党权高于一切，中央党部完全可以通过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而上海资本家阶级竟以法治为武器，公然挑战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大出南京中央意料
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劳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之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未有之恶例也。
政府强迫资方开工，亦是维护实业。
而上海资本家以一个阶级阵营与国民党中央形成如此严重激烈的对峙，亦属前所未有。
在与党方论辩过程中，资方始终以“尊崇法治”相标榜，指责党方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是违背约法，违反法治。
三友实业社此次停工，既没有依照《工厂法》的规定向工人履行预告手续
《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在调解及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
此次中央民运会未将电文宣示报端
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反弹和“嚣张”气焰，又足以反证国民党党治权威尚未强大到为所欲为和足以控制资本家阶级的程度。
上海市地方当局的这一裁决，基本上仍偏袒和照顾资方。
三友社资方不肯罢休
一般而言，政府对劳资争议的处理不外乎两种：一是强制仲裁，一是任意仲裁。
加之担心中共乘机暴动，国民党中央向上海市地方当局函电交加，责令其迅速处理。
尽管上海资本家阶级竭力反对，国民党中央仍于1932年9月27日公布修正后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恢复强制仲裁。
上海地方当局本应强制资方执行
但中央派员莅沪督促后仍无结果
上海地方法院多次开庭欲予执行，无奈资方仍然顽抗而毫无办法
在国家权威无法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借助体制外非正式权力的介入才将纠纷了结
无论劳方还是资方，均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认同和阶级对立意识。
自国民党执政后，因工人主动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纠纷日渐减少，而因资方停业、歇业、解雇而引起的纠纷日渐增多
上海的情形显示出劳资纠纷主动者逐渐由劳方向资方转移的趋势。
三友厂工人拥有一个比较健全有力的工会组织。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表现出相当强的自主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该厂工会拥有一批知识青年组成的精英
30年代在“赤色”和“黄色”两大系统之外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国民党中央在处理这场劳资纠纷时的表现，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不如说主要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
国民党近于勒索的捐税和摊派使上海资本家不堪承负。而“三友案”所触发的交锋，则主要缘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
一是“非常手段”意味着国民党党治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毫无节制
即自始至终采取和平的“闹事”方式
而事实上，“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
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他方面又反对第三国际；一方面保护资本家，同时他方面又欲无伤劳动者的感情，则我们在国际上必致孤立无援，在国内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
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
第七章 党治与军治
军权却借“安内攘外”而急剧膨胀。法理上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衍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的局面
但蒋介石最终仍能立足南京，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控扼“党军”有关。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暴得大名，其个人声威迅速蹿升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治政权，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几千年的帝政体制崩溃后，经过北洋军阀体制的短暂过渡，正式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生前所设计的由“军政”向“宪政”迈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将“一大”政纲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修正为“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并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行使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中，“以党治国”是有限期的。按孙的设想，训政阶段只维持6年。
须知中华民国，乃总理所缔造，无论在任何时期内，不容他党之并存，更不容他党之执政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专理党务，政治委员会负责政治，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其后，三个机构虽几经变化，但其分工职能基本未变
除中政会外，国民党还有一条非制度化的党治输入管道，即通过党的中央领导人兼任政军要职来控制政府和军队
党政人事的一体化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化。
中政会在法理上一直是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其实际职能和地位有一个由实变虚的过程
但到30年代初期，中政会委员人数一度增至近百人，
1927年以后，在中政会由实而虚的同时，中常会也逐渐变得无足轻重。
王子壮认为这是政重党轻和党趋于没落的表征。
王子壮看来，中常会主导下之中央党部，其实际存在价值，不过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的机构
党对党员从政干部从来就没有约束的力量，无组织、无纪律，使得党丧失了一切力量。中全会和代表大会是有政策性的讨论和决定的，但皆类成具文，一到行政院，相应置之不理，所谓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能’，
精英们的权势资源到底是主要来自党，还是主要依存于军政？
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党权，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
对外虽表示日趋民主，对内则日益集权于一人
重要议案以及用人均已事前经总裁核定，两会不过完成法定之形式
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
本来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那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为国民党中央采纳。
