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ion大使对《八戒说禅》的笔记(1)

其实佛陀时代和佛陀之前的时代，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基本上都是厌世主义的，都说世界是幻象，人生是苦海，这是大时代的风气使然，后来佛教到中国以后，入世精神越来越重，及至现在，人们讲佛谈禅又一变而成为人生励志了，书店里卖一些现代版的佛经禅话常常会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快乐人生》这类书摆在一起，这一样是时代大风气使然。在宗教的种种要素之中，教义往往是最不重要的。
佛经为什么需要解读？这问题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里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会遇到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佛经是要去‘行’的。”——这里的“行”自然是实践的意思，这本没错，但是，用实践来否定理解，这就错了。
即便当初我分析“《春秋》三传”的时候，也有人说过“‘《春秋》三传’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行的”。
许多佛经并不指导人们如何实践，而是把力气都花在讲道理上边，苦口婆心地论证世界为什么是空幻不实的，人生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解脱之道为什么如此重要。即便就实践一层的意思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佛经（或其他什么经典）就像是一张旅游图，指引我们上天堂或是别的什么我们向往的地方，的确没有什么人会把旅游图当作教科书来深入研读，在一般情况下也的确没有这个必要，手里拿着旅游图的时候我们是要抬脚去走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能看得懂旅游图才能抬起我们的双脚吧？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旅游图往往并不是容易看懂的，我们需要知道坐标，知道比例尺，知道一些必要的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字。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我们还需要确定我们手里的这张旅游图是正确的、正版的、最新版的、是经过一家信誉良好的出版社严格的三审三校的产品。——遗憾的是，要齐备这些条件往往并不容易。
问题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里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会遇到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佛经是要去‘行’的。”——这里的“行”自然是实践的意思，这本没错，但是，用实践来否定理解，这就错了。
经典大多都是这样，成书的过程和现代出版业截然不同。我们很容易拿现代生活的习惯来套古人，以为某位大师写了一部书，给出版社投稿，经过三审三校，最后主编签字，印刷出版。但古人既没有这样的出版流程，更少有著作权意识，成书过程往往是累积型的：学生抄了一些笔记，学生的学生整理这些笔记，不知又是哪一代的学生在这些笔记整理稿上删删改改，又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成书了。这样的书往往被冠上祖师爷的名号，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内容才属于祖师爷自己。再者，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笔记，不同的笔记又有不同的流传，如果各自成书，当然内容不同。大家熟悉的《论语》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之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一部”《论语》，只是因为其他版本的《论语》都失传了而已。《老子》也是一样，并不存在一位“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被关尹拦着，不得不写下五千言的事情，即便在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之前，《老子》文中被增删、润色的铁证便已经被史家的火眼金睛给发现了。至于我们一般读的通行本《老子》是晚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
如果我们考察佛教的历史，更会发现其派别冲突之大远远超乎现代人的想像。现代持调和论的人往往把调和论的适用范围无限放大，他们不像古人那样爱较真了。佛教在历史上长久以来都是流行辩论的，既有同一个寺院、同一个派别的内部辩论，也有不同寺院、不同派别的辩论，更有和教外人士的辩论。古代的很多佛教徒相信：佛法是越辩越明的。尤其骇人的是，印度的早期辩论甚至充满血腥色彩，输的人会被割下舌头。当然，他们并没有杀生，只是割舌头而已。印度佛教发展出了强大的逻辑学，实在是有些现实压力的。
印度佛教里所谓的禅，是一种修炼的方式，大体上就是静坐冥想，而这种修炼方式也不是佛家的独创，而是在佛陀以前一直就有的，是为印度的许多宗教门派通用的，其经典上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婆罗门《吠陀》经典里的瑜伽，考古发现的源头还要更早。《吠陀》相关典籍里提到修炼瑜伽的八个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禅那，简称为禅。
一说瑜伽，大家都不陌生，现在健身房里还经常在教瑜伽的，虽然性质上和几千年前的瑜伽已经不大一样了，但大概还能看到几分远祖的影子。
原本，瑜伽一词的一个主要意思是“枷”或“驾”，是指驾驭牛马、制服牛马的情欲，由此引申出“联系”、“合一”的意思，中国人译经的时候
最早曾把瑜伽翻译成“相应”。瑜伽施之于人，一是指苦行，二是指静坐冥想，也就是禅定。这两种瑜伽路线佛陀都曾走过，苦行走不通，这才改修禅定，也就是说，所谓禅定、瑜伽，都是佛教从古代的印度社会继承下来的，并不是自己的独创。
禅定能在印度流行，据说是有特定的地理原因的。早期的地理决定论者认为，印度地处热带，吃饭不大让人发愁，在树上摘个大果子就可以充饥，不像温带和寒带的人那样需要辛苦劳作，再加上天热，所以印度人最喜欢待着不动，于是就诞生出来瑜伽、冥想这类精神产物。至于婆罗门和佛教的关系，佛教可以说是对婆罗门的一场革命——在当时当地，婆罗门才是“正信”。然而，就像再颠覆式的革命也很难把传统彻彻底底地推翻一样，佛教也大量吸纳了婆罗门的传统，禅定就是其中之一。达摩确实把禅定带进了中国，所谓壁观、面壁，其实就是坐禅，也就是修炼瑜伽。
所以，达摩带来的禅和禅宗意义上的禅完全是两码事。当然，达摩练的瑜伽和张惠兰的瑜伽也是大不一样的，至少在目的上，一个是为了终极真理，一个是为了强身健体。
禅，在达摩那里只是一种静坐冥想的修炼方法，那么，他所修炼的教义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只有一部经书，就是四卷本的《楞伽经》。达摩很直率地告诉大家：别的经都不必念了，就一门心思念这部《楞伽经》就好。
既然达摩一系主推《楞伽经》，这一派也就被人成为楞伽宗。也有人认为楞伽宗的说法不太妥当，不过我们这里就不作深究了。
达摩传法，把《楞伽经》传给了慧可，慧可又往下传，传到弘忍是第五代，弘忍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禅宗五祖，后来北方渐宗的神秀和南方顿宗的慧能就都是出自弘忍门下。一般认为，就是在弘忍这个时代，禅宗作为一个宗派才正式形成。
