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对《旧山河》的笔记(3)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 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什么是侠？重信义？轻死生？振乏济困？这些都是道德涂饰；要说核心，还是韩非子看得最清楚：“侠以武犯禁”。侠一定是法外之徒，韩非子把侠列为五蠹之一，是有道理的。私刑与公法，总是一进一退，一个法制社会，岂能容忍民间的打打杀杀。但法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往往刺激立法者扩大干涉，去实现法的专制。 一个根本问题是，如果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有什么解决办法？自然是要求助于法律制度，在古代就是告状，拦轿，找清官。如果告状被打屁股，拦轿被踢屁股，清官虽有，却在开会，一时找不到，怎么办呢？第二个办法，就是忍耐。实际上，成熟的法律社会，公民多能忍耐他所认为的不公平，因为他对法制的信心足够强，不会因一两件事而丧失。司马迁受刑，心里是不服气的。他选择的是忍耐，把怨气留在《史记》里发酵。一部《史记》，写得最有情感的，是那些失败者。 不是有隐士吗？先不说隐士不是人人做得起的，就说真想隐藏吧，去哪里呢？我们从政治学中得到的教诲之一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没有自由人的。 实际上，便是在相当成熟的法律社会里，也可以想象出有几种处境，人不得不拿起凶器来保卫自己。明人张潮说：“胸前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种可怕的见解。但如果连读三天古书，见到这句话，就不觉得可怕，因为你正习惯着那种暴力环境。

多数时候，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相反，按照看法选择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