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即军权与党权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的认知中，所谓军权与党权之争，等同于武人与文人之争
蒋介石在南京，冯玉祥在开封，阎锡山在太原，李宗仁在武汉，李济深在广州，张学良在沈阳，形成各自的军事权力中心。党权、军权与政权呈现出四分五裂之象
大体而言，国民党党权与军权的较量和嬗递，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1924～1926年为党权支配军政时期；1927～1931年为党权与军权颉颃时期；1931年以后则为军权控扼党政时期。蒋介石从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形式上的党治。孙中山一手奠定的国民党党统为蒋介石的军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党治与军治相为表里的体制，并非仅指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而是贯穿于中央至地方的一种政治体制
形式上，国民党的党政双轨从中央一直铺设到县以下基层社会
但实际上，大多数地方政权的主控者不是党人，而是军人。
蒋介石的军治理念，首先表现在放大军人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蒋介石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
最后要做到民众即军队，军队即民众，
故他极力主张不仅要政治军事化、党军事化，而且要社会军事化
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动员民众完全被统制民众所取代
故在蒋的思想理念中，没有政治动员，只有军事化控制
在一段时期里，蒋视党权为他扩张军权的障碍。
在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蒋不仅把军队作为“安内攘外”的工具，也将军事将领和军事组织扩展到地方行政的前沿，用作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力量。
社会军事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甲制度的推行。
二是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第八章 党政关系：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在“训政”体制下，党政两大组织系统双轨并进，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明显区别开来：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更使政治控制力大为增强
1924年以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东，党政人事基本上是相通的。
此时国民党并未在行政系统之外另立独立的党务组织系统，而是使其寄附于原有的行政系统之下。党组织也未掌握实际行政权力
国民党最初所设计的党政关系模式，只打算在中央一级实行直接党治，而在地方则保持行政权的统一和独立性
但这一规定不久即被修正。
这个时期，省政府多由省党部筹备组建，省政府委员亦多由省党部委员兼任。
这个时期的县级党政关系，国民政府未做出统一规定，各地情形参差不一。
1928年后，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施训政。训政时期，国民党在中央一级明确规定以党治政，在地方一级，则改变了北伐时期倾向于党部指导监督政府的原则，代之以党政分治制衡体制
认为不合时，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转请政府依法查办
连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不能直接向地方政府发号施令，而必须通过中政会和国民政府实行间接指导
国民党中央明白指出：“党权高于一切，乃指中央党权而言。”地方党权不能凌驾于地方政权之上
事实上，即使是中央党部和中央委员也不能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事务
政权是国民党“诸先烈流热血，掷头颅所换来的”
“训政之时，以党权代民权，则政权属于党，治权属于政府，即党行其权，政府尽其能，是谓党治。
值得注意的是，对地方党部的专横行为，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不是纵容，而是严加制止和指责。
在党政人事关系上，国民党中央高层大多是相兼相通的。而在地方，党政人事一般是分开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规定，除特殊情形外，地方党部委员一般以不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为原则。
国民党实行党政分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希冀行政系统能独立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以免地方党部介入行政事务而造成地方政治的紊乱。
按理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党部对行政机关的统制，是确保和强化执政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蒋和胡的理想中，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党协助政府推行政令，负责教导人民，训练人民。
蒋、胡期望于国民党党员的，有似传统士绅在皇权政治下的角色，既令其通官民之邮，又不让其直接干预政治
可能还有另一深层原因，即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蒋视党权为他扩张军权的障碍。
学历多为中学和师范毕业。而同期的县长多为大学毕业
“清党”以后的二三年间，确有为数不少的左派国民党青年和基层党部在地方从事激进的社会改革工作，如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提倡“二五减租”等。相比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则大多显得稳重和保守。
南京中央则不希望用激进的方法来推进改革
国民党实行党政分开，并非有意使其政治体制朝向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只是它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
训政时期，国民党地方党政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对峙的状况
地方党政冲突和派系斗争一直是困扰国民党党治的两大顽症
地方党部的权力日趋萎缩，有的县党部只是一块空招牌
如当县党部将县政府官员违法渎职事实报告省党部，再由省党部转请省政府依法查办时，省政府往往置之不理。政府系统出于部门保护主义，故意抵制来自党部系统的干涉。
地方党部不仅不能有效地监督地方政府的施政，反而按规定要替地方政府唱赞歌
成了一个向民众空喊口号的宣传机关。
由于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和党部的高调宣传常相背离，党部在民众中的威信日趋丧失。
如地方党部的经费仰赖地方政府拨发。
党政人员的薪俸相差过远，也是导致地方党权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党政职务之间存在较大的位差，导致人才由党界向政界流动
随着地方党权的低落，党部人员自身的生命安全亦时常受到军政力量的威胁。
浙江，省政府不顾省党部的反对，决然取消二五减租，并逮捕省党部候补监委兼省党报总编
但蒋介石始则漠视，继又将凶手释放，令地方党务人员感到心寒气短，
在取得政权之初，苏维埃政权网络几乎取代了党的组织网络，党机器一度趋于衰退。
尽管在名义上亦号称“以党治国”, “党权高于一切”，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各级党部都在其相应级别上充当领导角色。