《坛经》之成佛说白了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要紧的是：第一，没有什么几百万年的累世修行；第二，没有社会问题，只有心理问题。
所以，禅宗也被称作“人间佛教”，因为它和佛教原本的宗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佛陀当初的一个核心宗旨是：世间一切都是苦。所以佛教的许多义理和辨析都是要说明世界为什么全是苦的，是不值得留恋的，快乐则是短暂而虚幻的。僧侣们发出雪莱一样的深切呐喊：“苦难啊，苦难，这广阔的世界里，处处碰到你！”
苦难了，又如何？小说《名利场》的结尾，此前名利场上种种血淋淋的争斗忽然有了一个豁然的评语：“唉，虚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边有谁是真正的快乐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来吧，孩子们，收拾起戏台，藏起木偶人，咱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如果佛陀复生，应当会以赞许的微笑对萨克雷说：“孩子，你已经悟道了。”
世界和人生只是戏台幻境，我们必须要看明白这一点，就如同做梦的人需要在梦中参透自己是在做梦——这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需要佛法的指导。苦海呀，无论其中上演着怎样的悲欢离合，还是脱离了最好。
而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就是“出世”，也就是“解脱”。但是，中国老百姓比较现实，很难真正信得起来这一套，大多都是把佛教当作现实世界里的心理医生来用。禅宗的发展也是这般道理，至于烧香拜佛那套，更是等而下之、离题万里。即便佛陀复生，看到这般景象也只有苦笑一下了。
真谛与俗谛、假有与真有，现观与中道，好多的专业名词和弯弯绕的复杂说理，后来发展下来，又演变出了种种复杂的说法。其实这套说法的核心观念换成我们中国话说大略就是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再加上一个“得意忘言”、理学版的“中庸之道”，大体也就差不多了。——这也正体现着中印思想的一处重要差别，印度人毕竟是在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枪林弹雨”不止是在比喻的意义上用，龙树是被逼死的，提婆则死于外道的暗杀），所以非常重视思辩、逻辑，喜欢搞些复杂的理论体系，中国人在这方面就差些了。龙树和提婆这套道理到了中国这儿，虽然也被繁琐发展过一阵（比如三论宗、法相宗等等都有论说），但真正流行的还是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两句口号和慧能用手指来指月亮的一个小故事。
宗教的教义经常会换来变去，信众所信奉的也许正是教主所否定的，于是仪式比教义更像是宗教的核心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可以没有教义，却不可以没有仪式。求神拜佛的人也许根本搞不清自己究竟信的是什么，但他们确实需要一种求神拜佛的仪式。
听众们的所谓净心，就像葬礼主持人在讲话之前先让大家默哀三分钟，或者相当于“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注意了，领导要发表重要讲话了”，佛陀当初给人授戒的时候也说“自净其意”，所以这也许只是家法传承、路径依赖而已。
“唯心”这个词也是佛教带给我们的，佛教有个基本命题叫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简而言之就是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由意识产生出来的，直到近代大家熊十力讲“新唯识论”，理论源头也还是这一套。
呢，就像有一支燃烧的蜡烛，你拿着这支燃烧的蜡烛去点燃一支新蜡烛，你会看到火从这支蜡烛传到了那支蜡烛上去，轮回的主体就像这个火一样，你既不能说新蜡烛上的火就是原来那支蜡烛上的火，也不能说这两支蜡烛上的火是毫无关系的。
人的认知心理通常都会整合地看问题，比如我们会把不很紧密地搭在一起的四条线段粗略地看作一个四方型而不是看作四条线段，这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的，同理，谁会把人看成是一堆胳膊、腿、血管和骨骼等等的组合呢？人的天性就是通过“蕴”来看待事物的。另外，善恶报应无论是真是假，至少是人心所向，是充满挫折感的人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所以从这方面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医师。
他是在用“应该什么样”来论证“事实什么样”，用道德伦理来攻击事实求证，这是人们很容易走进的一个思辩误区，在论坛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大量的例子。
慧能的生平，很多地方都很难考实。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位宗教领袖，他的生平和形象往往既不是爹妈生出来的，也不是自己活出来的，而是被信徒们塑造出来的。所以，宗教领袖的形象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信徒们的观念，一部领袖的生活史就如同一部信徒们的观念史。
很显然，善恶标准往往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你自己以为的行善也许在别人眼里却是作恶，那么，如果真有善恶报应的话，你到底会得善报还是会得恶报呢？
暴露在水面之上的是种种现实主义的心理，潜藏在水面之下的还有种种对群体仪式的天然渴求。如果我们剥离了这一切，真的可以还原出一个“纯洁”的佛教吗？缪勒在研究宗教问题的时候说过：“康德认为那种靠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靠仪式即外在的崇拜来取悦神灵的，不是宗教而是迷信。我看不需要再引用站在相反立场上的观点了，即认为内心默祷的宗教，哪怕它在公众生活中是积极活动的宗教，如果没有外在的崇拜、没有僧侣、没有仪式，那就什么都不是。”
《坛经》毕竟受限于它的时代和环境，即便是许多古代正史也有不少在今天看来属于小说家言的笔法，好像史官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把那些最最隐秘的宫闱密谋和人物心理揣摩得一清二楚，简直比当事人自己知道得还多，尽管那些故事早已经转了好几手、经过了一颗又一颗头脑有意无意的加工裁减。这，正是我们读古书不可不慎之处。
罗马教会早年曾经为了禁止造像发动过战争，杀过不少人的，他们的敌人并不是所谓异教徒，而是具有同样信仰却大搞造像的人。这些历史在现在看来已经很难理解了，因为世俗人心再一次作了赢家，老百姓就是需要偶像崇拜，怎么禁止都禁止不了的，这实在是人类的天性，就连无神论的土地上也泛滥着一样狂热的偶像崇拜。
书实在太多了，而且真要通透的话就还得去学梵文和巴利文，以避免翻译的误导；再有就是质的方面：理论实在太精深了，而且很多内容都远非常理可以揣度，往往越想就越想不通。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佛陀当年的那些弟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菩萨和罗汉的那些人，许多都是两千六百年前的文盲，而我们现在积两千六百年人类经验之精华都很难看懂的东西，难道他们就能懂？后来才明白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被一代代的高僧越搞越复杂、越搞越混乱。回过头来再看原始佛教，如果我们能坐着时间机器去到两千六百年前，和佛陀的亲传弟子们搞搞论辩，恐怕胜面是很大的。
从心理而言，人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往往既不是深刻的，也不是浅薄的——深刻了就容易曲高和寡，浅薄了就容易遭人鄙夷，最合适的东西是貌似深刻而实则浅薄的，坐在地铁里看不会怕被周围的人笑话，拿回家里也不会被束之高阁。
