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ewell Waltz对《爱的终结》的笔记(19)

一旦我们走出纯粹肉体接触的狹窄地带，“同意”的范畴就会掩盖这样的事实：关系中最关键的层面是无法被契约化的。上面的例子显示出，对情感来说，同意是一个很薄弱的范畴，因为行动者无法真正将他们的情感契约化。

同意的伦理强调人的意志，甚至要求我们特别注重它，却忽视了在某些情況下，意志可能（或可能变得）不稳定、混乱、备受压力，且内在地充满了矛盾。

正因为人们难以在情感层面契约化一段关系，许多人就开展了各种新形式的关系，它们都表达着真正契约化情感的困难，或人们对此的拒绝，就像卡罗琳所描述的那段关系一样。在美国，人们把这些新形式的关系用非常时髦的概念“情境关系”(situationship）来概括。

某个在线问答专栏刊载了一篇讨论“你处在情境关系中的九大信号” 的文章，其中就包含了对这种关系的定义：

当你在某些场合需要介绍那个人，或者仅仅需要提起那个人时，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也许甚至都不能确定，是不是能管那个人叫朋友。所以你常常发现，自己要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寻找词汇描述那个人的身份，或者一边尴尬地盯住别处，一边在脑子里冥思苦想着用什么词来界定你们的关系。“其实我们也不算真的…不算真正的朋友啦，但也不只是炮友……我们当然很在意对方，尊重对方……只不过我们希望关系能慢慢來啦，你懂的。”

最终，你们中的一方会对这种暖昧不清的状态感到厌倦，向对方问道：“所以我们的关系到哪一步了？”你们会很装彼此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合拍的，不管到底合在哪一拍上。

所谓情境关系，就是关系的双方或隐晦或明白地一致认可他们之间是一种“非关系”（non-relationships)。

情境关系基本上不考虑未来，不向外人展示，不给对方承诺，只是为了一时的欢愉而存在，通常（但并不总是）会满足一方或双方的性目的。虽然卡罗琳不知道，但她的伴侣很清楚，她参与其中的关系就是情境关系。

情境关系是不经心性爱的延伸，相比不经心性爱，它的延续时间更长。之所以说它们是“非关系”，是因为双方中至少有一方要么缺乏情感目标，要么拒绝想象未来，或二者兼有。

这种关系会一直维持到 “再说吧”的那一刻，既“没有到任何一步”，也几乎或完全没有叙事性。情境关系的契约属性恰恰在于，双方都同意这不是一段真正的关系。

用我的术语来说，情境关系就是一种“非关系”，一种消极纽带，至少一方已经在其中刻写下了它的终结。换句话说，情境关系是这样一种情感契约的典型：

它基于矛盾或混乱的意志，甚至是基于决意要关系不存在的意志。

它意味着双方都同意建立一段“非关系”，或至少是处在消极关系和积极关系之间模糊不定的关系。

前文已经讨论过，女权主义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有关自主和平等的理想，所以它鼓励女性要像让-皮埃尔在此形容的那样，对各种权力的征兆保持 “警惕”。

它让女性仔细审视男性的一切行为，在其中寻我权力的标志，或任何贬低她们价值的迹象。这样的标志或迹象可以在下面这些情况中找到：

互惠的缺乏（没有为女性做饭，打电话过来的次数比她打过去的次数少)，性的强迫 （强迫女性与自己发生关系)；情感的距离（情感表达不足，回电话的速度不够及时）；为双方关系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意愿低等。

女权主义力求实现不同性别角色的平等，检视隐藏在男性行为中的支配迹象，因而它也提升了女性的自尊，抬高了女性维护自我价值感的门槛。我们在前文中也己经看到，在市场的情境中，价值在根本上就是不确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捍卫。

然而，正如让-皮埃尔的话表明的那样，他的女儿们不会考虑任何对自己过于殷勤的男性，因为她们会把这种追求解读为某种形式的“黏人”或“缺爱”，而在一个被自主的理想所支配的文化中，这种特质就是对他人的终极贬低。

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情感上不依赖他人的自主，与在情感上出现距离或隔阂，二者之间的界线相当模糊微妙，从而使人们对他人（乃至自己)的情感与意图感到因惑。

