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修文对《体国经野之道》的笔记(2)

       在这里必须附带解释“封建”与“分封”的区别，这是近年来被完全混淆了的两个词。封建是封邦建国之意，所以凡封建必定有封土，即封邑或封国。所以周、汉两代实行的都是封建制，虽然性质有别。分封的含义比封建要宽，既包括有封土的封建，也包括无封土的虚封。秦代的确有分封制，因为有列侯、伦侯的名号，但又的确无封建，因为这些列侯、伦侯均无封土。今人多把封建与分封等同起来，以为秦既有分封，因此与汉并无区别。
       今人避免用封建制一词而代之以分封制的缘故是：自二十世纪初，历史唯物主义兴起，封建社会一词从日本舶来，用以称呼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日本人用中国的固有的“封建”一词来翻译 feudalism的结果。但这个词于欧洲社会是合适的，因为当其时欧洲正处于与周代封建形似的状态，但于中国社会却不合适。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除汉晋特例外，恰恰不存在“封建”状态，而是高度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形式，这样就出现封建社会无“封建”的怪事。说到底，用封建社会一词来规定从秦到清的社会性质是名不副实的。但中国大陆既习用已久，也难于取消，不但难于取消，倒过来，今人反而避免用封建一词来描述汉初的政治制度，而称之以分封制，结果导致了秦汉分封无别的错误结论。（P19）
       任何行政组织都要分成若干管理层次，每一层次有一定的管理幅度。层次和幅度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层次级数多，则每个层次的管理幅度小；反之，层次级数少，管理幅度就大。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也同样要分成若干层次，而且层次级数是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一般而言，层级越多，上下阻隔越远，政令不易贯彻，下情不易上达，中央政府也就越难进行有效行政管理。因此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要求有尽量少的层次，但受到管理幅度的限制，层级也不能随意减少。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沿革的核心就是政区层次级数的变化，这变化集中地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此长彼消的演变过程。按照层级的变化情况，可以将秦到民国初年的政区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八百年，政区从两级制变成三级制；第二阶段是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历时约七百年，政区重复了从两级制变成三级制的循环；第三阶段是元明清时期及民国初年，历时六百五十年，政区从多级制逐步简化到三级制，以至短时的二级制。（P21）
       在中央集权尚未高度发达的时候，实行三级制以及第一级政区幅员过大都是利于造成分裂割据的因素。（P25）
       因此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是：第一，不在州以上设置统一的高级地方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首长，而是把这一级的事权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监司；第二，不在州以上设置高级的单一行政区划，而是尽量使诸监司分路不相一致，形成一套复式路制；这两个特点表明宋代路的建置是先设官分职，然后再体国经野，恰与历来的传统相反；第三，各州依然保留向中央政府的直接奏事权。这三个特点的存在使路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最高一级行政区。（P32）

       宋代对地方行政制度所作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使地方各级组织互相牵制，尤其路一级组织事权分散、区划交叉，中心分离，没有单一的权力机构，单一的权力圈和单一的权力中心，也就失去了割据一方的地理基础。另一方面，宋代行政区划又是中央官员的分治区域，而不是地方官员的施政区域。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朝官担任，就削弱了地方分权的人事基础。（P33）
       元代层次复杂繁的政区体制，一方面是长期战争时期综合各种制度而成，另一方面也是少数族统治多数族的一种手段。元代民族矛盾尖锐，为了“镇抚”地方，行省与中央一样置有丞相、平章等高级新官员，负有军政、民政、财政方面的全部权力，成为中央机构的分治区域，所以元代文献称省的作用是镇抚，而不是牧民，也就是说，省的实质是行政型的军区。省以下各级区划的官员都只能层层向上奏事，不准越级上诉，控制十分严密。
       由于是异族入主中原实行统治，每级政区首长都是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所以分层虽多，并不削弱控制力量，而是加强层级间的监督。当然对于行政管理而言，层级越多，效率越差，上下阻隔太甚，影响地方发展。但统治者的最高目的是在求地方安宁，而不是求地方发展，在安宁的前提下能取得发展固然很好，若两者发生矛盾，则宁舍后者而取前者。（P37）
       所有高层政区都随着历史的进展，而幅员渐次缩减，数目次第增多，级别逐层下降，最后归于消亡。（P42）

