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对《中国经学史十讲》的笔记(2)

雪堂
雪堂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读过 中国经学史十讲

中国经学史十讲
  • 书名: 中国经学史十讲
  • 作者: 朱维铮
  • 页数: 295
  •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02-10
  • 第82页
    从秦帝国建立到清帝国灭亡,朝代更迭虽多,政权分合虽频,共同的统治形式都是君主专制,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的关注焦点便是如何保证这个专制体制稳固与扩展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西汉中叶后即司马迁首先提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P2) 从中世纪统治学说史的角度清理文献,以期通过体现时地人事诸特征的相关著述,历史地再现中世纪经学的文献行程,在目前更有必要。(P4)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间,经学研究出现了由近及远地否定传统经学诸形态的“倒演”过程。(P5) 经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学说应从公元前二世纪晚期算起,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学地位。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P8) 在战国时代,自称孔学的真正继承者的,至少有孟轲和荀况学派,则是确凿的事实。而孟学、荀学,都不同于真孔学,也是确凿的事实。因此,我认为对“孔学”的概念,应作限制“孔学”的涵义,应特指孔子本人关于他的思想、道德和伦理学说的申说。(P8-P9) 本世纪初,章太炎作有《原儒》,指出“儒”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就存在,先是泛指术士,再指礼、乐、射、御、术、数以“教民”的知识分子,到孔子自称为儒,这个概念才缩小为“私名”,变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一派学者的专称。……我认为,“儒学”的概念,自始就比“孔学”的概念宽泛。在孔子以后,儒学虽然变成“私名”,即自称“宗师仲尼”的学说,才有资格称为“儒学”,但如果我们承认《庄子》所说“名者实之宾”具有真理性,那就不能否认自称真孔学的儒者,却不可用章太炎所说的“私名”加以涵盖。为什么呢?就因为孟荀以后的儒学,同孔子学说的距离愈来愈远,反而接近章太炎所说的“达名”或“类名”的缘故。因此,先秦自称继承真孔子的八派,尽管学说各执一端,都可自命为儒学。至于佛学入华和道教建立以后,一切非佛道的学说,都可自称为儒学,那更是人们所熟知的。(P9) 经学:它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具体地说,它特指西汉以后,作为中世纪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因而,倘称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它曾经支配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当时政府承认并颁行标准解说的“五经”或其它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因此,所谓经学,范畴较孔学为宽,较儒学为窄。如果孔学与经学不分,或者儒学与经学不分,乃至混三者为一义,那需要概念清晰的学科,诸如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当然会构成障碍。(P9-P10) 儒学与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和回声。(P82) 从这次指名排斥的对象,突出黄老、刑名二家,可以证实所谓罢黜百家就是罢黜黄老,刑名即西汉法家属于同黄老有亲缘关系而遭受株连的一派。如前所说,董仲舒的对策,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前134年)这次招贤良中间的产物。由于田蚡早已选择用儒术取代黄老术作为统治学说的形式,因而倘说董仲舒对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就是说替一种由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冲突中间产生出的实际事实编造幻想,如此而已。(P82) 即使就田蚡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也不能过分估计。它在当时的影响,只限于官学范围。当然,把文化教育的权力,交给经学家垄断,对中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长远影响,决不可低估。但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P82) 至于公孙弘、董仲舒,当然是儒者。但拿他们的言行同孔子相比,那差别恐怕比黄老学者与老子见解的距离还大,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推崇亚里士多德为神圣的情形一样。此点属于别一问题,兹不具述。P83)
    2012-08-27 16:17:44 2人喜欢 回应
  • 第211页
    周予同将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他说: 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政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P221-P222) ……周先生自己也指出,详密地说来,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与东汉原始的古文学有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与西汉原始的今文学有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也有不同。(P222) 既然孔子问题是经学各派分歧的焦点,那么研究孔子的真相,显然是必要的。 为什么孔子问题总得不到完全解决呢?周先生认为:“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譬如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周先生他很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中国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P223-P224) 周予同先生同样憎恶理学家高唱的“道统”观念,更其讨厌他们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说教。(P232) 同“道统”说的传统见解相反,周先生认为朱熹和他的先驱者,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不是继承,而是剧终;所谓宋学,其实是经学怀疑派之通名。怀疑经学所以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在周先生看来,消极的原因有不满于训诂义疏考完思辨的道路,有不满于所谓纯文学的“玩物丧志”;积极的原因则有道家和方士的思想影响,但最有力的刺激和影响则来自于佛学,因而宋学可叫做“儒表佛里”之学。(P233) ……这些见解,似乎并不新鲜。清末皮锡瑞便已说过宋朝是“经学变古时代”,宋儒对汉儒说经多所怀疑;章太炎更曾指出理学开始于调和儒佛的愿望,到程朱形成宗派,特点就成为“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但他们都还把理学看作儒家的宗派,周先生则以为这种儒佛混合的产物,已脱离了本来意义的儒家的轨道。 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 就是说,在宋朝学者那些枯燥乏味的儒家语言的背后,隐藏着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否定,思辨代替了信仰,理性冲击着感性,个性的存在被承认了,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再是对伦理道德的教条作神学的训释,就是说出现近代意义的哲学。(P233-P234) 正因为如此,周先生认为,如果说汉唐经学代表着“道统”的话,那么理学所起的作用,恰是对这种“道统”的破坏,使它失去了昔日头上笼罩的灵光。他从这里引出一个基本见解,一个同清朝以来流行的宋学批评相反的见解,那就是在中国经学史上,宋学比起汉学来,非但不粗陋,反而更少神味,更多具人味,因而宋学实有其特殊贡献。(P234) …… 由于宋学家最终没有跳出经学的框架,便给他们的经传研究带来其它的严重谬误。周先生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删改经书以强证己说。(P237)
    2012-08-28 07:32:06 1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