让-皮埃尔的例子显示，在关系的形成中起作用的关键心理-社会过程有两种：其一是评估某人的心理、性和社会价值 （观察他是不是表现得 “黏人”，他的举止 “显得在意还是不在意；：其二是保护自我的完整性和价值不受份害或减损。这两个过程都必须应付自主 （既包括自己的自主，也包括他人的自主）和依恋两种冲突的要求。结果是，性行动者会自我监控自己的情感：例如，我的受访者谈到了各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包括“锁死心门”“捍卫自己”“保护自己”“确保自己感说到踏实”远离痛苦”等。

这些机制都指向行动者控制情感流动，从而避免情感创伤，以维持自我价值和自主的能力。于是，行动者发展出了风险评估的心理策咯，试图评估和计算自己在进人一段关系时展示真情实感或 〝敞开心扉” 所冒的风险。

对他人在意与否的警觉与人们对自我价值的持续关注相伴相生，因为能在一段关系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已经变成判断一段关系是不是良好的可靠标志了。例如，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刊物《今日心理学X( Rycbology Today）列出了糟糕关系或有害关系的一些迹象，排在前几位的包括：“你的伴侣不能使你悦纳自己的身体：

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你头发稀疏或腋下皮肤松弛”或者“你感觉现在的自己比开始这段关系之前的自己更糟糕了一你更不自信了，能从自己身上看到的优点也更少了”。

关系的结构变得不确定，女性不得不对男性的权力展示高度警惕的同时，自我开始转向内在，转而依靠自身感受和白我价值感。

在此过程中，自我发展出了各种全新形式的超注意力 （hyperattentiveness )，来密切留心任何显露出不够在意或情感距离的迹象；同时，它也发展出了各种从危及自我的关系中抽身而退的文化技能与心理技能。

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境中，男女双方为了避免发生一段不对等的关系，都在学着去监控自己情感表达的流动。

在互动中，面对他人行为产生的不确定性，负责解读他人情感迹象的情感符号学也许会变成对抗性的：

对方的意图也许会使我更容易遭受损失或伤害。虽然他人的情感也许无法确定，但行动者会转而依存内在的自我感受来获得确定感。

自我学着通过自己的主体性来解读他人的行为，让“它使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这个问题变成了情感的连续发展和操演达成的关键所在。

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关注，反过来又会增加基于冲突的对抗关系的风险。这种复杂微妙的自我防卫机制依赖于对方使我产生的感受，而非我是如何被对方吸引的。

为了进人并建立关系，行动者需要苦苦跋涉，努力评估可能遭遇的风险，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受到认知心理学家所说的“无意识的目标冲突”的牵引。

所谓“无意识的目标冲突”，就是行动者面临着多个无法相容的目标，而每种目标要求的策略也彼此冲突；由个人的认知能力天然有限，行动者是无法充分意识到这些目标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标冲突使得作出决定或选择的过科巫得 “困难重重，令人不安”，并引发“各种行为意义之间的分歧和情感倾向之间的矛盾”。

换句话说，相互冲突的目标是当代关系中所固有的，人们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想要依恋他人。认知心理学家塔里•克菜曼(Tali Klciman）和兰•哈辛（Ran Hassin ）对此评论道：

当两个（或更多）日标发生冲突时，通常会形成“决策胶着”的局面，也就是说，决策中的不同选项似乎具有非常近似的效用。如果用比喻来形容，可以说“决策的天平”大体上是平衡的。而恰恰是在这种选项之间只有微妙差距的情況下，环境中的微小（甚至很可能是不相干的）因素就有可能使天平倾斜。

当面对着多个选项和相互冲突的目标时，行动者更有可能通过无关的、任意的或微小的细节来作出决定，比如决定建立关系或退出关系。我认为，在目标出现分歧的情识下，行动者更有可能选择退出关系，因为退出似乎是解决自我价值、 自主和依恋之间的冲突最简单的办法。

…..结论：退出和分手是人们解决无意识的目标冲突、维护自主性和自我价值的办法。

退出是关系的契约自由（contractnal froedom）所享有的一项特权。就好像前东德持不同政见的歌手天尔夫 •比尔曼 （ WolfBiermann）在1965年写的那样：

