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咬打火機对《象征主义·意象派》的笔记(3)

加缪说过：“最难理解的莫过于一部象征的作品。一个象征总是超越它的使用者，并使他实际说出的东西要比他有意表达的东西更多。”这一简要的论断，道出了象征主义文学的长短。由于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多义性，使它给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联想自由和审美乐趣；由于它难以理解，又使它失去了许多缺乏耐性（马拉美认为是“缺乏教养”）的读者。

因为激情是一种自然之物，甚至过于自然，不能不给纯粹美的领域带来一种刺人的、不和谐的色调；它也太亲切，太猛烈，不能不败坏居住在诗的超自然领域中的纯粹欲望、优雅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

* 这里指的是当时异军突起的象征派文学运动，但是马拉美在谈话中并没有使用“象征派”这个词，而且还否认自己是这一文学运动的领袖。 斯蒂芬·马拉美先生（和加居勒·蒙德斯一样，是当前文艺界最受爱戴的作家之一……）向我说道：“我们目前面临着的，是整个诗歌史上一种真正不平凡的，独一无二的景象：每一个诗人，呆在自己的角落里，用自己的笛子吹奏着自己喜爱的调子；有史以来，诗人们第一次不按照正统的音律来唱歌了。截至目前为止，诗人们为了进行伴奏，总是离不开亚历山大诗体这种乐器中的大风琴。然而这种所谓法定的音律，演奏得太多，确乎使人感到厌倦。伟大的雨果，临终以前，一定确信他已经给19世纪的诗歌作了最后处理；可是魏尔伦在1881年却已写出《智慧集》。人们当然可以对这位曾经创造出许多奇迹的大师的这种幻想予以谅解，不过他的估计也恰好表明他缺乏永恒的本能，对诗歌发展的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认识不足。特别是缺乏这样一种无可置疑的观念，即：在一个不稳定的，不统一的社会中，不可能创造出固定的，统一的艺术。社会组织的不健全，使人们感到焦虑不安，产生了对个性发展的严酷要求，而当前的文学运动，正是它的直接反映。 产生这种革新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人们理解到旧的诗歌形式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和不可变动的，它只不过是写作好诗的一种方法而已。人们告诉孩子们说：“不要偷盗，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这当然是对的，但并不全面。离开了传统法则，是不是还可以写诗呢？人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也相信这个答复有道理。凡是有节奏的语言，那里面就会有诗，只有广告和日报的第四版才是例外。散文里面也有诗，有时还有表达各种节奏的绝妙的诗。严格地讲，并没有所谓散文：只有字母表以及不同程度的简练的诗，和不同程度的冗长的诗。只要你追求风格，你就是在琢磨诗句。 刚才我已经对你讲过，人们之所以采用目前这种诗体、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正统诗体感到厌倦；就是在那些支持正统诗体的人们当中这种厌倦也是存在的。打开任何一本诗集，人们在那里企图用变化多端的人类感情来引起我们的兴趣，而我们在那里发现的，却老是一套整齐划一，四平八稳的节奏，这难道不是十分反常的事情吗？没有灵感，没有奇想，多么沉闷的诗呵！正统诗体只有在精神发生危机时才有用处；当今的诗人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来到这种诗体的周围徘徊，他们带着奇异的畏怯，甚至是恐惧的心情去接近它；他们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他们的原则或者是他们的出发点。但偶一为之，这种诗体却也曾给诗歌增添过不少的光彩。 同样的变化，在音乐领域里，也是存在的：以线条十分清晰见称的乐调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破碎的乐调，它丰富了音乐的内容，同时又使人不会感到音调的抑扬顿挫太着痕迹。 ——分歧点，我问道，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一一是的。帕尔纳斯派诗人喜爱严谨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就体现了美，但他们没有看到这里只是对其自身的一种补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好处同时也在于给过度疲劳的正统诗体创造了暂时缺乏的条件。