但事实上，慧能和神秀的对立、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对立、顿悟和渐悟的对立，基本都是后人搞出来的，在慧能和神秀在世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样，这对师兄弟的理论分歧也没有那么大的。慧能的弟子们贬低神秀，这就像文学流派的更迭中常见的那样：新的流派所急欲打倒的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敌人，而是那些与自己仅仅稍有不同的先驱者们。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秀和慧能这几个偈子在印度佛学里的渊源。当初上座部就主张心性应该是清净的，之所以看上去很脏，是因为受了外界的污染——“心如明镜台”，本来是一面明晃晃的镜子，为什么要“时时勤拂拭”呢，是因为“尘埃”太多，把镜子弄脏了。
镜子被弄脏了，怎么办？只有把尘土擦掉，才能恢复镜子的本来面目。怎么擦呢？上座部的办法很传统，两个步骤：先要明白道理，然后再动手擦拭。——所谓明白道理，就是说要搞明白镜子是怎么回事、污染是怎么回事、擦拭的方法又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先要明白佛理；所谓动手擦拭，就是明白佛理之后付诸行动，用禅定的功夫刻苦修行（这是一套很复杂的技术活儿），等修行的火候到了，镜子也就被擦干净了，心又恢复了明晃晃、亮堂堂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达到解脱境界了。
说到这里，这和神秀的偈子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有个分别：上座部讲的是镜子“应该是”清净的，而神秀讲的是镜子“本来是”清净的，也就是说，上座部的镜子从刚一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脏镜子的形象，而清净是这面镜子在经过擦拭之后所能达到的一种可能性。换句话说，上座部是要追求未来，神秀是要返归原初。另外一个区别是：上座部的镜子一旦被擦干净之后就永远是干净的了，而神秀还强调“时时勤拂拭”，就是说镜子即便被擦干净了，但外界的尘土还会不断地来污染它，所以还需要经常打扫才行。
上座部的镜子理论只是一家之言，说一切有部就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镜子本来是个脏镜子，所谓解脱是扔掉这个脏镜子，换上一面干净的镜子。
谁的偈子更高明呢？这绝对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随便一个人都知道慧能的偈子高明。但我们如果拿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来，事情可就不好说了。
作为佛门修行，戒律就是一种紧箍咒，神秀的“时时勤拂拭”也是一种紧箍咒，而慧能的偈子虽然看上去很高明，但实践起来有极大的难度。
至于顿悟法门的要点，就是以心传心，靠直觉与感悟而非文字来领会佛法，让人不假外求、自证自悟。
这里渡河的渡被双关为渡人的渡，正是很有慧能禅意的一则故事，佛性即自性，每个人心里都有，领悟这个佛性终究还是得靠自己。其实说白了就是俗话所谓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看看世界史，在宗教信仰的虔诚里展开的杀人放火屡见不鲜，中国的情况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大约是因为中国人比较现实，普遍缺乏对神圣教义的执着精神。其缺点是信仰普遍不够牢靠，猪八戒型的信徒居多，而优点则是不大容易因为教义分歧之类的原因而引发大规模和经久不息的战争与屠杀。
宗教争端的残酷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双方很难像世俗冲突中的双方一样达成妥协，如果是世俗争端，既可以割地赔款，也可以上贡送女人，双方往往是可以出于利益的考虑而进行理性谈判的，而宗教争端常常不同，对信仰的狂热可以遮蔽一切，正邪分明，绝不两立，出于对“正信”的捍卫可以对异端进行不择手段的清除。——这在世界史上是很常见的，但眼下追捕慧能的这些人是否也属于这个类型，却不好说。
僧肇的理论更多的是佛学基础，其中一个核心根源就是所谓“因缘生灭”。在“因缘生灭”的意思上，这支箭刚射出去，在第一秒钟的时候被空气磨掉了箭尾的一根羽毛，在第二秒钟的时候，箭杆上又掉落了一片木屑，所以，一秒钟前的箭和一秒钟后的箭虽然看上去样子相似，其实已经不是同一支箭了。
箭是这样，人也一样。《物不迁论》举了一个例子，说某人离家很久了，这一天突然回来，邻居见了感觉似曾相识，问道：“你不是当年街底家的那谁谁谁吗？”这人回答说：“我只是看上去像当年的那谁谁谁，其实已经不是了。”
——我们可以给这个故事续上一个现实主义的尾巴：邻居一听，遗憾地摇了摇头：“如果你见到那谁谁谁，请转告他，就说他当初买的彩票中了五百万大奖，人家一直等他来领奖呢。”
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们一般把这句话作为励志格言来用，好比某人失恋了，痛不欲生，你开导他说：“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意思是让他放下过去，重新开始，迎接崭新的明天，其实在佛理上，过去的死真的是死了，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并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具有延续状态的你从昨天延续到了今天，而是昨天一个你，今天又一个你，每时每刻都是不同的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边讲“五蕴皆空”和“无我”的时候那个森林的比喻。
好啦，话说回来，万事万物全是静止不动的，所以风也没动，幡也没动，那么，心动了没有呢？
照我看呢，答题的线索也许不在《物不迁论》上，而在其他版本的相关记载和《坛经》的上下文里。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再来看看前边的问题：这样一个初中生都可以给出完美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大德高僧们却争论不清呢？又为什么慧能那样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也会语惊四座而流传日久呢？
——原因之一是，人类的知识毕竟在不断进步，拿现在一个普通初中生放到一两千年前，绝对会成为当时第一流的智者；原因之二是，范畴不一样，古典物理学和一千多年前的佛学不存在多少共同的语境；原因之三是，这个记载过于简略了，实在不容易让人看得明白。
第一是超越二元对立观念 （动与不动就是一个二元对立观念）。换句话说，二元对立的观念属于妄心，也就是慧能说的妄想心，修禅是要破除妄心、体悟真心。说动，说不动，都不对，“无所谓动与不动”才是对的。这是从佛学中的“中道”观念发展而来的，有着印度中观派的思想渊源，也有佛性论的因素在，这里先不细说，后文还会讲到。
第二是所谓“无念”，这个概念后文也会细讲，大略先打个比方：大家应该都知道蜈蚣跳舞的故事，蜈蚣的踢踏舞跳得一流，乌龟很嫉妒，于是有一天乌龟对蜈蚣说：“你的舞步真是跳得太好了，我真想跟你学学。你能告诉我你跳舞的时候是先抬哪只脚吗？”这一下可把蜈蚣问住了，抬抬这只脚，好像不是，抬抬那只脚，好像也不是。后来再要跳舞的时候，蜈蚣总是会想起这个问题，从此就再也不会跳舞了。
先抬这只脚，还是先抬那只脚？这样一种思维状态就和捉摸风动还是幡动是一样的，而慧能所说的“佛性无所谓动与不动”就大略相当于蜈蚣先前跳舞的时候无所谓先迈哪只脚。心念不执着于外物，自然流转，是谓“念念无住”，心里不要执着先迈哪只脚的问题，这才能跳得起舞来。
