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VVVivian对《全球通史(上)》的笔记(15)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 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这些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 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宗教的扩散、帝国的更迭。 《全球通史》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 《全球通史》摈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 如果其他地理条件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名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机会。 第一版《全球通史》与1970年、1971年出版。 现代文明的优势—— 1、飞速发展的高科技；2、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 在史前时代的几百万年里中，有两大转变为此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具有思维能力的真正的人类；2、人类的先祖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 即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 生物从低等级不断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最终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约于3亿年前开始成功地适应路上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革命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而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 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里，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从而享有权利和特权。 这种乌托邦式的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人类起源和进化至今还未确定在什么的确。“非洲起源”理论。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获得的。 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压力。 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独立发生。农业除了独立起源与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和秘鲁外，还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嫩巴黎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 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们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 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这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能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 工作对于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 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导致新的信仰和新的神。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渐形成时，新的混血居民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 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 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 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历史给予我们发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缘故。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而也可以由人重新构建。 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 ——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

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分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利，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人类的迁徙逐步发展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社会关系新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新的不平等。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是城市类型。第一个中心在苏美尔。 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最早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汉谟拉比法典》试图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 埃及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其范围包括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 中国文明不间断得延续下来，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 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名字之前，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 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游牧民族在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和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牛被崇拜但却也能吃，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司居然位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巅。 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区别。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 技术进步是新的欧亚大陆整体化的基础。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 有“驿道中的皇后”之称的阿庇乌大道，连接着罗马和意大利南部，至今仍在使用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在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使陆路和海陆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找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思考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性联结是商业联结。 第一个字母文字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米特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但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由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后进一步完善。再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都是支持的，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煽起了某种骚动。这种骚动不仅使政治受到了影响，也使文化受到了影响。 “肯定存在在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且憧憬更好的生活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总是追求更好的东西，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完善他们，并减轻他们的痛苦。。。"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他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都坚持平等主义。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无为”、“寂灭”。 佛教：唯愿世间万物，凡受身心之折磨着，皆可获无尽之幸福与快乐。 基督教：我对你们说，听着，要爱你们的敌人，要善待那些怨恨你的人，要赞美那些诅咒你的人，要祝福那些痛骂你的人。如果有人打了你的一边脸颊，就给另一边让他打；如果有人取走了你的斗篷，就不必再留住你的上衣。对每个祈求你的人，给他们所要的东西；对拿走了你的东西的人，不要再找他们归还。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他。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

三大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 到公元前500年前，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 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伯利克里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古典时代结束，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 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 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神看做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他们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 普罗塔格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 苏格拉底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把人分成：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 亚里士多德的卓越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了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 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由于亚历山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了一个新文明。 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哲学和宗教的这些反理性主义的趋向，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是亚历山大的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益。后期诸王国间以及他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续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 文化、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这些源自希腊。但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爱好实践，做出了自己的主要贡献。 君士坦丁做出了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 罗马的“陷落”——虽然战争明显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器质性病是经济。 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 经济分散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分权。 西罗马帝国的“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

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制度有些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欧亚的其他一切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了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姓社会权利。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为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侩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 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低下地位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的唯一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最初，雅利安人信封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醉人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身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司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他们由于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做决断的机会了。 非雅利安人对婆罗门的强征勒索导致的反抗、富裕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对前两个种姓的不满，这两个因素推动了印度的宗教改革，佛教应运而生，而佛陀诞生于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蒙古族，非雅利安人）。新生的佛教不能容纳种姓制度和婆罗门，要求圣典能为所有信徒而不仅仅是处于上层的少数人所理解，废止了巫术、献祭和晦涩难懂的经文。 但保留了很多宗教形式和因果报应的原则。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 政治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和谐统治长达41年。 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印度的统一是文化的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笈多古典时代。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着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 笈多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由于容易伪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到藐视，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

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入侵者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 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 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进一步加强。与这种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地方过了2000年才出现。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个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 “要维持一个教育体系，一个难点就是要确保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只有确保了这一点，教师所教的知识才会得到尊重；而知识得到尊重，人们才知道如何尊重学习。 学者应当不断追求有德性的东西，并在艺术中找到娱乐。 音乐产生人性所不能没有的快乐。” 直到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仍将用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 法家学说注重实践，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黏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 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以清楚的表面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也意识到促进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 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除了三大发明之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 唯有战争能将古典文明从其生产技术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诸古老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 拉其普特人属军事贵族。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 技术停滞不前是诸文明结构的一个主要弱点。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那为什么只有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首先，西欧地区并不富饶，生产率低下，人口不够稠密。其次缺乏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和科举制度。最后边境上的游牧民族难以对付。 罗马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的消亡是世界上重要转折点，大规模的毁灭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恰恰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很紧张。一方面，农民们有优越感，认为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与城市生活和各种职业截然不同，在道德上是“善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官吏、教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士兵通常都来自城市。他们的傲慢和专横十分清楚地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虽然显贵们实际上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富裕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精神品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缘故。几千年中，农民们不可避免地把显贵们对他们的这种看法深藏在心底，变得卑躬屈膝和顺从起来。 正如公元前2千纪的蛮族（青铜、铁器）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6世纪的蛮族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罗马、印度、中国均遭遇蛮族入侵，但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泯灭，其他欧亚文明要么是免遭侵略（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要么击退了入侵者（拜占庭和波斯），要么是遭受侵略但幸存下来（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西方的古典文明被砸的粉碎，无法复原。 然而，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罗马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这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的开端重要性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造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和革新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被远远甩在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东的古代文明经历公元前2千纪的侵略后幸存下来。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这样。 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 今天，我们已拥有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有摆脱数千年的灾祸的潜力。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没发挥出来，但事实依然是，它的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人类的不同文明使种种进步成为可能。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呢？——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只是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存在，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成，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 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加速了技术的传播。 基督教和佛教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但最重要的宗教变革是伊斯兰教的出现。

600年至1000年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的综合体。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五功—— 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默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5次，分别再晨、晌、哺、昏、宵5个时间内巨星：脱掉鞋子，带上头巾，在一张地毯上面朝麦加方向祈祷。 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 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斋月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 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 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这一年为纪元元年。 发动对外侵略袭击，并不是作为传播信仰的宗教战争开始的。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750年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巴斯王朝的建立，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哈里发统治演变成东方君主政体。 巴格达作为阿巴斯王朝的首都。 阿拔斯王朝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不过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翻译和传播古代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