由此一来，党治在地方层级逐渐沦为一种虚拟状态
第九章 政治录用：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
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是衡量一个执政党党治力度的重要指标。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认知中，一党独裁就是强权政治。事实上，一党独裁亦有强弱之分
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不过，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孙中山的做法未必如此。
委任和尉官分别为当时文武官员的最低层级，故这一规定实际上从制度上确立了党籍作为入仕从政的先决条件。
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党员要求垄断政治资源的呼声非常强烈。他们一再要求国民党中央严格限制非党员入仕。
由此以观，战前国民党对党员从政的政策有些反复不定
大体上，战前国民党中央和省级政权的关键性职位多数由国民党党员控制，但并没有完全做到政务官以党员为限的规定。
由此亦可见，政务官以党员为限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
总之，战前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尚未达到独占垄断的程度。
战前南京政府在党外主要吸纳了两部分人：一是北洋旧官僚，二是专家知识分子。
不知不觉之间，免不了会袭用共党手段和政策。鉴此，蒋介石不敢放任他们入仕从政，而宁可吸纳一批保守老成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北洋旧官僚参加新政权
蒋先生对于党的不信任，似一切党员均为幼稚无能也者
然牵就各方，容纳投降之事则甚多，于是自己之阵营转为复杂
蒋介石当时的首要考虑，是如何维持由北洋政权向南京政权的平稳过渡
故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和“南京政府，北京内阁”之说。
另一方面，国民党党员未能全面垄断政治资源，也与其人事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
机关长官对其下属可以任意辟用，任意罢免，悉视其个人好恶以及关系亲疏而定。
但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和政府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因而也无法有效地将党员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吏。
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和约束力，以及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均大为消减。
党组织对从政党员完全没有约束力。
仅靠意识形态宣导和政治思想教育等手段是难以约束党员的。党的整体利益必须与党员的个人利益联结起来，
1927年后，国民党形式上执掌全国政权，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并不具备高度党治的自身实力和社会条件。
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权中延续下来，形式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权，实际上党权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战前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正是国民党党治脆弱性的表现。
第十章 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
派系纷争堪称是国民党一大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国民党的派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权力网络。派系组织或因教育、职业等背景，或因地缘、亲缘等纽带，或因政见、主张等媒介，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
故国民党派系史的研究甚难深入
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军队、地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另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前类暂且不论，后类主要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等。
在30年代的拥蒋派系中，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三足鼎立。
以江苏为例，战前江苏省党部委员有本籍与客籍之竞争，本籍中又有CC、FF、改组等派之分化
这些派系有依学校出身形成者，如六中派、三师派等；有依地域形成者，如城厢派、乡村派等；有依代际形成者，如青年派、绅士派等；有依政见形成者，如急进派、缓进派等；有依入党时间形成者，如党务秘密时期入党者与党务公开时期入党者各成一派。
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交相并举。
从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国民党的党机器大部分时间控扼在CC系的手中
另一方面它又在党机器之外另立一套秘密的组织系统，从而兼有“派系党化”的特征
力行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特务组织，然而细察其成立背景和存在形态，称它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准政党组织形态的“党中之党”也许更为贴切。
所谓同志的资格，完全以地位而决定，有地位者，军阀也是同志，官僚也是同志，而且是重要的同志
则使外间将力行社谣传为“蓝衣社”。
它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
在应付国民党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二陈主导下的党机器依然显得疲软无力
表明蒋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及其对蒋个人的忠诚怀有疑虑。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国民党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忠于他个人并值得信赖的新的政治力量。
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
行社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有短暂的6年（1938年取消），但它所辐射出的组织能量却是惊人的，其触角几乎伸展和渗透到中国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内部协调性亦非既有的国民党党机器所能企及。
有意将力行社打造成一个铁血组织，致力于特务、情报工作
力行社一度成为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机构。但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对力行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蒋介石看来，力行社干部最大的问题是“幼稚”
力行社与蒋的关系，亦由一个参与决策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决策执行组织。
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