“我只会热爱我能够自由选择离开的东西。”

这种自由的定义当然不同于黑格尔这个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积极拥护者所给出的定义。事实上，黑格尔的确极为严厉地看待个体可以不受阻碍地离开婚姻的特权。

由此可见，自由、契约、婚姻和爱的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进入他们的自由，变成了离开它们的自由，而且还是一项基本的自由。

退出关系，甚至是一次又一次地退出关系，已经是在性契约里写好的内容了。但如果退出已经内嵌于契约中，那么我们在关系发生前和关系的存续过程中对它的感知必然会发生改变，甚至形成关系的可能性都会遭到破坏。

关系发展到某一步上选择分道扬镳，这已经是当代关系的一种常规表现了，常规到许多乃至大多数关系当中，都内在地包含了对关系终结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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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想法：

在芭芭拉•金索天(Barbara Kingsolver）的小说《逃跑行为(Fisbe Bebaeior）里，有一幕场景是女主角和她丈夫在一元店里购物。店里卖的东西都是遇远的异国批量生产的廉价货。顾客们从货架上拿起一件件商品，然后又毫无兴趣或大感失望地把它们放回去。他们是想要找到某件东西的，欲望已经是他们理性的一部分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已想要什么，而眼前看到的东西又并不真的需要。不过他们还是会继续在店里逛着，因为这里很便宜。

这一幕让我想到了当下这个约会——放弃的无限循环。

寻找伴侣已经变成一种完全的个人行为了，只考虑对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选择或需求，是不是能增强自己的个人认同，就好像买新衣服一样。

我怀疑在线约会就是这种“快浪漫”(就像快餐、快时尚的那种“快”）现象的罪魁祸首。它是对人的终极异化：

如果“商品”丰富又触手可及，你就不会为某一件东西倾注大多情感。这种对物的态度已经影响了其他的关系。比如，要是你在现实中遇见了什么人，也能先“试一下”，然后把他“放回架子上”，都不需要任何解释。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加倍受伤，加倍困惑。

从前，关系结束需要明确地宣告，这是大家都共同遵守的礼节，你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你对我的兴趣、对我的感情消失了，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不再合适。但快恋爱的出现让放弃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可以轻轻松松、无牵无挂地退出，哪怕你们之间的浪漫关系曾经那样热切，那样亲密。许多人的约会跟逛街没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全球市场上当吹毛求疵的消费者。

阿尔伯特•O赫希曼 ( Albert O. Ftirschman）在《退出、呼呼与忠诚(Eir， Voice and Loyally）中，探讨了消费者要对某个公司的产品表达不满时，可以采用的两种选项：其一是退出，也就是不买它；其二是呼吁，即用语言或其他方式把不满表达出来。然而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退出作为表达不满的方式了，其实在经济交换中同样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人们倾向于选择退出而不是呼吁，是因为它不会招致规则性的惩罚，因为人们能感知到还有许多替代的选择 （不逛这家店，不选这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店、其他的伴侣可供挑选），还为人们把呼吁看成是对个人自主性和自我价值的威胁。在纽带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呼吁，就是在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脆弱和对他的依赖，而退出有时是出于自觉的決定，有时是出于半自觉的过程，比如当某人在捍卫自己的自主性或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陷入目标冲突时。

我们一直把分手视为晚期现代主体可以自由进出关系的一项基本特权，但反反复复的分手和期望的落空会对自我和建立关系的可能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分手问题上，有两大层面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分手不要求在道德上担负责任，因而相对来说缺乏规范。第二，分手会造成某种形式上的伤害，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情感伤害”。

对于提出分手的人来说，分手几乎不需要什么代价，而对被分手的人来说则有可能产生伤害。

一直以來，性自由的理想聚焦在性压迫和性支配的问题上，所以未能考虑由退出的自由所主导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影响。反复或频繁的分手经历会在多大的程度上损害一个人的自我安全感，损害人们建立长久而有意义的关系的可能性，这些问题我们都未能作出深入的的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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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桑内特的恩路，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有两大效应与本书相关：一是制使忠诚的降低，二是信任的降低。

