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修文对《亦師亦友亦敵》的笔记(1)

筆記

       由於使用了表意的漢字來表示，「中華民族」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只能是「漢族」的另一個代名詞。因此，即使日後「中華民族」被擴大解釋為包括少數民族集團的所有國民，也無法讓少數民族消除自己受到歧視的印象，而追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使用漢字的漢人自身受到了「中華民族」一詞所直接傳遞出來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血統血緣符號的影響，而無法消除「漢族才是正統國民」的思想。近代中國盛行的漢奸論，就是其明證。
       強調血統，血緣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所以從實質上來說，中華民族論就是一種血統論的民族論，或者說，就是一個種族論。
       二十世紀初的近代中國思想家們之所以能夠注意到共同的血統血緣關係在強調統治正當性上的作用，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國族」的主張，無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啟發。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方法，就是形塑一個國民在地理、文化、血緣上高度重合的共同體，其中最受到重視的就是共同的血統血緣關係以國體論的興起為標誌，在清國留學生開始來到日本之前的十九世紀末期，以血缘民族論為基礎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已經成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
       由章太炎的思想可以看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讓漢人的民眾所接受，是與通過對歷史文明的比較，製造出文明水平高的「漢族」遭到了文明程度低的野蠻民族集團侵害的話語，從而強化了漢人的被害者意識所分不開的。「支那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胄，亡於彼游牧水草之民，既為世界歷史中所僅見」，民族的鄙視中包含著文化上的歧視，也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
       儘管相近相接當年可以成為中國以日本為師的地利，但是由於中國是在向同樣提倡民族主義的近代日本學習近代民族主義，所以這種地理條件也會讓中日兩國變為敵對的關係。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道路上，日本注定會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師、之友衍變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敵，孫中山當年也許已經意識到這個結局。
       眾所周知，在活躍於二十世紀之初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革命家、思想家和近代國家制度的設計者中，我們實在難以找出幾位具有在西方學習或者與西方思想家、政治家，抑或是在野的、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物有撾直接接觸的經驗，但是具有此類日本經驗的人物卻比比皆是，而且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中也具有鮮明的日本經驗烙印。顯然，只有西方經驗的背景、只認西方思想價值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無法科學地、合理地解釋中國近代的思想進程，甚至不能看出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思想的本質。筆者一直主張，要想真正理解中國的「近代」，必須具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視點：其一為中國進入近代國家時期之前，最後一個王朝的最高統治階層是一個非漢民族集團；另一是中國清末民初的許多革命家、思想家以及中國近代國家制度的設計者，大多具有流亡和留學日本的親身體驗，因而在日本（而並非在其他國家）接受了建設近代國家的思想。以上兩個視點，事實上又被「民族主義」的思想所連貫：清朝政府實行了「民族」歧視的政策，革命家對於清王朝這種「民族」歧視的反感和反抗，最終演變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的「革命」；而這個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民族革命」的理論和正當性根據，正是借鑒於鼓吹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近代日本。中國建設「民族國家」行動也著實得到了許多日本人的幫助，以孫中山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國家」思想影響的革命家們，在實際的生活層面也與許多日本人發生撾非常密切的關係。然而，幫助中國進行「民族革命」的絕大多數日本人事實上正是出於日本的民族主義動機，近代日本更是時刻沒有忘記日本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因此，中日兩國的近代交往，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段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