“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严重危机和各反蒋派系的挑战，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
蒋惯于搞双轨组织，以使其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形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以“始终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
以“绝对集权制”为组织原则
这些省市，其活动对内秘密，对外则凭借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招牌进行
“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省市干事会实际上成了这些省市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核心
除“外围团体”为公开组织外，“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和“活动集社”均为绝对秘密组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下级组织成员一般不了解上级组织的存在。
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组织的严密性。
要求“从事文化事业，信奉三民主义，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纲领与决议”，
“以法西斯精神建设三民主义文化”
其组织目标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组织手段是“以学生对学生”
30年代CC系的活动从“阴”“阳”两面同时展开：一面是极端秘密的组织活动，一面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
“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复兴民族，应具有硬干、快干、苦干的精神，与高尚大公无私的人格，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
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
事实上，CC系在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治的鼓吹方面，亦不逊色
“青白团”及其所属组织，其创立旨趣、组织形式、政治理念，均与力行社极为相似。两个组织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拥护和服从，均崇拜法西斯主义，鼓吹独裁政治，均采取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体制和多层级的秘密组织系统，均信仰暴力和恐怖手段，分别附设有庞大而富有威慑力的特务机构
显示了蒋介石在主导这两个组织创立的过程中，深受了当时德、意法西斯组织体制的影响。
如两个组织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和吸收成员的逐级递升制，即与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织体制十分相似。
力行社自始即怀有与旧的党机器相颉颃，甚至架空、侵夺和取代党机器的野心
然而，力行社另造新党的企图，势必与CC系掌控下的旧党发生利害冲突。
两派的恶性倾轧在地方政局上投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但此次合并未成。直到1938年3月，蒋介石才宣布将两团体同时取消。
这三个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的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既是支撑蒋介石个人成功的重要基石，又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
第十一章 战前党员群体分析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过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3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4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
北伐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这种军事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贯彻其“以军治党”和“以军代党”的结果。
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散组织
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1949年10月，中共党员448.8万，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增至1073万。1957年以后中共宣布暂停吸收新党员，
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和海外党员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
据此观之，战前南京政权赖以生存的中心地区即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人数并不占优势。
大体而言，战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基础脆弱的执政党
在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组织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
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决定从严办党，实行预备党员制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10年的时间
战前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只是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对入党资格并无限制
战前国民党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软弱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
自1927年“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陷入混乱无序状态
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
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没有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表11-4 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的比例（1935年）
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名义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公开的党部组织，而实际上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
使东北国民党组织实际处于空洞化和停滞化状态
除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排拒外，更受到日本侵略势力的压迫和打击。
1936年以前，两广基本上处于分立割据状态，
但在1936年以前，南京中央对西南国民党党务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做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