忠破的降低让人们变成了永恒的自我经营者，只能依赖自己的心理资源来面对应对不确定、不顺利 的处境。

他提出：“企业扁平化”(delayering of corporations）的过程， 也就是去除某些生产方面的层级并將之外包，在性—浪漫领域也能找到十分相似的类比。在性一浪漫领域中，自我经营的精神（自己摸索如何在关系中表现得出色，如何钓男人，如何“成交”,在进入一段关系的过程中起核心的作用。）

比如，多边爱就是这样一种经营策略，就是把一个人不同的“自我”和 “需求”外包给了不同的伴侣。当红的性治疗师埃丝特 ：佩瑞尔 （Esther Perel), 就很支持多边爱，他认为所谓的 “不忠”其实是个体在宣示一个未能表达出来的自我，而这种自我被外包给了自己固定伴侣之外的其他人。因为行动者主要依靠经营的意志来寻找伴侣，也就是说，他们在择偶时会评估成本和风险，作出相对安全的投资来为自己保值。还会同时经营好几段关系来拓展自己的资产，所以信任就变成了难以寻觅的东西。

这和珍妮弗• 席尔瓦（Jennifer Silva）对工人阶级青少年进入成年期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工作前景，年轻人步入成年的那些传统的标志，例如婚姻，都变得越来趣无序了：

过去十多年来的研究表明，步入成年的传统标志，如离开原生家庭、完成基本学业、达成经济独立、走入婚姻殿堂、生育抚养孩子等，在20 世纪后半叶中，都变得越来越延迟、无序、可逆，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弃。

在席尔瓦的定义中，这些刚成年的工人阶级青年的生活处于无秩序、不确定、不安全的状态。虽然并没有指出她的研究发现可以推广到其他社会阶层，但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混乱失序就是大多数社会阶层所共有的，差别仅在于程度和形式，

科耶大在评论黑格尔时，强调：

为了有自我意识，继而有哲学，在人身上不仅要有积极的、被动的、仅揭示存在的沉思，还必须否定“欲望”，从而否定改变给定存在的“行动”。我必须成为“欲望”的我，也就是一种主动的我，一种去否定的我，一种通过摧毁给定的存在而改变“存在”，同时创造一个新的存在的我。然而，“欲望”之我一例如饥饿者之我——是什么？

如果它不是一种渴望获得内容的空虛，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种空虛：它想被充实的东西填满，想通过清空这种充实来填满自己，想让自己在被填满之后就取代这种充实，用自己的充实来占据虛空，而这种虛空是因为它克服了不是它自己的充实而形成的一那么，这种“欲望”之我还会是什么？”

……它所标志的主体性，是一种永远在追寻他人承认、追寻他人欲望，而又永远无法安定地满足于僭占他人的承认或欲望的主体性。人们会发现，自己要么在欲求一个永远无法夺得、无法占有的对象，要么就必须面对僭占这种对象而引致的虚空。这种否定性是通过将自我投射到它想要吸收或与之抗争的另一个人的欲望上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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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说的 “消极 / 否定性纽带”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一种非黑格尔的意义）：“消极”在这里意味着，主体因其自身欲望的结构不想建立关系，或不能建立关系。在“消极纽带”中，自我完全逃避了欲望和承认的机制。

主体并不想去发现、知晓、僭占、征服他者的主体性，他者只是自我用来表达、确认个人自主性的方法一而不是承认的对象。我们其实可以在此借用让-保罗• 萨特 “虚无”的概念（虽然他用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另外的问题）来进行分析。

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一本梳理了存在主义运动全面历史的流行读物，的作者，这样总结“虚无”这个概念：

“他（萨特）说，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与朋友皮埃尔四点在某个咖啡馆见面。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并焦急地环顾四周。皮埃尔还在吗？我感知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顾客、桌子、镜子、灯、咖啡馆烟雾缭绕的气氛、碗碟碰撞的声 音和人们交头接耳说话的声音。”

作者写这一段的目的，是在指述某种关于意识本身的东西，要说明意识本身是未定的，它就像那个缺席的皮埃尔一样来理解自身。一段消极关系就像是在一个人、物、空问的配置组合中，寻找某人而又没有找到那个人一样。