       历代高层政区都是由非行政区，即监察区或军区演变而来，政区长官也由中央官员转变而来，亦即由虚入实。（P44）

       唐后期的道（方镇）则由两条线演变而来。一条是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区，这是以都督为军事长官，统辖数州的军务督理区。都督又例兼所驻州的刺史，实际上形成了州以上一级准行政区。唐代沿用这一制度，都督又因加节而称为节度使。另一条线是唐初按山川形便设置的道，后来也成为正式的监察区，道的长官是采访使。这两条线结合起来，以节度使兼采访使，就使方镇和道重叠而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P44）
       县以上政区的幅员则没有面积大小的明确规定，大致是以所辖县的数量作为大小的衡量标准。汉代的人俗称郡为“千里之郡”，指的是一个郡大约领有十县之地。三国时代的人称州为“万里之州”，也是表示一个州大概包含百县之地的意思。并不是郡非千里见方，州非万里见方不可，说到底，千里之郡与万里之州也还是间接以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两项指标来确定幅员大小的。因此在秦汉时代，南方的州郡幅员都比北方大得多，其原因就是南方户口少，而县的分布稀。
       两千年来，县级政区的幅员相对比较稳定，县以上各级政区的幅员都是变动不定的，例如从秦到宋，统县政区就有越来越小的趋向，其中有出于政治目的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有为了适应自然区域和经济开发状况等原因。因而不但在同一朝代中同级政区的幅员悬殊很大，历代同类政区的幅员也有很大的波动，尤其是某一朝代新创置的政区更有其特殊的幅员。（P48）
       明代扩大统县政区幅员的做法，可以说是接受了宋代积弱的教训。既然地方上的军权、财权都已收归中央，则适当地扩大府一级官员的行政事务管理范围，对于地方上的绥靖治安能力自有一定的好处。明代能维持长达二百七十七年的统一王朝的统治，与统县政区相对较强的缉乱能力不无关系。秦代以来统一王朝延续时间比明代长的只有唐代（二百九十年），在唐代后期存在藩镇割据现象，已算不得真正统一的王朝了。（P56）
       政区本来就是为着中央集权制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封建政权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条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客观事实。（P80）
       要之，宋、金两代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已发展了犬牙相入原则，但最根本的变化还产生在蒙元帝国建立之后。（P90）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分划，所以唐初的十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南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一千公里以上，纵向却只四五百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且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河东道阨于太行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与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志趣与唐代分道相反，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又要破除山川之险，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P92）

2021-12-17 15:09:49 1人喜欢 回应

       所谓“内”，指的是中央政府或中央集权，“外”则是地方政府或地方分权。在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偏重的时候，就被称为“外重内轻”，反之则为“内重外轻”。外重内轻可能引发割据分裂局面，促使统一王朝走向瓦解，这是汉、唐两代的教训；内重外轻虽无割据之忧，却使地方失去绥靖御侮能力，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就要导致亡国的危险，这是宋、明王朝的结果。因此古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轻重相维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失去平衡，不是向外重内轻滑坡，就是向内重外轻倾斜，因此历史总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当然每一个循环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吸取前代教训以后的提高。（P99）
       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也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燕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段长城紧挨在赤峰、阜新和铁岭一线以北伸展，可见辽东半岛和西南部在自然地理区域方面不属东北而属华北，不但是今人的观点，也早就是古人的高见，战国时期划分九州的方案中，辽东半岛都和山东半岛同处一州之中，不无道理。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和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辐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0℃），也是全年水分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所以在《晏子春秋》中记载了“橘过淮即为枳”的著名故事。由于上述原因，秦-淮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人吃米，北人食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
       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分界是亚热带和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今人争议最大，在北纬二十一度至ニ十五度之间波动，本文所引用的方案是极端南界（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方案。其他方案此线大致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古人没有具体纬度的概念，但对南岭一线南北气候的显著差异却有明显的感觉。“岭上著梅未”的诗句透露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秦始皇征服南越，建立岭南三郡后，中原人来到两广地区，马上就发现了“北向户”现象。所谓北向户指的是夏天太阳光可以从北边窗户射入屋内，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特有现象，古人大略把它当成是岭南地区的特点，因此视南岭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由于长城、秦岭-淮河及南岭三条界线，在自然地理区划方面极其重要，因此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划分在元代以前也几乎不跨越这三条线。（114）
       西汉的郡既与自然地理区域不合，东汉以后则愈甚，因此大致可以说，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和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这一情况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后才有了变化。（P124）
       如果我们从秦到清作一回顾，可以发现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这似乎也是一种循环往复。（P140）
       所以在南北不同的地域中，政区幅员的减小速率是不一样的，南方政区幅员的减小速度要快得多，与之相应，南方的政区分布也就越来越密。因此，不同地域的政区分布稀密的变化，实际上是体现经济开发程度和经济重心转移的一项重要指标。（P147）
       统县政区的分布由秦代北方是南方的二倍余，到隋代南北大致相等，中间隔了八百年；之后，又过了一千二百年，到清代中叶，南方的统县政区变成将近北方的两倍。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高层或准高层政区也经历了几乎雷同的变化，两汉时期北方的州是南方的两倍有余，到唐代来到一个转折点，南北的道是一半对一半，而到了明清的省，南方又是北方的二倍了。这种逆转过程正是经济重心转移的真实写照。（P154）
       不但大规模的移民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连规模较小的迁徙，也可能导至新政区的出现。例如唐代开元十年，在西北庆州增设了怀安县，该县就是因为检括出当地存在许多外来逃户而设置的。逃户也是被迫移民的一种形式，农民因为不堪官府重压，四出流亡。怀安县地处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的深山峡谷之中，逃亡的农民起初一定以为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结果却仍不免被纳入怀安县中，无法摆脱苛政的统治。县名怀安，显然取怀柔安辑之意，倒真是一个不小的讽刺。（P159）
       明代以后，一改按户口分等的办法，而以缴纳钱粮的数额来分等。明初吴元年定县三等，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六万石以下为中县，三万石以下为下县。本来县有差等，官有品级，上、中、下三等县的知县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和从七品。后来全部改为正七品，后人谑称知县为七品芝麻官就是这个道理。早在三国时期，曹魏定九品中正制，就分县令长为三级，分别为六品、七品和八品，到明代オ统一为七品，其间相隔已有千年。自秦汉分大小县，县令长地位与县的等第一直存在对应关系，至此时两者才完全脱钩。（P173）