国民党不大注重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社会各界既有的权势精英加入国民党，进而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界和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战前国民党党员，除军队党员外，主要集中于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包括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1/3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20%～25%。
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
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党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的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
1927年以后，国共两党正好朝两极分化的方向吸纳党员
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是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
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
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
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
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基层社会。
基层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细胞，却为基层“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
第十二章 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
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党机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国民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组织基础，导致本来就松弛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在抗战初期一度濒临溃散的边缘。另一方面，这场民族战争又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次重整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机。
抗战初期，新当选总裁的蒋介石为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青团不仅未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新生，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和溃败
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
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然而，蒋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仍然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机器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
蒋当时最主要的考虑，认为国民党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彻底改造
蒋立三青团的另一重要考虑，是想统合党内各派系于一炉
蒋曾向中共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并，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党的组织章程可以修改。据称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已表示可以接受或考虑。中共则明确表示合作可，合并不可。
当蒋不断将三青团的新使命与国民党的旧形象反复对比时
属意由原力行社成员主要承担起这个新组织的组建任务。
但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力行社之间的派系宿怨，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的泥淖中
三青团自始至终不受国民党党机器的直接统辖。
青年团以黄埔学生为中心，
由于党与团维持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彼此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
如三青团团章最初将团员年龄设限在18～38岁
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年龄结构来看，80%以上的党员在39岁以下。也就是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力量的党。
在战前的地方政治运作中，主要是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力资源发生矛盾和冲突。三青团自成立后，也很快介入地方权势资源的争夺中
一个原本以改造国民党为职志的三青团，自身又很快成为第二个亟待改造的对象
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青团实兼具“党外之党”和“党内之派”的双重面向
但每当国民党陷入危局时，孙中山均能毅然决然将国民党彻底改造，从而开创一个新局面。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治党之术，侧重权谋，惯于从二元颉颃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无论战前力行社和CC系的较量，还是战时的党团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
但这些国家和政党的青年组织，均是直属于党的统辖，是各政党培植新生和后备力量的组织。
实际上，两者之间积不相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方才止歇。
国民党的另一大困扰来自党政关系的失衡。
而国民党只在中央一级“以党统政”
加之国民党中央要求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监督。这实际上为党政冲突奠立了法理基础
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省市采取党政联系，县采取党政融化
直至1947年4月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非单纯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而是战时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决策机构
无论是“以党统政”，还是“以军统党”，最终是蒋一人独裁。
在省一级，省党部与省政府二元并立的格局并未改变
抗战开始后，战区各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大多由省主席兼任，而省主席又大多由战区军事首领担任。这种省级党政军最高人事一体化，实际上是蒋介石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的体制之翻版。