消极关系就是在感受着这种缺席，这种个人意图和欲望的未定状态。所以，一段消极关系不是因为要遵守更高的禁令而自愿地克制性或爱（比如修道)；也不是内在于欲望这个行为之中的虚空（科耶夫和拉康式的），而是在许多他者存在的嗡嗡声中对一个缺席他者的感知，以及对自我意图的未定状态的感知。

……所以，“消极纽带”之所以消极，是在这两种意义上的：或是由于情境未定，这些关系指向了一个我无法抓住的缺席对象；

或是它们显示出关系中的某此东西并没有按关系存在时的应然方式去运作。消极关系的目标是模糊不清的、未加定义或有争议的；对于结合和分离，它们没有脚本化的规则。

“爱的常态性混乱” 是积极社会性的来源，也就是说，它会带来即兴发挥和丰富的关系性，那么在这里，混乱就是消极社会性的来源，会通过不确定性来重新形成关系和管理关系。

这也开启了对文化这 个概念的重新思考。在传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文化通过角色、规范、仪式和社会脚本来塑造社会红带，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强制要求，让人们去选择自我的归属和认同，去执行乃至即兴做出某些行为。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消极关系中，行动者需要面对他们自身行动的飘忽不定，艰难地摸索这些行动的意义何在。

如果说当今的文化越来越多地以建议或心理自助的形式呈现，这正是因为在爱情、育儿和性这样的领域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纲领能以一种有约束力的方式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并强制男男女女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规则和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心理自助的文化和咨询师给出的建议中包含并传达了关系性的脚本，但这些脚本并非出自一套成体系的神圣符号，而是在一种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社交当中实现的。

心理上的自我管理其实不过是对普遍弥散在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的管理，而人们在这些关系中，用以市场的语法和语义规则组织起来的性自由和性愉悦，来换取心理上的确定感。

在开放的市场上，经由创造接触机会的技术所组织起来的开放的性，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何评估人。

技术能提供大量的潜在件侣，而这让评估带上了某种正式的特性，很像一场必领高效区分出合适或不合适候选人的“面试”。

因为那些潜在的伴侣都是脱离背景的，也就是说，脱离了他们所处的社会框架，这使得原本的完全能动者变成只能筛选、评估的能动者，必须尝试在一个抽象的环境中去理解一个人的价值，而这种抽象环境本身也具有抽象的商品形式（就像那些企业是抽象空间一样，咖啡馆、酒吧或餐厅这样的约会场所是标准化的抽象消费空间）。

而且，面试的问题往往采用标准化测试的形式。

与潜在伴侣的邂逅就是一场面试，相当于一次结果只有通过或不通过的考试。

虽然那些“面试官〞 并不总是清哳地了解自己的偏好是什么，但他们总是清晰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因此，他们将这此会面视为自己能给出 “不通过”判断的机会，通过做出类似在Tinder 上左滑手指的非选择，他们表达出自己个人的品位与评价。

贬低价值的方法1:身体的切分

自我的视觉化，及其开启的这种新的视觉体制、都是物化的过程。因为它们有可能让人的自我拆解成碎片，再将这些“碎片”投进市场里。

这个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相互竞争的商品化性器官，人们通过快速评估挑拣着自己中意的货品。

性化将人的身体切分成性器官，也将身体与其他社会身份的来源割裂开来，从而反映甚至放大了身体与自我的二元性，也放大了它们之间的分离。

例如：在发送色情短信这种越来越普遍的做法中，性化的过程处在核心位置。

凯西 •马丁内斯-普拉特（Kathy Martinez-Prather）和唐娜•范迪弗(Donna Vandiver）研究了美国南部一所中等规模大学的大一新生，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高中时用手机给其他人发送过色情短信”。

李•默里 (Lee Murray)等人研究了悉尼不同教育机构中的年轻人（18-20岁），发现47% 的受访年轻人发送过色情短信。”这种做法混合了性、视觉和技术，并将身体切分成器官。

切分身体使得价值贬低能够实现，因为从定义上来说，相比整个身体、整个人而言，器官确实没那么特殊。正因为如此，法律学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可以拥护一个器官(肾）买卖的市场，而不是一个交易人体的市场。