联系《坛经》上下文，慧能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有情（有生命的东西）才能成佛，无情（没生命的东西）不能成佛。而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会不会动：人是会动的，是生命体；石头是不会动的，是无生命体。因为不会动的没生命的东西成不了佛，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效仿它们——这个理论的杀伤力是：坐禅入定就是要人一动不动的，也就是效仿不能成佛的无生命体，所以靠坐禅来求解脱成佛是根本行不通的。
所以，慧能这里的动与不动说的也许不是状态，而是属性。风能动、幡能动，但从属性上说，它们都属于不会动的无生命体，正是从这层意义来讲，风和幡都是不动的，动的只有你的心。
而在当时的佛教界，“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是不是都能成佛”是一个焦点的争论话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慧能这番话才显出了他的见解，才可以语惊四座。如果换到现在，你同样说一次“风不动，幡不动，仁者心动”的话来，大家只会把你当弱智了。
话说回来，慧能的行历至此而告一段落，《坛经》接下来就是慧能在大梵寺正式开讲禅法的内容了。至于这段行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有些地方确实可以辨别出大概的轮廓，另一些地方也只能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了。或者，我们大可本着禅门宗旨，继续不落言筌好了。
在印度佛教里，这种佛性思想不但没占过多大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权宜的法门而不是根本的解脱大法，甚至还屡遭批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思想违背了前文介绍过的所谓“四法印”中的“诸法无我”。
这个道理不大容易理解。人们往往把灵魂不灭、投胎转世这些说法当成佛教固有的理论，其实在印度这原本是婆罗门、甚至更早的理论，六道轮回也是，而佛教是以对婆罗门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明确反对婆罗门，其中反对甚力的一点就是婆罗门的灵魂不灭的观念。现在许多人认为的一些很核心的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佛教从古代印度的其他教派里“拿来主义”过来的，佛陀的原创思想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原创思想里，最核心的思想一个是“缘起”，一个是“无常”，一个就是“无我”。——在古代印度多如牛毛的教派里，只有两派是持“无我”观的，一个是佛教，一个是所谓顺世外道
在佛教的观点里，一切物质、运动，都是因缘聚合的结果，本身并不存在实在的属性，这种“空幻不实”也就是佛家常说的“空”。为什么“空”？因为“缘起性空”。这就要谈到佛家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成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屏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屏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做“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励志式的世俗化的理解了。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便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个是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一个是否定主观自我的真实性。这里的“法”是说客观世界，“行”并不是行为的意思，而且早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一套理论了。按汤用彤的定义：诸有情各因为过去生命中所作业而遗留于心，因有种种潜伏印象，所谓薰习是也。薰习非如习惯，习惯限于此一生，而薰习则有常住之力量，不随此生终止而毁灭。而在有情之此一生所作，均可留有下意识诸印象，随相当因缘而复起作用，此则所谓“行”。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善恶是否有别容后再论），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厢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那些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这种“无我”观念虽然玄妙，却一来和佛教的业报轮回之说至少在表面上有些矛盾，二来实在不容易让人相通。
“无我”观念确实很难让人接受，而且佛陀的“无我”理论又很难说得自洽——佛陀是承认轮回的，也是承认业报的，那么，是谁在轮回，谁在承受业报呢？这问题是避不开的，就算佛陀当初可以把它归入“无记”，悬置不理，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大约在阿育王的华氏城集结上，佛教僧侣们就干脆把帘子挑开，对“无我”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大辩论。当然，照例是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其中认为“我”真实存在的人已经不在少数，这就导致了佛教的第二次部派大分裂。
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传统里一直就有善恶报应的说法，比如这样很著名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看上去像是出自明清时代的劝善文，摆明了是和尚的口吻，其实却是《周易》里的话。而且像《左传》、《尚书》也有不少类似的观点流传。所以，当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对于“诸法无我”大家既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于是，汉魏年间翻译佛经的时候，“无我”是被翻译成“非身”的——“无我”是说人的肉体的精神全都是虚幻不实的，“非身”却仅仅否定了肉体，至于灵魂，人死了灵魂还在，轮回于六道之中。
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在佛学中被称为“神我”观，毫无疑问是属于异端邪说的，但很无奈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就是把这个异端邪说当作正牌的佛教理论来信仰的。许里和讲过中国和印度的一项国情差异，说中国人普遍关注今生今世的可得见、摸得着的结果，而“在印度佛教中几乎不存在这个‘功利性’问题”。
这时再看：善恶报应的说法是中国本土早已有之的，六道轮回是印度传统早已有之的，灵魂不灭的神我观念既是两国传统所共有，又是佛陀所反对的。我们也学学陈寅恪对“身是菩提树”那几个偈子的分析中介绍过的高僧剥洋葱的方法，把洋葱一瓣一瓣地剥到最后，发现里边空无一物：许多人认为的佛教最典型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呢？
剥完洋葱之后，我们再来思考慧能所谓的佛性问题。想想看，所谓佛性，是符合“无我”的这一法印呢，还是更贴近“神我”的异端邪说？
边已经介绍过的，一阐提，也就是断了善根的人，是没有佛性的，后来“人人都有佛性”的革命性观点终于占了上风，但由此而发展下来，又不断出现与时俱进的新问题——各派高僧大德法相庄严地辩论着“猪狗牛羊有没有佛性”。
佛性论问题是中国佛教史上长久以来都歧义纷纭、争论不休的。慧能在大梵寺说法，一开始就抛出“人人都有佛性”的观点，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其实还原到当时的背景来看，这就要算是理论前沿了。