以至酿成“新式军阀”割据之势。
由于战区各省党政军大权掌控于一人之手，党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有所消解，但战区省党部也因此更加沦为地方军政的附庸，地方党权更趋衰微
在县一级，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其基本原则是“党政融化”，又称“融党于政”
而县党部拥有的政治权力资源十分有限。除了发展党员外，县党部的另一项主要职能是指导和管理商会、农会、工会等民众团体，而这些团体在县一级大多有名无实
以地位相悬殊，根本不能审查也。
由于党政之间各成系统，互立门户，多数县区“党政融化”有名无实。
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
第十三章 战争泥淖中的党机器
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组织规模空前膨胀。在国统区，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了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其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所未有的鼎盛。然而，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疏通和清除，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显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相反却出现组织涣散与组织扩充同步增长的情形
抗战头两年，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地方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
1939年统计，战前入党的52万普通党员仅余下28万多人
1939年开始，国民党决定大量吸收新党员。这一政策的实施，除了补充流失党员的空缺外，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二是对内面临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
1945年前后，国民党普通党员增至264万多人，军队党员多达423万余人
每一乡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成立一个党小组
党员的言行须受“党团”的节制。党员“须听命于党团，遵守党团的决议，没有自由意志，不得自由行动”。[插图]除此之外，国民党又于1940年开始在党员中推行监察网组织
新县制”下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法理形态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
而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蹿升。这与战时强制公务员入党有关。其实，不加甄别地强制所有公务员入党，等于全体不入党。党员在政府机关公务员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
随着中央政权内迁，内地省区的旧权力“精英”摇身一变为党员干部。··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文化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战时党员大多来自内地省区的县城和小镇。党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更加偏重于传统，对外界新思想新事物深怀疑虑，对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极力抗拒。党变成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和社会权势的招牌和工具
抗战时期，国民党征收党员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
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走这条途径的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
三是集体入党。
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
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指标
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
有的县党部利用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发放农贷的机会，强制申请农贷者必须同时申请入党，否则不发放农贷。
另一方面，滥征滥收党员也引起普通民众对国民党产生不满、反感和厌恶情绪
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政党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意识形态认同，后者只要求政见认同
国民党似乎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但其实际运作更接近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某些做法。
“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下层虚弱”主要表现在“空”“穷”“弱”“散”等个方面。
可是事实上，离开党务工作，就无形的离开了党，因此党部以内格外觉得人才不够
党员入党取得党证，既是与党发生关系之始，也是关系之终
所以今天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之上，而是靠武力来支持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党纪的执行力度反趋弱化
一个执政党而言，当其党员到了自动要求脱党，或连开除党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内聚力
抗战中后期，当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国民党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
第十四章 “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
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外界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
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资源、政治举措乃至政治革新，均难以逃避其极具扩张性和渗透力的派系之癌的侵蚀
故虽是一枚橡皮图章，蒋介石及其党内竞争对手仍仰赖它提供党统的合法性依据。
愈往后间隔时间愈长。这也意味着其实际功能日趋弱化，由一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逐渐蜕化为一个党统象征性机构
大会代表由孙中山指定可，由蒋介石指定则不可；由孙中山独裁可，由蒋介石独裁则不可。这似乎有悖公平。国民党“一大”制定党章时，孙中山本来主张仿效俄共实行委员制，但党内不少人坚持要加入“总理”一章，请求总理独裁。这正是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所在。
这期间除了战争的因素外，主要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强化和稳固有直接的关系。1936年胡汉民的逝世和1939年汪精卫的投敌，党内反蒋势力相继淡出政治斗争的舞台
而主要表现为拥蒋派系内部的彼此冲突
党权派系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党内人才资源日趋枯竭
