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对《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的笔记(4)

这引出一个普遍问题——在对我们自己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往往不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社会的具体生活）和亲身所感（社会在总体上的面目）统一起来。

2021-08-07 11:08:54 回应

具体认识和总体认识上的断裂，也是社会学里的老问题。
接近社会学里的核心概念：凸生事实。这个概念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不是分散的个人的无机组合，而是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事实。
布劳关于凸生的解释最明了易懂。他说，一个三角形是由三条边组成的，但是在三角形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之后，它就超越了三条边，我们不能再用分别的每条边来解释整个三角形。
当政府机构对浙江村形成正式决策的时候，是把浙江村看作一个整体现象的。但是当他们去执行决策的时候，面对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要在具体的人和事中落实在总体上形成的结论，最后的办法只能是一刀切。在另一些时候则是倒过来。政府在决策的时候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比如浙江村内的吸毒，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却发现它和社区内的别的方面都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总体问题，最后也没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做做表面文章，走过场了事。

2021-08-07 16:19:09 回应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流动人口来说，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体制安排，以及城市政府隔三差五的清理，都是非常不利的环境。“浙江村”的拉锯战让我们想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人们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的合法修改权只掌握在国家手中时，他会怎么办呢？
我们曾关注到的策略是三种：表达、变通和推出。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使国家改变政策。显然，表达发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变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人们对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叫喊，而是私下里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Hirschman（1970）提出了退出的概念，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能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有关的制度、组织等涉及国家，那么退出也就可以成为改变行动者和国家的关系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得事先存在替代性的物品、组织与制度。
如果把hirschman的概念拓展到社会学研究领域，那么以上三种策略就可以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所谓民主国家中发生的，像表达与退出；另一类则是在所谓极权社会中发生的，如变通。事实上，变通也正是在被视为极权体制下的非正式政治行为。那么就有两个问题：第一，除了这两种较极端的类型之外，还有没有中间类型的行为策略？第二，除了这些与其背景性的结构相统一、相整合的行为方式（比如表达行为与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分化是同一事实）之外，还有没有与现行结构并不完全统一，可能导致结构性变迁的行为策略?

2021-11-13 12:52:16 回应

我认为背景是中国社会日常话语中一个很值得分析的概念。如果把背景译作英文，当是background，这两个词在它们的原初意义上可以说是完全对等的，都是指焦点事物所具有的场景特征。但是当它们用于社会生活中，彼此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英文的background即是指你现在所具有的多样的关系。
费孝通教授在谈及功能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提出了“多维的一刻”的说法，指出人们用当前的话表达出他对过去的记忆，而且包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和多维的一刻对应的说法，叫做“多维的一点”。英文的background可以说是对应于多维的一刻。他要了解一个人的过去，以确定现在如何互动，并对今后产生预期，而中国话里的背景则可对应多维的一点。当我们和某人互动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要意识到还有很多潜在的参与者。
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反映了对个人的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关于社会延续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不同观念。在background的概念里，线性的时间是一个重要变量。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一样的，又是延续的。个人和社会都处在与时间序列对应的发展之中。而在背景的观念中，平面的（相对时间的纵向和线性特征而言）人际关系网络是最重要的，整个社会更多的被想象成为一个空间上的格局。

2021-12-05 20:32:23 1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