器官确实比人更接近商品，因为它们能与身体背后的整个情感自我或心理自我的感知分离，也因为它们数量更多，更容易被替代。器官与身体不同，原因如女权主义学者卡罗尔 •佩特曼所言：

“身体与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整合的关系。身体和自我虽然不同，但自我无法脱离身体而存在。”。

区分了前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汉斯•约那斯 (HansJonas）认为，现代技术的特征之一在于，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所以“新的技术可能仅仅因为提供了可能性，就启发、创造甚至迫使之前末被想到过的新的目的出现。

因此，技术增加了人类欲求的对象，包括技术本身发展所需的一些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补充：

技术的确增加了性的目的，扩大了性器官的商品化、切分过程和流通。

🔴以上的讨论表明，性化和承认分别位于道德光谱的两个极端。承认他人，意味着可以真正地认识一个完整的人，认识她或他的目标和价值，并和她或他建立一种相互的关系。而评估他人，则是用已经预设的基准来评断她或他的价值。

🔴评估和承认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而前者日益压倒后者的现实，解释了我所称的“非选择”的社会学现象为什么如此普遍，因为评估往往会以否决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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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 •霍耐特在他主讲的坦纳讲座 ( Tanner Lectures ) 中论述道——

🔴物化是承认（recognition）和认知(cognition）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同时他富于洞见地指出，物化就意味着对承认的遗忘。

他问，认知是如何导致我们遗忘了先前的承认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和我们感知的方式，是如何使我们无法真正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性呢？性市场就为这种遗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

霍耐特引出了注意力 (attentiveness )———特别是低注意力一—在其中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承认的行为会被遗忘。

我要进一步指出，当注意力受到视觉约束时，就会造成注意力低下；而当视觉对象以商品形式——大量存在、彼此竞争、公开展示、易被替换一一存在时，尤其会让注意力变低。

🔴在此，我要引用霍耐特的话来讨论知觉的物化——

“几乎像是在自闭症患者的知觉世界中一样，我们的社会环境显得像是一个由仅供观看的对象所构成的整体，这些对象既没有心理起伏，也没有情绪。”

在作为形象的身体组成的庞大市场中，视觉评估会因注意力低下而导致价值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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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价值的方法2:品位的精进

…以品位的共同培养为基础的关系必然是牢固的，因为它在决定阶级惯习的某此强大因素中找到了锚点。然而，如此思考品位并不足以解释这个事实：消费文化既关乎选择，也关乎非选择舍弃曾经选择的东西。

因此，我提出品位的精进这个概念，其中就包含了这种非选择的形式。

🔴品位的精进和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不会改变的，而精进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品位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自己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品位的精进就会破坏惯习的稳定性。虽然惯习预设了一个被固定的社会决定因素所塑造的主体性，但精进会让偏好的形成变得不稳定，从而使人们对自己之前做出的选择感到不满。

同样的动力机制在关系的形成中也发挥着作用。人们会对之前的关系不满，要么是因为性行动者将他们的伴信视为需要精进的消费对象，要么是他们自身消费品位的精进让他们抛弃了口味守旧的人。

/（这里是个例子，略过）

….从前，他处在一个不断精进自己的品位、不断改变自己的阶段，因而会认为，不适合这种新生活方式的人就会是一个不合适的情感选择。

🔴他的选择非常恰切地说明了亚当 •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 ）和利奥•贝尔萨尼(LcoBersani），极具争议的论断：

“了解一个人想要什么，就是煽动一场暴力。”

因为关系的认识论是围绕着自觉培养的品位、爱好和消费实践而组织起来的，所以人们会将关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消费行为的偏好来评估。由生活方式、爱好、品味所引发的那些评估方案，往往会导致对人的价值的贬低和非选择，让人们更容易被舍弃，因为他们无法被纳人品位的矩阵之中（“这不是我的菜”)。