党权派系化亦妨碍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
力行社于1938年关闭后，又投胎于三青团并获得其主导权，组织与政治动员能力比力行社时代更为精进，政治欲望亦与势俱增。
除此之外，战时又有新的派系孕育而生。如朱家骅于战时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中统局局长。
在地方政治资源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民党各派的政治竞争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和部分未被地方实力派垄断的省区。
在这场竞争中，除CC系外，较具实力的还有三青团派、黄埔系、朱家骅系、孙科的太子派、新桂系等。
加之CC骨干分子均有觊觎中委的野心，内部成员之间亦相互纷争。
迄至大会开幕当日（5月5日）晨，CC方面代表忽向联合阵营代表发出一信，否认会前所达成的协议，并拒绝今后继续商谈。
但因是总裁手谕，CC不敢公开抵制。
CC认识到中委的选任大权最终掌控在蒋介石之手，
乙种票则从蒋介石推荐的480人中叉去20人，以余下的460人当选。
各位代表跃试已久的选举权最终被蒋介石剥夺
时人讥讽国民党中委人数如同战时通货一样膨胀不止。
蒋介石之所以空前扩增中委名额，意在缓解国民党各派之间的争夺态势。身为一党总裁，犹如一家之长，面对众多子女为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只好大开空头支票。
蒋的良苦用心，不仅未能弥缝党内各派之间早已治丝益棼的歧见和纷争，相反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党心民心大量流失。
特别是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
本党在此次会议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
这场名为“党政革新”的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44年初至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7年8月为第二阶段
倡导和发起党政革新运动者，正是一批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
长期以来，CC虽把持垄断了国民党党务，但政府部门的高位肥缺少有染指。
政学系确实多是行政实务人才，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而CC分子则以意识形态见长，被人称作“党老爷”“党棍”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革新分子主要以国民党中全会和全代会为其政治论辩场所
无意接受革新分子的改革要求
换言之，蒋对党几近绝望后，更加倚赖中统、军统等情报特务机关。
这种对蒋介石权威的公然挑战，使蒋介石对革新分子渐感不耐
派系与代际交相杂糅的冲突格局，
正是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政革新运动正式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运动。
故当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时，即遭到多数集团成员的否决
随着革新运动辐射面的扩大和参加人员的大幅增加，革新运动的派系色彩明显淡化。
这更使人怀疑他们发起革新运动的动机如同蒋介石所指责的那样，不过是为了攫取中常委位置之类的现实权谋。
革新成功，还运动甚么？
前一阶段的革新分子大多“功成身退”
其中并无共产党之叛乱；
《革新周刊》作者们的另一个共识，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失民心，并非抗战后期才开始的，乃肇始于北伐之后。
全国人民曾经如醉如狂的热爱过国民党
国民党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其执政以后即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与一切旧势力妥协。
革新分子还指出，国民党声称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是全民的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政党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必然是有所偏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
革新分子批评的另一个焦点，是国民党党机器的种种弊端。诸如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等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
另一令革新分子们痛愤的，是国民党没有真正做到以党统政，政权旁落于官僚之手。
则不过是借党以作为进身政界的桥梁，一旦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以后，便对党弃如敝屣，而党对之却无可奈何。
党停止了新陈代谢的作用，下面的优秀人才无法从群众中产生。获得权力的人不对下面群众负责，只对上级领导负责。群众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监督。
于是派系倾轧乃势所难免。
而国民党执政后，青年后进和普通党员甚少有进取机会
这些言论亦反映出这场革新运动的代际冲突色彩
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平均每6年要改组和更改名称一次。而1924年以后，国民党已有20多年没有进行过革新和改造。
这种体制内的深刻自我反省，其力度和准确性在国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曾以17年的苦斗而推翻了帝制，又以17年的苦斗而推翻了北洋军阀，再以17年的苦斗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只要重新唤起革命精神，就能获得新生。
故他们批判的目标只局限于国民党党治的现状，而不涉及国民党党治体制。
1947年8月，《革新周刊》停刊。革新运动亦宣告结束
一是革新运动的成员对运动没有取得具体成果而丧失信心；二是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
据赖琏日后回忆，蒋在庐山曾召集他们进行了一通严厉的训斥。他们不得不宣告将革新运动立刻解散。赖琏等革新分子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
革新分子们一再强调，他们发动革新运动的动机，没有丝毫私见和个人得失之心，也反复表白他们是超越派系的组合，并揭橥反宗派主义的旗帜。然而从运动一开始，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仍未能脱离派系倾轧的窠臼。
第十五章 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倘非蒋介石断然以武力清共，国共之间或许早已和平演变。
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
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
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国民党党机器的软弱无能，与其特务活动的猖狂肆虐，形成强烈的反差
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
二 军权唯大
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
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
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员、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
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