而且，这个观点还只是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以来无数种佛性观点其中之一而已，后来南宗禅大兴，慧能的观点才压倒一切，成为人们心目中佛教理论的一个常识。当然，流行只能说明符合大众口味，并不意味着流行的观念就是真知，流行的东西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但在宗教领域里，究竟什么才是真知却是说不清的。那么，就听听慧能自己的论证好了，看他是如何证明自己的。
反正他就是相信。而对于大多数信徒来讲，需要的是精神导师斩钉截铁的论断，而不是饱学之士审慎严谨的分析。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话的艺术，尤其在面对很多听众的时候，说话越武断、越极端，就越容易煽动情绪、引起信任。而讲话者的一般情况是：学问越大，说话越保守；学问越少，说话越武断。武断可以唤起激情和信任，而保守则反之。而领袖人物，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唤起大家的激情和信任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具有这类素质的领袖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型的领袖，火上浇油的是，当大众聚合为群体的时候，很容易被感染，却很难被说服。
在当时佛教界繁琐的理论辨析的背景下，慧能占了文盲的优势：想问题不想那么复杂，简单明快，并不较真，专家们可以找出他饱含气势的武断语言往往是成功演讲的第一要素，第二要素是：说的内容要迎合听众的口味，而无所谓是否禁得起严格的检验。人们普遍都有信仰偏见，倾向于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结论。人们在判断一个命题的时候，往往并不是从检验前提开始作一步步的推理，而是从结论入手——如果结论是自己乐于相信的（比如速成减肥事半功倍，速成修佛简单易行），很少人还会再去认真检验这个结论的前提。而更有甚者的是，还会有一些人在看到结论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并不会因此而去检验前提，而是直接拒绝接受——论坛上就有大量的例子，对一个帖子只看标题或只看了一个开头就迫不及待地回帖批判。
所以在这里，前提（论据和论证过程）较之结论，其重要性是很小的。一般而言，尤其是在面对低素质的听众、面对群众的时候，只要你占有一种高出大家一等的地位，有自信满满的语气，有符合上述要求的结论而没有审慎的前提，最好再有一些玄而又玄、高深莫测、连你自己也似懂非懂的漂亮话，你的话就会产生相当的煽动力。以前我讲过学术和大众是一对天敌，正是这个道理。我们看看佛教，那些以学问、以严谨知名的宗派与宗师没多久就风流云散了。
慧能的这种风格在后边的演讲中不但会继续保持，而且还会愈演愈烈，现在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沙门就这么一直诱导下去，最后的结论是：既然那个毛孔是由全部心思想像出来的，那座大城也是由全部心思想像出来的，心是没有大小之别的，所以毛孔和大城当然也没有大小之别呀！
天台宗由此而要论证的是：所谓客观世界都是虚幻的，只是人心的产物。——如果你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你这种“错误观点”在佛门里被称作“法执”，沙门和外人的这番论证所要击破的就是这个“法执”。佛教许多宗派都有两大破坏性工作，一个是“破法执”，即证明客观世界只是虚像，另一个是“破我执”，就是让人认识到主观之自我也是虚像。这两大破坏工作都是从“四法印”里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派生出来的。
所以，在传教工作上，文盲大有文盲的好处，文盲是不会去下这种论证功夫的，于是造成了最简单意义上的“无招胜有招”的结果。慧能劈头就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佛心，都能成佛，之所以很多人成不了佛，只因为心被迷住了，而只要认清这些迷妄，笨蛋也可以成佛。
这番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对比一下天台宗的逻辑论证，更不用说向来以繁琐辨析著称的法相宗，人民群众终于会投奔到慧能这派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慧能自己就是一个榜样：文盲，貌不惊人的山野村夫，没学过多少佛法。大家会想：连慧能这种人都行，我起码还是大学毕业呢！——如果是到法相宗，在唐僧面前，率先就会被唐僧的相貌震住，再一想这位人物佛学修为当世无双，还是个海归，心里越发怯了，再一听唐僧讲的佛学那么深奥，辨析与论证那么精微，怯意更重，这时候一听说南方有个佛法速成班，那还不拔脚就走。
一般来说，人性就是这样，不管干什么，都不愿意吃苦下力气，我们看看近年来的两大社会现象——减肥和学英语——就一目了然了。各种速效药、速成班，一天减一斤，八天学会英语，不知吸引了多少人，当然，这些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成佛能不能速成呢？
慧能从《金刚经》里应该是抓住了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人说他当初在老家就是听到这句话而心有所悟，这才前往冯墓山求见弘忍的），如果想明白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梦幻泡影，自己深藏的那颗佛心应该就会显现出来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应该可以作为理解慧能禅法的一把钥匙，即便慧能在老家听到这句话而心有所悟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这个故事的出现很有可能说明了慧能禅法和《金刚经》这句名言的牢固关系。而“生其心”的这颗心如果就是佛心，这应该就是当时的佛学时尚和《涅槃经》的影响所及了。
你如果追问慧能，问他“为什么”这样来理解佛法，那你就太缺乏信仰精神了，肯定是个小根器的人。（^_^ ）坚实的证据和周密的论证，天台宗会作，法相宗也会作，但禅宗不会作，慧能更不会作。你只要去信，这就够了。
“定”和“慧”，再加上一个“戒”，合称“戒定慧”，是佛教的一个悠久传统，是修行的三个步骤，称为“三学”。
第一个步骤是“戒”，也就是遵守戒律，不能杀人放火，不能吃喝嫖赌，这不能、那不能，有五戒、十戒、还有具足戒的二百多戒，还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中国本土佛教在唐朝还专门发展出了一个律宗，讲法很多，甚至还提到过禁止寺院里蓄养妇人和买卖奴婢。
很多人都容易把守戒和苦行混为一谈，因为这两者有时候确实很像，而戒律的极至就是苦行。人一守戒，很多世俗的娱乐活动都干不了，约束太多了也确实就变成苦行了。追溯一下守戒的原委，就得说说古印度的沙门。
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沙门学派兴起，大力反对婆罗门。沙门学派门派众多，大约上百种，佛教就是这沙门众派别当中的百分之一。沙门其他派别都没有流传下来，只除了佛教和耆那教。佛教走向了世界，耆那教始终没出印度国门。这倒不能说是耆那教的理论比佛教差，主要是耆那教的苦行方式只适于热带地区——耆那教里以天衣派为甚，全身上下一丝不挂，他们认为一块布片的遮掩都会成为修行者斩断贪欲的阻碍。有好事之徒肯定会问：天衣派有女弟子没有？的确，任他们如何惊世骇俗，如果一群女弟子也一丝不挂地满世界讨饭，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也许是出于这个现实上的窘迫吧，反正在他们的理论里，穿衣服的人和女人都是得不到解脱的。
这些沙门学派虽然共同反对婆罗门，但内部之间不但并不团结，还常常互相看不上，都说别人是外道——佛陀就是用外道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这些沙门同门的。
