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ieWah对《言论的边界》的笔记(3)

CharlieWah
CharlieWah (Thy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在读 言论的边界

言论的边界
  • 书名: 言论的边界
  • 作者: [美] 安东尼·刘易斯
  • 副标题: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 页数: 198
  •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 出版年: 2010-5
  • 第19页 2 “恶毒的或者卑鄙的”
    《反煽动叛乱法案》(1798年)明文规定,发表、出版“虚假”(false)言论方可构成犯罪。基于这一规定,主事者宣称该法是对普通法中“煽动性诽谤罪”(源自英国)的人道主义的改良。因为,依据普通法,即使批评属实也不足以构成无罪辩护。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并无根本差异。法官要求被控违反《反煽动叛乱法案》的嫌犯承担证明自身言论完全属实的责任;而事实上,被告之所以遭到起诉,正是因为其言论的观点问题——观点本身是无法证明真伪的。 联邦党人称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仅仅规定了不得事先限制,而《反煽动叛乱法案》确立的是事后惩罚。 阿尔伯特·加勒廷回应:“声称惩罚某一行为却又不是在限制做这件事的自由,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荒谬的。” “即便所言为真,出版商们也会担心他们不能达到令法庭感到满意的真实程度,而不敢披露真相。” 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审理过程中,最高法院指出,“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 麦迪逊:“言论和出版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 “自由检查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人民自由沟通的权利——这是其他所有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 “自由检查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道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前提,称为“麦迪逊前提”。
    引自 2 “恶毒的或者卑鄙的”

    压制的重要案例: 一、1798年,联邦党人因大肆宣扬“法国恐怖论”以证明《反煽动叛乱法案》的正当性。 二、20世纪,国会通过大量法案清查被怀疑是共产党分子的公民。 三、21世纪,因为“反恐战争”的出现,布什总统成功地说服了国会剥夺“好斗的敌对分子”的合法权利。

    麦迪逊在给副总统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内自由的丧失,被归咎于为了防范来自国外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究竟是真是假,这种情况可能会普遍存在。”
    引自 2 “恶毒的或者卑鄙的”
    2012-12-25 14:34:18 1人推荐 6人喜欢 回应
  • 第29页 3 “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

    二十世纪初:

    被视为有违公共福祉,即使是真是陈述,如若造成社会危害,仍将受到事后惩罚,比如贬损司法效能之权威。 《反间谍法案》(1918年)规定“散步、印刷、书写或发行任何对宪法、武装部队、军队制服以及过期不忠诚的、亵渎的、下流的或者辱骂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 霍姆斯大法官又提出了“造成明显而即刻危险”(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概念。认为合众国有权惩罚“那些制造或者意图制造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从而将引发迫在眉睫的危险后果的言论”。关键限定词是“迫在眉睫”(imminent)和“刻不容缓”(forthwith)。 纽约州联邦地区法官汉德:“在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宪政国家,意见的自由表达是权力的最终来源。”这是有关政治合法性的卓越的有力论断。 霍姆斯大法官在艾布拉姆斯案反对意见中写道:“所希望达至的最终的好善应该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换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竞争中让思想本身的力量为人们所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够安全实现其愿望的惟一基础……这是一场实验,正如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当这一实验成为美国制度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就应当警惕,防止试图钳制我们所痛恨的并确信是罪该万死的言论,除非这些言论如此迫在眉睫地威胁到立即扰乱法律的合法的和迫切的目的……” 1925年吉特洛诉纽约案,多数法官第一次表示第十四修正案(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可以将第一修正案适用于各州。 霍姆斯大法官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判词中写道: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才能抵制有害思想的传播……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不鼓励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危险的。恐惧滋生镇压,镇压滋生仇恨,仇恨将威胁政府的稳定……理性的力量通过公共讨论才能产生,才能被信仰;而唯有这种力量,方能打破由法律这种最为激烈的强制命令所造成沉默。先贤们意识到,多数人的统治有时会带来暴政,于是修改联邦宪法以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 “仅仅因为担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并不能证明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正当性。(这种行径犹如)人们害怕巫婆而烧死妇女……” 霍姆斯大法官对于合众国诉施维默案写道: “如果宪法中存在一条相对来说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则的话,那么,它非思想自由莫属。——不是为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的思想自由,而是为那些我们所痛恨的思想的自由。”
    引自 3 “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
    2012-12-25 15:00:34 3人喜欢 回应
  • 第45页 4 定义自由
    先辈们用心良苦地写下了一条宽泛的修正案——用霍姆斯大法官在艾拉姆斯案附议中的措辞,这是一条“全面禁令”(a sweeping command),要求后人将它对于自由的广泛支持使用到各种具体情形中去。 “我们努力解读第一修正案的文字,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重新立法的行为(a constituent act)——(这种情形)和解读联邦宪法一样。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生命体,这一生命体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为那些天才的‘宪法之父’(its begetters)所预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案件必须要按照我们所有的经验来加以判断,而不是仅仅根据一百年前怎么说就怎么办。”
    引自 4 定义自由

    关于事先限制的标志性案例:尼尔诉明尼苏达案(5v. 4)

    当局仅有权阻止”军队出发日期、人数和驻地“等信息的发布。这被称为”尼尔例外“(Near exception) 布莱克法官写道:”唯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新闻才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管理中的黑幕。在自由媒体承担的所有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防止政府机构欺骗人民……把他们送到遥远他乡,让他们死于外邦的高热病或者流弹……在揭露政府发动越南战争的决策时,新闻界的所作所为正是立国先贤希望和托付它们做的。“
    引自 4 定义自由

    关于事后惩罚的标志性案例: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6v. 3)

    根据许多州法,诽谤案的三条传统规则: 一、出版商承担举证责任(至今保留在英国法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报纸在卷入诽谤官司后经常放弃或者寻求和解的原因) 二、“推定伤害存在”,只需显示被指控的出版物致使原告名誉受损即可。 三、“推定出版商有错” 布伦南大法官认为,政府官员们不能从他人对其官方行为的批评中获得诽谤损害赔偿,除非他们能证明被告明知其损害性表达虚假而故意说谎,抑或“全然不顾”(作者或者出版商知晓其表述很可能就是虚假的)其真假与否而鲁莽行事。 沙利文案明确了“原告想要胜诉则必须证明诽谤不实”的规则——并且还需证明所述不是系作者或出版商的过错,而非仅仅出于某一无辜的失误。 最高法院进一步发展了沙利文案的判决,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公众人物”(包括社会名流,比如影视明星,或者那些在热点议题上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举例而言,在本地城市规划讨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精英分子),若要赢得诽谤侵权的损害赔偿,就必须证明刊出的文字属于故意的或者完全放任的虚假陈述。 2006年,俄罗斯刑法典增加了一条新罪名,规定凡“公开诋毁对俄罗斯联邦富有国家责任的人”均构成犯罪,处以最长三年的有期徒刑。
    引自 4 定义自由
    2012-12-25 21:04:36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