人们只要持续地精进自己的品位，就必然会不断别除他人。

因为品位既关于消费品，也包括对伴侣的选择。

对资本家来说，问题不再是生产商品，而变成了在商品中找到一个独特点(“创新”或者“品牌打造”都是让商品独特化的形式)。

同样，由于性也变得随处可及，现在的问题就是找到（或者发明）一个独特点，而他人对这个独特点的接收，就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坠人爱河”或“爱上”。

关系的性化创造出了极为丰富的性选择和不断变动的参照点，因而削弱了自我认定对方价值、锁定单一主体并将其独特化的能力，也让自我难以在保持认知与情感专注——在选项稀缺的情境中感知对方——的路径上与他人交往。

性与浪漫关系的境况与当代资本主义状态还有更深的相似。商品真正价格的不确定性是经济市场所固有的。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讨论价格不确定性的问题时提出，只有完全自由的市场才能让供需关系来主宰商品的真正价格。

可是，正如性市场的例子所显示的，市场的形式会加剧对于一个人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稳定程度如何的不确定性。

性选择一旦过于丰富，就会激活在各种选择之间进行评估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会阻断我们对他人的承认，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再把他人看成整全的自我，也就不能感知他人的独特。在人际互动中，参与其中的自我如果无法承认他人，就会引发本体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关乎自我的价值，更会最终动摇自我的本质。

作为一个主体，这位女性处在一个让人困惑的地位：她拒绝了自己的情感目标，而接受被当作“一块肉”来对待；她感觉自己被容体化了，但反过来她也客体化了她的男朋友，使用他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而这壮大了她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出于自己的性需求而相互将对方工具化的过程中，既造成价值贬低也带来力量壮大的，是同一种情感和道德载体。

他们的关系就好像，当一个人被贬低，被当成工具时，另一个人就能获得力量感。因此，性客体化是性文化中的一种不那么隐蔽的逻辑，但它为男男女女赋子了一种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源于性客体化能將他人工具化，让男男女女好像在玩一场零和游戏。

🔴如果男男女女客体化他人的能力被庞大的性产业所商业化，还获取了女权主义的诸多流派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那是因为，这种客体化他人的能力被重新编码成了一种体现为愉悦、壮大、情感抽离的主体化。

因此，通过这种情感抽离的态度去物化他人，像消费者一样去选择或不选择，人的主体性似乎大大增强了。通过这些选择和不选择，工具理性已经完全控制了性领域。

这种以性化为基础的自我客体化使自我与身体相分离，创造出一种既关乎人的价值，也关乎人的欲望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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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技术为基础的消费主义的性，现在成了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行动领域，为人们创造出了分裂的自我，对于那些大量消费色情制品与性服务的男性来说尤其如此。

性自我、科技自我和消费自我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矩阵，与情感自我分离开来。处在这些过程中心的自我既能物化他人，又会被他人物化。

🔴女性性经验的混乱、分裂程度丝毫不弱于男性。因为性已经成为展示“女子力”的场域，女性拥有了由性赋子自主感的经验，并乐于感觉自己对男性的性力量；

可是，性接触中依然处处充满了让女性自我价值受损的风险。

🔴将物化与承认分开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女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性吸引力和性能力。因此，超主体性是与客体化（对自我，对他人）的过程相伴相生的，这二者都会为主体的地位带来我所说的那种根本上的本体不确定性：谁或什么才是性主体？她或他欲求的是主体还是客体？答案很难给出。

本体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有许多：

🔴欲望在性、情感、消费生活方式等诸多场所中的分裂；人们以视觉表演的方式来塑造和对待人格性；用作为标杆的美貌标准来评估外形；与他人相遇在由竞争驱动的视觉化性市场中；将身体切分（这将性互动与整全的身体和自我分隔开来）

这些都是女性建立稳定的自我价值感时所要面对的困难。

对于人的价值和欲望本质的本体不确定性，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与其他（被性化的）人类的关系之间，创造了一个深刻的类比，即海德格尔在 《技术的追问 X( The Quesion ComceringFastimoloe）一文中说的“特存物"(the standing resorve.Restand)。

“特存物”这个概念指向一种认知世界的根本态度：

🔴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把他人和自然置于随时随地听候召唤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以女权主义视角稍稍变动一下海德格尔的文个持存物的概念：避孕药、性在消费文化中的制度化，还有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都让人类，特别是女性，处在一种随时随她都要满足他人（尤其是男性）性需求的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随时随地应召的属性，既从根本上威胁着客体，也威胁着主体的地位。