这些互为外道的沙门派别之所以有个沙门的总名，是因为他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基本上见解一致，首先，他们都认为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摆脱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断绝欲望——守戒的原始意义就是这么来的，只不过在断绝欲望的程度上大家各有差别而已，比如耆那教就很极端，佛陀就主张“中道”，简而言之就是搞折中主义。这在戒律问题上就看得出来：当时便有所谓的五戒，是婆罗门和耆那教等等共同遵守的，佛陀也把五戒拿了过来，却把五戒当中的“离欲”换成了“戒酒”沙门派别的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修习禅定，都认为禅定是脱离苦海、体悟终极真理的一个重要方法。其实在禅定这点上，婆罗门和他们是在一条战线的。
佛陀为什么不赞成苦行，因为他自己修行的时候就亲身走过苦行这条路，发现走不通，这才觉得靠苦行是达不到解脱的（当然你可以质疑一下：你走不通不见得别人也走不通，不能用个体经验推导出普遍性结论），所以佛陀连带着也不大强调戒律。。但这很快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老百姓看修行者，他们可不懂你懂得什么深刻的道理，他们只看你有没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比如，你能不能忍常人无法忍受之苦（现在的印度修行者里还常有用铁针刺穿脸颊的），能不能做常人做不到之事（达摩老祖一苇渡江），后者比较难，所以前者更流行。古代印度的一些修行法门有浑身上下涂满泥巴不洗澡的，有特意到山野险地虐待自己的，基督教也有搞这一套的，这些做法也很有道理，因为肉体上的痛苦有助于心灵的纯洁——不仅是修行者自己这样认为，这也确实有心理学上的依据，而且无处发泄的肉欲也会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压。
中国的和尚们说佛陀悟道那天是农历的腊月初八，所以大家在每年的腊月初八这天煮杂米粥来作纪念，这就是一直流行到现在的腊八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不用牛奶来搞纪念呢？原因可能是汉地不大出产牛奶，所以用粥来代替。那么，为什么要用杂米粥而不用更像牛奶的白米粥呢？因为牧羊女的牛奶并不是纯牛奶，里边是加了料的，甚至还有肉糜。——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佛教本来是不禁止吃肉的，和尚们出家讨饭，人家给什么自己就吃什么，讨饭的职业精神就是不能挑三拣四，禁止吃肉一来是后来一些大乘僧侣的主张，二来主要是梁武帝搞的行政禁令，是一个中国本土化的政策。
正经的佛教修行者虽然要遵守若干戒律，却并不是存心去自讨苦吃的，不会刻意去把日子过得多么艰辛。佛陀当初告诉弟子们说：出家人要走“中道”（我们可以把“中道”简单理解为“折中路线”），既不能穷奢极欲，也不能虐待自己。听我的话没错，虐待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佛陀的这番道理我们可以作一个世俗一些的理解：好比苏秦应聘不成，灰溜溜地回了家，谁都不待见他，于是他开始头悬梁、锥刺股，痛定思痛，发奋读书，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这里的悬梁刺股只是非常时期里帮助苏秦读书学习的一种手段，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苏秦每天把精力全用在悬梁刺股上，书却一点儿不读，那就算把自己悬死、刺死，到头来也只是一个失业青年而已。最好还是吃好喝好精神好，好好读书。
佛陀否定苦行，一开始定的戒律也不严格，所以当时就有反对者说他宽纵，还以更加严格的戒律形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心，吸引佛陀的弟子叛教来投。
集中精力静坐冥想的种种方式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这种方式容易导致一种奇妙的精神体验，使人体会到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感。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太极还是无极？就是张载和二程他们的“感悟”吗？有人把这种体验记载下来没有呢？
有，罗洪先就这样做过。如果不较真的说，罗先生是王阳明的弟子，他描述过自己的静坐体验：“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用古人的话说，罗先生是“证”出了这个境界，这就等于拿到了一个学位。现在科学家用仪器测出，人在进入冥想状态的时候，大脑的某一区域会停止工作，这时候人就会消失掉外物与自我的界限，感觉自己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如果此说可信，我们再回头想想大儒们那些“体悟天理”之说，莫非都是在冥想状态下心理、生理机制的运转使然吧？
所以宗教呀、气功呀，常常强调“信则灵”，而不像普通人的逻辑是“灵则信”，因为打坐冥想的神秘体验非要有强大的意志力作为支柱的，而这种意志力正是由信仰带来的。所以成功的修行者往往是这样的：信则灵，灵了以后当然更信。
这种打坐冥想的禅定的功夫古已有之，《奥义书》就没少讲——专门有一部《禅定点奥义书》，教人怎么打坐调息，“双手紧握拳，安坐莲花式，下颔按压胸，静虑心思息”，如果不说出处，很多人一看就会以为是佛门功夫。
沙门各派也没少讲禅定。从 1920 年代印度考古发现了哈巴拉和摩亨佐达罗两座大城遗址来看，其中的一些粘土印章上有着人形莲花坐像，正是瑜伽打坐的姿势——这里可是四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呀。这种古老的法门后来被吸收进印度许多教派当中，当然也包括佛教，又随着佛教流传到了中国，在中国落脚之后也被许多宗派认真奉行着，所以，禅定并不是禅宗的专利——反而禅宗是最不讲究坐禅的。看一下其他宗派，像天台宗的核心修行方法“止观”其实就是坐禅，所谓“止”，就是摆好架势、滤清杂念，进入冥想状态；所谓“观”，就是在进入状态之后用超验的大智慧去体悟宇宙与人生的真相。
止观或坐禅有很多技术性的要求，比如要数呼吸，还把呼吸分成好几种，每种都有各自精细的讲究，就像是道家的吐纳或是现在还流行的气功。也就是说，其实都是同样的一类东西，如果是道士来作那就叫吐纳，如果是和尚来作那就叫禅定，如果是街坊老太太来作那就叫气功。
获得了大智慧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大，大智慧就像太阳升起，光照一切，以前懵懂不知的终极真理这下子全都明白通透了；大智慧也像利剑，斩断无明，让你脱离轮回之苦。
古印度各宗各派都讲轮回，只是各有各的解释。至于摆脱轮回的方法，大略共有三条：一是笃力苦行，二是大搞祭祀，三是获得智慧。
古印度人在《奥义书》里就着力阐释过的“世界与人生的终极奥秘”——有一种东西叫做“梵”，是宇宙之本、生命之本，虽然虚空却无所不在，语言无法描述，大略类似于《老子》里边的“道”。有人向某大师请教什么是梵，这位大师默然不答，被一再追问之下这才老大不乐意地说：“我其实已经告诉你了，只是你不明白罢了。默然就是梵呀。”
这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印度版。
我们现在看慧能的这些话，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激烈的因子，那是因为我们隔的时代太远，不知道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了解了历史背景之后，我们会知道，慧能的很多话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既有对当时流行的佛学问题的论断，也有大张旗鼓的造传统佛教的反。很多宗派、宗师的讲话其实都是这样，就说佛陀吧，佛经里记录的他的很多话也都是针对他那个时候的主流信仰、风俗传统、无数所谓外道而有的放矢的，是论战中的投枪和盾牌。我们只有知道他们说自己“不是什么”，才能更明确地懂得他们讲的都“是什么”。
