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松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笔记(15)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有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

”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 ＝＝＝＝＝＝＝＝＝＝＝＝＝＝＝＝＝＝＝＝＝＝＝＝＝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国，是全世界关税最低的国家，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但是，据当时英国的著名汉学家马礼逊(J.R.Morrison)记载：“非法和额外课征都在真正帝国关税的4倍以上，而对于一项极重要的货品（棉花）竟公然提高到10倍。” 为了应对政府的勒索，广州的行商们在1770年代成立了一种“公所基金”（Consoo Fund），由每家行商缴出利润的10%，外商则缴纳货物价值的3%，其作用，除了作为参与者们的行业互助保险外，主要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西方的史料，干脆称呼这是“行贿基金”，不过，其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至于私人勾兑，还是要行商们另行解决。《剑桥晚清史》认为，这一基金是“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 此时的鸦片走私，还只是小规模的。吊诡的是，帝国政府对鸦片的禁绝，却一次次成为推动鸦片贸易的动力，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看似强大的公权力，却往往失控，其寻租空间的大小与禁令的强弱成正比，不仅没有去禁绝鸦片贸易，反而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从中渔利。 道光朝著名大臣、因反对林则徐禁烟而被罢官、却得到马克思赞赏的许乃济，就曾指出：“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官员们）发现在禁令之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1820年，澳葡政府也成立了一个基金，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门用于对大清国官员个人的贿赂。这个行贿基金的推出，就是得益于刚颁布的一项大清法令：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前，必须接受大清官宪临场检查；如发现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 权力寻租的市场，交投两旺，不仅在广州和澳门成立了行贿基金，那些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分红。1826年，猫和老鼠结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作为缉私者的水师，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不仅“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 http://mobile.163.com/13/1010/02/9APS82UT001166V4.html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段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满清消灭明朝余党，藉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论赐其国王」…… 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 …… 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内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 这里我仅须指出有关於中国国际地位者。 第一、俄国未占西比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後，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 第二、当时人虽不知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上空前绝后的。…… 我们在十七世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比利亚的交通极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内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照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注意。事前．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的训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 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的，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的。彼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庭”的态度呢？ 尼布楚条的的第六条也表示康熙时代朝廷态度的特别。这一条： “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份。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胜思。

康熙二十二年（二六八三年），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自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笼江一带的中俄问题，又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 ……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的由各省巡府兼。按法律，中国的旧海关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恩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民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後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开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列本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於辟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一、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共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的，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又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的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的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须“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邀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的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菜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反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固操纵市场呢？远忿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O四年），“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的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人交易。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十五年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起（一七五六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的通商地点。 …… 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的希望。 …… 外交部给马嘎尔尼（LordMacar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以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限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未年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 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内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份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 …… 马戛尔尼於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官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论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的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的或和平的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後则反是。 …… 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见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为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的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 嘉庆二十一年（1816），罗尔美都（Lord Amherst)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部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 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不平等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未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後，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 ……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徙。他不但要禁姻，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的，宣宗的禁烟是出於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 ……

林文忠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春天到广州。 ……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田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的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但口说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於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 ……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兵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教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t)。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於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的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小炮，在虎门口，他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海的。二十年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 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 ……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的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