因为必须知道：后进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要取消正统诗体；他们只求在诗歌中放进较多的空气，在气势宏伟的诗句之间，创造一种流动的、变化的东西，而这正是前一时期诗歌所缺少的。在乐队中，突然听到一段嘹亮的铜管乐的演奏，当然很美，但是如果只有铜管乐，就会使人感到厌倦。年轻的人尽量延长庄严乐调间的距离，为的使这种乐调只是在它们能产生整体效果时才出现。亚历山大诗体也是如此；这种诗体不是什么人一手发明的，它是语言这个工具天然的产物，从今以后，它不会再象今天这样执拗、呆板，而是显得更自由，更新颖，更轻灵。它的价值，在于它仅仅适用于表现严肃的感情。未来的诗集应该是这样一本书，亚历山大诗体是其中的基调，而由它带动着无穷无尽的从个人听觉中汲取的主题。 这种无意识的分歧，与其说导致双方的互相破坏，不如说导致双方密切结合。因为，从一方面说，帕尔纳斯派实际上是诗歌形式的绝对拥护者，他们甚至为了形式不惜牺牲自己的个性，而年轻的诗人们则是直接向音乐去吸取他们的灵感，好象是前人从未有过的创举；但他们也只是为了减少帕尔纳斯派诗歌形式的生硬性罢了，依我看，这两种努力原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上面的意见并不妨碍我确信，如果掌握了庞菲尔（原注：庞菲尔（1823—1891），帕尔纳斯派诗人，戈蒂耶的好友，精于音律，所著《法国诗歌格律简论》被视为帕尔纳斯派的《诗艺》之一。）大师那种奇妙的精深的写作技巧，亚历山大诗体是可以表现出无穷的变化和表达各种不同的感情的。例如庞菲尔的《铁匠》就大量地使用了亚历山大诗体，至于其他作家则不免过于追求简练，不够自然。 不过，我们这个十分完美的工具，也许被人们使用得太久，让它休息一下，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是你关于形式问题的意见，我对马拉美先生说。那么，关于内容问题呢？ ——关于内容问题，他回答我说，我觉得青年作家较之帕尔纳斯派更为接近诗歌的理想，帕尔纳斯派直接表现事物，他们处理题材，还是离不开旧派哲学家和旧派修辞家那一套。我的想法恰好相反，在诗歌中只能有隐语的存在。对事物进行观察时，意象从事物所引起的梦幻中振翼而起，那就是诗；帕尔纳斯派抓住一件东西就将它和盘托出，他们缺少神秘感，他们剥夺了人类智慧自信正在从事创造的精微的快乐。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种趣味原是要一点一点儿去领会它的。暗示，才是我们的理想。一点一滴地去复活一件东西，从而展示出一种精神状态，或者选择一件东西，通过一连串疑难的解答去揭示其中的精神状态：必须充分发挥构成象征的这种神秘作用。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我向马拉美先生说，我刚才向你提出的那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晦涩呵！ ——这实际上，他回答我说，都是同样的危险，不管晦涩的产生是由于读者的修养不足，抑或是由于诗人的修养不足……不过回避这个问题，便是欺骗。若是一个具有中等天资的读者，文学修养又不够，偶尔打开一本所谓晦涩的书，产生了误解，那就得把问题提出来重新考虑一下。在诗歌中应该永远存在着难解之谜，文学的目的在于召唤事物，而不能有其它目的。 ——是你，我问道，开创了这个新的运动么？ ——我讨厌流派，他回答说，以及一切类似流派的东西。我反对一切应用在文学上的传授教导，文学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事业。对我来说，在这个不与人以生存条件的社会里，诗人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幽居独处、为自己雕刻墓碑的人的处境。我之所以被视为流派的领袖，这首先由于我对青年人的意见总是感到兴趣；其次也许由于我诚恳地承认青年人的作品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不过是一个隐遁之士，因为我确信诗歌是为了社会举行富丽堂皇的典礼而创造的，在它那里本应有其光荣的地位，而这种光荣的概念，如今似乎已被遗忘。在目前诗人处于失业状态的时代，诗人只能采取这种态度，将一切可能奉献给他的那些卑劣的手段弃置一旁。同他的艺术观和他的秘密工作相比，所有人们向他提出的建议都是不足道的。 …… ——归根结底，你瞧，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说道：“世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写出一本完美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