有人一定会问：“出家了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寺院生活一样是很社会化的呀。”是的，在很多时代里寺院都拥有大量的产业，甚至有许多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寺院公共财产的东西也已经变成了僧侣们的私有财产，一些有权有势的僧侣甚至连奴婢都有，律宗的祖师爷道宣和尚专门规定过富有僧侣之私有财产的继承法则。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这算出家么？或者这样来问：这样的出家还有多少出家的意义呢？
在古代印度，出家不是指进入寺院过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生活，而是孤身一人抛弃一切，到森林里或者石头缝里找个地方进行苦修，所谓持戒也只是个人的事，没有外界约束，全凭各人毅力。寺院是后来才出现的，佛陀就把弟子们组织成一个团体，在每年的雨季就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称作“雨安居”，一个很美丽的名词。有了组织，就不再是单纯的修行，而渐渐变为宗教了，宗教是一定需要社团组织的，也因为社团组织的集体生活这一新形式的需要而有了一些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家授戒仪式就相当于新生的入学典礼，进了寺院以后要遵守的一些戒律就相当于学校的校规，寺院里也会有专门管纪律的和尚，就相当于学校里的教务主任。
好了，话说回来，无论以早期的个体修行的形式看，还是以后来的寺院生活看，维摩诘先生都算不上一个修行者。可他却告诉我们说：出家不出家不是看那些外在形式，而是看你的心。虽有万贯家财却无贪念，虽有妻妾成群却无淫欲，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真正的成佛之道。
 《维摩经》这里反映了印度佛教中大乘与小乘的一个区别：小乘佛教是强烈主张出家修行的，而大乘佛教则反其道而行，尤其在大乘初期，信徒们主要都是在家的居士。所以大乘信徒可以用钱财布施，而标准的小乘信徒却是一分钱也没有的。
大家可以想见《维摩经》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有家有业的人既想加入修行者的行列却抛不下亲人和家产，这下可看到一个光辉榜样了，原来坐拥金山银海、整天醇酒美人的大款也能成佛呀！——大家要是多读些佛经大概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佛教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要你从一部经书里找出一条理论，别人就能从另一部经书里找出相反的理论。如果你们去找一位高僧来作仲裁，这位高僧很可能会说你们俩全是错的，然后给出他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你们三个都是各持己见、信仰坚定的高僧，那么这种争执就很可能引发一场教派分裂——事实上许多教派分裂就正是这样形成的。一说佛陀死后的第一次教团大分裂的契机就是大家就“僧侣在化缘过程中讨钱算不算犯戒”这个问题争论不清，从此佛教就有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分。所以对信徒来讲，最好一辈子只读一部经（许多前辈高僧也正是这么建议的），或者只读一部经里边的一部分（因为一部经里边也会有自相矛盾的说法，古代印度的佛教大众部就曾经重视论而不重视经和律，原因正在于此）。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念过几天佛的人在看见别人念佛的时候开口就说人家不对，主要缘由就在这里。况且，学问
维摩诘的这个意思很合中国传统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好处是把修证从形式主义流弊引向了内心的主观解脱，坏处是让不少在名利熏心的权力场上打转的家伙也能公然摆出一副禅意人生的嘴脸，太过恶心。
中国人更现实一些，儒家传统又重，所以无论是在文化圈还是在老百姓那里，佛教的世俗化在中国总是势不可挡；印度人则更加超脱，修行就是修行。
第一，报怨行，是要人做到“逢苦不忧”。一般人遇到苦难了、遇到烦恼了，总会忧愁的，但是达摩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苦海，你过去造了业，现在就要遭受报应，这是躲不开的，坦然地承受报应就相当于对过去的行为负责，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不应该有所抱怨的。
第二，随缘行，意思和报怨行差不太多，是说人生的苦乐得失都是因缘聚合，买彩票中了大奖并不值得高兴，吃豆腐崩了牙齿也并不值得懊恼。用《菜根谭》的话说，就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教人无欲无求。达摩在这里秉持着印度古代传统，认为人之所以在轮回里承受无尽之苦，都是欲望惹的祸。只有断绝了欲望才有望获得解脱。古代印度讲欲望偏重于性欲，前文介绍过的“不净观”主要就是针对断绝性欲而设的。当然也有更极端的做法，日本密宗的铁门海就曾经“欲练神功，挥刀自宫”。顺便一提，他心目中的神功就是在死后可以肉身不腐——这是一项很艰难、很精致的技术活儿，他确实做到了，尸身披着红色袈裟、戴着金冠被供在寺院里供人膜拜，虽然模样有点儿吓人。慧能据说也是死后肉身不腐。Discovery有一部纪录片，介绍日本的四位肉身不腐的高僧，同时还介绍了技术手法，有毅力的朋友可以找来这部片子好好学一学。只要有坚强的毅力，有按部就班的科学方法，再有一点点运气，你或许也可以做到。
第四，称法行，就是时时处处都要遵循佛法的要求，以实践与义理相契合。这一项是带有总结性质的。
比照之下我们会发现，行入当中的随缘行是明显和慧能禅法两相契合的，而壁观却变成慧能极力反对的东西。我们往北方看，神秀却是壁观法门的继承者，而慧能这里所反对的“坐看心净，不动不起”的禅定修行正是神秀所传授、所倡导的。——现在我们说禅宗分南北，南宗慧能讲顿悟，北宗神秀讲渐修，这顿渐之别是南北禅法的根本分歧，其实我们会在后文发现：第一，顿渐之争早在慧能和神秀之前就有了；第二，顿渐之别在慧能和神秀这时候并不那么严重，甚至是不大明确的，两人的根本分歧就是这里讲到的坐禅和反对坐禅的分歧。在这个分歧当中，神秀是延续传统的一方，慧能是起而发难的一方。再者，严格来说，这也不能算是南禅、北禅的分歧，而是慧能一系和绝大多数佛教宗派的分歧，因为坐禅不止禅宗才有，前文讲过，天台宗的止观就是坐禅，其他宗派也讲坐禅，甚至在佛陀之前的印度诸多宗派都讲坐禅。所以慧能这番话看似针对神秀，其实打击面要远远大得多。
慧能批判坐禅，看上去是要彰显“直心是净土”，并且注重“当下”。天真烂漫、率性随心，摆脱一切执着之念，才可以当下解脱，得见佛国净土，这样一看，坐禅显然太过人为、太过执着了——腰椎病、颈椎病这些危险不说，要静坐不动地待上几个小时这得多大的毅力呀。慧能反对坐禅，是反对这种“刻意”和“着力”。就好像老师教大家写作文，别的老师都说：大家要多背漂亮词、多读范文，要知道记叙文六要素，要熟悉议论文的论证格式，天天都要写日记，有事没事都要写，写不出来也要硬写；慧能老师却说：没什么规矩，什么也不要背，有感而发就写一段，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现在问大家：哪种方法更能训练出好作文呢？
这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答案，但我想多数人会倾向于慧能的教学方式，毕竟我们都觉得有感而发、真情流露、不加雕琢的文章才有可能是好文章。但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第一种方法虽然很难培养出文章大家，甚至反而会起到制约文学天才的作用，但大多数人受过这样的写作训练之后都能写出虽然谈不上多好、却也中规中矩的文章，而慧能的教学方法虽然能让天才冒头，能培养出文章大家，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意义不大，一年级只会写流水帐的到五年级还是照样写流水帐。