客体不能再成为一个客体，一个抵抗我们目标的客体。而一个无客体的世界一一客体不再抵抗我们欲望的世界——

也就从根本上威胁着我们主体性的结构。我们可以自问，各种关系的普遍性化是否会让人类，特别是女性，成为持存物。

是这种客体-主体关系的结构，完全改变了主体性的本质，让本体性不确定性占据主体性的内核。对于女性心其如此。

🔴“本体不确定性”源于人们很难抓往一种笃定的价值感和身份感，这种感觉能本体不确定性源于人们再难抓住一种笃定的价值感和身份感。

🔴这种感觉能让人“抵抗”随时随地被凝视召唤，被他人的性僭占召唤，也能“抵抗”别人通过性将自己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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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生成，作为在经济和性的市场中，为他人的视觉评估创造主体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过程，矛盾地解释了女性的价值通过评估机制而遭受贬低的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另一种性评估模式来阐述这一点。出身贵族家庭的薇塔 •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热烈地迷上了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Woolf)。在见到伍尔夫之后，薇塔这样描述这位著名作家：

🔴她无比真挚，没有任何外在的矫饰，连穿的衣服都相当粗劣。最初你会认为她很贫乏，接着，一种灵瑰的美感会突然袭来，你会发现，连看着她都令人着迷不已。

薇塔的视觉评估不是发生在一个有许多备选竞品的市场中；这种评估也不是二元性的，它看见了 〝粗劣”，也看见了一瞥之中让人倾倒的东西。

消费品完全不是决定伍尔夫有多迷人的因素，因为她确实穿得非常粗劣。这场评估不是一种快照式的判断，也不是用标杆分析的方法得出来的。这场评估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变化，并且在事实上转变为一种承认的过程（也就是薇塔所说的弗吉尼亚 “灵魂的美感”）。

它并没有凝视着万千诱人的身体竞相争艳的市场中的某一具肉身，而是辨识出了一种独特性。这场评估完全不费力，就创造出了价值！

在女权主义群体内部，性客体化是不是一种力量的表达和实践，一直被激烈地争论着。

但客体化的问题并不在此。人们所经验的性化，既是壮大，又是客体化，它在人的自我及其价值之中创造出了一种深深的本体不确定性。

它能壮大人，是因为它启动了价值生成的机制。而它创造出本体不确定性的原因，则在于主体化和客体化这两个过程越来越难解难分。

人的自我性，被身体及其器官、用来生产自我性的消费品，以及创造出性互动的消费活动与消费环境拉扯得四分五裂。因为视觉评估是不稳定的，消费品位是会变化的，因为资本主义商品和有吸引力的身体都是以一种结构性的淘汰为基础的，因为自我持续不断地经受着评估，还因为自我与他人的价值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太多女性体验到的异性恋市场极其痛苦，也就不奇怪了。

这三种形式的叙事一启示、积累、创伤一构成了三种情感叙事结构，行动者通过它们回过头来重构和解释他们从曾经缔结的情感纽带中抽身而去的过程。

这三种有关做出决策的叙事，回顾性地解释了自我是如何脱离一段关系的，解释了两个人之间无条件的亲近——它正是一段“浓厚的关系”(thick relationship)的特征。

它是为何以及如何遭到侵蚀、解体和终结的。

我即将向读者展示，这些情感叙事就是本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力量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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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这样的观点：在关系的建立阶段发挥作用的文化力量，和渗透进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化关系中的文化力量，二者是连续的。

因此，我的论点在于，亲密纽带的形成和维持都是整体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个系统给个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必须独自去应付好几种社会约束。

这些约束包括：

🔴1.作为一个自主行动领域的性；

🔴2.持续进行着的价值的评估和贬低，并且消费自我和心理自我的精进，会加剧评估和贬低的过程；

🔴3.在自主和依赖之间的无意识的目标冲突，以及自我价值遭受的威胁。

在从依恋和承诺中抽身而退一也就是〝不爱”的过程，这些约束都是关键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