       从简单的大小县发展到复杂的冲繁疲难，说明中央政府对县级政区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控制越来越严。到清朝吏部任命知县完全根据该县是四字、三字、二字、一字或无字的不同来分派。两千年的分等标准有几个回合的反复，从秦到南北朝主要以户口分等，上中下三等或九等不过是大小县的明细化而已。隋唐至宋在户口之外又加上政治等因素，元明则回到纯粹的经济因素，清代则是前朝各种标准的综合。（P173）
       隋代统一北方之初，三级制未废，州郡两级都各分九等。高层政区的分等至此为止。唐以后的高层政区，无论方镇（道）、路、行省皆未再行分等。（P179）
       所以部都尉常设立在新开辟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便为设置正式政区的郡作准备，也就是说先用临时军管的办法，保持当地的故有习俗，免征赋税，待到条件成熟时，再设郡。相反，当设郡不利于有效的统治管理时，正式的郡也可退而为都尉治。（P185）
       因此唐代都护府名称虽一，而实质各异，大抵在汉化程度较深地方，都护府已是正式政区，其次则保留监护性质，对所辖少数民族仍以故俗治理；第三种则大抵只是挂名而已，没有真正的管理效能在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唐代疆域都不如汉，但在西域地区唐代的版图却超过汉，并比汉代的统治更为深入，这不单是唐代国力鼎盛的缘故，也是十六国时期以来长期经营的结果。公元四世纪中期，前凉已在今新疆吐鲁番设置高昌郡，隋代又在哈密设伊吾郡。唐代改这两郡为西、伊二州，然后更向西北建立庭州，北庭都护府实际上就是庭州的后身，其所辖四县之一的轮台县，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市。（P188）
       以军事行动范围作为行政区划也有现代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六大行政区也是根据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野战军的作战区域划定的。但这也是临时体制，三年以后，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不再作为一级政权，只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大区实行领导和监督工作。又过一年半，在1954年6月，为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减少组织层次，大区一级机构完全撤销。（P202）
       历代同一名称政区演变的趋势不外这么几条：①前代幅员大者、等级高者，后代削而小之、降而低之，如州从高层政区降而为统县政区（郡级政区），再降而为基层政区（县级政区）；②前代区划之虚者，后代改而实之，汉代的州，唐代的道都由虚化的监察区变为实在的行政区；③临时之措施变为正式的制度，行省制度本为蒙元初期的战时措施，用以统治被征服地区，由于征服过程太长终成定制；④局部的制度变为全局的制度，唐代节度使本来只设于边区，安史之乱时，边境内地遍设节度使，使唐后期的方镇和道融为一体；又唐代只是首都和陪都称府，宋代凡是与皇帝有关的纪念地都改为府，至明代府已成为郡级政区的通名。
       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话来为两千年的政区沿革特点做个小结，那么不妨这么说：凡有创设必有指导思想，凡有改革必有一定原因，凡有变化必是渐变而非突变。（P216）
       从秦代到民国初年，行政区划的型式都是地域型政区，我们上面所说的两千年来政区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化，就包含了这一重意思。所谓地域型政区，意思是说，下一级政区是上一级政区的地理区划。以清代为例，省是国家的地理区划，府是省的地理区划，县又是府的地理区划，有如大环套中环，中环套小环，每级政区都有相当大的地域范围，是面状的政区。
       地域型政区是农业社会的特征，因为大片的田野和分散的人口，必须用等级不同的区域来划分。但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政区型式起了质的变化，城市型政区应运而生了。这类政区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大，工商业经济发达，地域范围较小，与地域型政区相比呈点状。城市型政区的产生标志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政区型式在中国酝酿了太长的时间才终于问世。（P217）
       历史上指导行政区划分界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依山川形便，二是犬牙交错。前者从经济目的出发，后者则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以防止发生割据。两条原则的交替使用，形成历代的政区边界。（P227）

2021-12-17 15:11:46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