所以慧能说，他的方法是针对上等根器之人的，这话真是一点不错。但这不意味着第一种方法就造不出大师来——老舍说自己练习写作的方法就是天天练笔，写不出来也要硬憋。
慧能批判坐禅的形式主义，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形式主义意义重大。比如，我在《春秋大义》里讲过儒家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搞仪式，仪式的意义甚至比义理还大。大家往往把义理放在第一位，说儒家讲仁呀，讲忠恕之道呀，乃至讲以牙还牙、九世复仇，却容易忽略儒家搞形式主义的礼仪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大的作用。
即便在日常生活里，形式主义发挥重要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你的性格比较内向，你想让自己更活泼、更合群一些，怎么办呢？你可以找心理医生咨询，可以买一些励志书好好学习，但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天天都穿运动装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个活泼的女孩子，刚刚找了份办公室工作，你想让自己的举止显得老成一些，同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天天穿西装套群上班。至于在宗教活动当中，形式主义的意义更加重大，甚至远远大于教义。好比说佛教吧，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佛经全都失传了，对寺庙里香火恐怕不会有一点儿影响，但如果修庙造像和各种开光呀、超度呀之类的仪式全不搞了，会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老百姓不会关心什么深刻的教义，只要有个神来拜就好了。就算你宣扬的是无神论，老百姓一样把你当神来拜。所以我们看佛教的历史，教义永远在变，高僧大德们永远在争论不休，只有烧香磕头是永恒的。
马和尚被怀让给说愣了，当即改弦更张，作了怀让的学生。这位马和尚就是后来禅宗赫赫有名的马祖道一，慧能的南宗禅就是到马祖这时候才声势大震的。现在心灵鸡汤类的励志书常说的一个词“平常心”就是从马祖道一这儿来的。马祖说的是“平常心是道”，这就是对慧能禅观的一个非常妥帖的归纳。
慧能禅法关注的是“当下”，再具体说，就是“当下这一刻”，吃喝拉撒、行住坐卧，以率真的直心度过每一个“当下”，这就是禅，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佛心，这就是佛国净土。对这一点慧能在后文还有说明，不过这里既然讲到马祖，就提一桩马祖的著名公案，这桩公案或许是对上述慧能禅观的一个有益、有趣的注解，大家也顺便看看自己能不能由公案而开悟。^_^
这个道理不大容易理解。人们往往把灵魂不灭、投胎转世这些说法当成佛教固有的理论，其实在印度这原本是婆罗门、甚至更早的理论，六道轮回也是，而佛教是以对婆罗门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明确反对婆罗门，其中反对甚力的一点就是婆罗门的灵魂不灭的观念。现在许多人认为的一些很核心的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佛教从古代印度的其他教派里“拿来主义”过来的，佛陀的原创思想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原创思想里，最核心的思想一个是“缘起”，一个是“无常”，一个就是“无我”。——在古代印度多如牛毛的教派里，只有两派是持“无我”观的，一个是佛教，一个是所谓顺世外道。
在佛教的观点里，一切物质、运动，都是因缘聚合的结果，本身并不存在实在的属性，这种“空幻不实”也就是佛家常说的“空”。为什么“空”？因为“缘起性空”。这就要谈到佛家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成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屏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屏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做“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励志式的世俗化的理解了。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便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个是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一个是否定主观自我的真实性。这里的“法”是说客观世界，“行”并不是行为的意思，而且早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一套理论了。按汤用彤的定义：诸有情各因为过去生命中所作业而遗留于心，因有种种潜伏印象，所谓薰习是也。薰习非如习惯，习惯限于此一生，而薰习则有常住之力量，不随此生终止而毁灭。而在有情之此一生所作，均可留有下意识诸印象，随相当因缘而复起作用，此则所谓“行”。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善恶是否有别容后再论），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厢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那些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这种“无我”观念虽然玄妙，却一来和佛教的业报轮回之说至少在表面上有些矛盾，二来实在不容易让人相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前两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你下你的雨，我走我的路，这就是不为外物所扰，不执着于外物。很简单，这就是慧能说的无相。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身无长物，垃圾桶里没东西，无可舍弃自然无可执着。只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有我之境”，如果换一个字，变成“一蓑烟雨是平生”，就接近万法一如的“无我之境”了。这大概是苏轼的性格和修养使然，他所传达的意思是“我就这样，谁能把我怎么着”，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情绪在里边。以人格修养和诗词艺术来看，这都是好的，我的评语是只谈禅而不论其他。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句很妙，正是所谓“念念无住”，心理活动随着身体的自然反映（酒醒）和外界环境的自然变化而自然流转，念念相续、念念无住。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回首”也非常自然，不是“惊回首”，也不是“蓦然回首”，只是自然而然、似乎毫无来由的一个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无念，风雨阴晴只是我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可以让我生出自然的反应，却不会沾染我那颗清净的心。
无相、无念、无住，这“三无”都在苏轼这一首《定风波》里。当然，假使苏轼复生，会不会认可我的解读，这得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