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保鸡丁对《孔教与国家建构》的笔记(9)

广东省城的善堂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东西，而是晚清时伴随着外贸商人崛起而产生的，康有为的文章里就提到广仁善堂是“壬辰年（1892年）”才建立的。如果要按传统的儒教伦理，商人原本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但也许恰好是这样的情况让他们更有动机去搞点慈善，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既是在中华帝国，也是在殖民地，广仁善堂的很多创始成员本身也是东华三院管理层成员。

一百多年后，赵国还是充满了梁启超辱骂的傻逼。

这也是晚清以来一直萦绕在很多中国人心中的“大分流到底是为什么”的先驱吧。黄遵宪在这里比较强调时代误置，但我看来并不全是这样——正如20世纪80年代赵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看到的“美国精神”并不全是时代误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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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萦绕到今天的周秦（或曰儒法）斗争的雏形。这类斗争的“名”往往取决于论者认为契丹的哪些东西是坏的，这些坏东西在传承上又属于哪一家。

一般民众眼中，孔子即使是在“举业昌隆”这个业务领域大概也比不过一些类似的神灵（例如文昌帝君或关公——本段中提及的成功案例印尼孔教，其文庙就是用文昌祠改建的），要说孔子崇拜，我感觉越南的河内文庙倒还算不错。

印尼孔教我查了下，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录得超过300万信徒，但2018年的普查数据是7.2万人，即使是在华人群体中也非常少。我的猜测是，在历史上印尼孔教人数众多的重要原因是潘查希拉里面包括了“Ketuhanan yang Maha Esa（信仰独一的神）”换句话说就是反无神论，所以华裔不得不给自己“寻找一个宗教”，有人投了基督教，有人依靠于孔教。但冷战之后，印尼民族主义在这个方面的警惕性就下降了，印尼孔教因此就会衰弱。

而东南和海外（主要也是东南人后裔）的那些“缝合怪宗教”——例如以扶鸾写善书为代表的台湾鸾堂——硬要往儒教/孔教身上靠是有点勉强的。

这历史发明，虽然很离谱……但又觉得他们好歹是想要附会民主、自由的。

想起了《建党伟业》里顾维钧的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虽然当代人的考证发现顾维钧没说过这句话，但这个认知在当时的中国的知识阶层里可能是比较普遍的。

大体上同意，我个人是把“宗族活动”分为灵性（回答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力（抱团武斗）、财力（族产）三个主要层面来看。没错，我相信绝大多数“复兴的宗族”都是灵性层的，无论是重整族谱还是修复祖茔、宗祠，其实主要都是在“缓解死亡焦虑”这个灵性层面，这一点我认为在中国还是相当牢固的。

在一些“农业的农村”，人力层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人们对于“华北农村里的恶霸”的想象（董志民）大致就从这里来。

少数例外就是珠三角农村，又尤其是近郊农村，他们的宗族复兴当然有“传统”的因素，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未能彻底开公社化倒车，使得农村的土地（以及一部分其他资源）在制度层面只能以村为单位“公有”，这就让宗族要么和村委会/村经济联社基本重叠（单姓村），要么成为村委会/存经济联社竞选中的voting bloc。这两种情况下，宗族的复兴都是财力层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