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希撒一世对《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10)

哈雷希撒一世
哈雷希撒一世 (卡菲迪利亚大公国=。=)

读过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 书名: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 作者: 费正清 主编
  • 页数: 986
  •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出版年: 1998-7
  • 第565页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
    有些问题以及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解释苏联共产党关于中国与日本问题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决议案。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26年3月25日通过了这项决议案,一个星期后,政治局予以正式批准。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对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公约》后的帝国主义的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联。苏联需要一个持续的稳定时期,而中国革命也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谅解,以保证日本和苏联在满洲的地位,必须“接受南满在近期仍由日本控制的事实”。这种妥协政策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认可。但鉴于中国队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为要国、共两党接受这个方针是困难的。对于这种“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做谨慎的准备,使中国的各种革命力量,不会错误地解释成“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委员会认为,为了正确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和反帝国主义影响。
    引自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
    2013-06-14 09:10:00 回应
  • 第715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商埠的概念,也合乎作为航海国家的中国传统——这种传统,与占主导地位的内陆帝国传统一样也确实一样存在,现代资产阶级是被嫁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的。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33:13 回应
  • 第719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首先要抛弃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其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就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不可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为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这样的理解资产阶级,会把资产阶级与大体上仍然是农民和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混为一谈。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33:51 回应
  • 第725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意义上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那么,地方士绅们看到其权力已经建立起来,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34:17 回应
  • 第729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及其少数追随者了。在拥有强大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旧式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联盟压力下,孙逸仙被迫妥协,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 尽管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但整个国家的命运仍决定在内陆的军事和官僚政治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控制整个国家。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34:55 回应
  • 第731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后,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独立。上海也卷入了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了讨袁军总司令。是公开反对讨袁运动,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商人们对此犹豫不决。总商会拒不批准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其所之资金。商人们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讨袁军与重新占据江南制造局的袁军之间的战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商人们一个集团的私利,就如此简单地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反对,毋宁说是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的作用。正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一样,资产阶级的支持革命,对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35:50 回应
  • 第733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面对一个虽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难于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商人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努力去加强自己地理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借(居留地)扩展到下关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居住的一些社会名流,则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保护,用一位外国侨民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寻求“我们自治暴政的保护”。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36:28 回应
  • 第795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把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的宣扬其都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西方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接触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个角色最有名的人物。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19:53:23 回应
  • 第798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了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民族复兴浪潮的威胁。这个民族复兴曾是资产阶级所鼓励过的,但是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个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北伐军占领,英国被迫放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20个交给了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借还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代之以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级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的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三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5名华董。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的解释,有时将其干脆置之不理,外国人也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外国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销蚀了其获得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 ······ 实际上,1943年日本闻知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将收回租界,特提前数日,将英国在中国租界移交汪伪政权,改为汪伪政权下的特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按接收汪伪政权接收了各特区。所以中国抗战胜利后,没有举行接收租界的仪式。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20:03:41 回应
  • 第804页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看,可不可以认为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对其临时的放松,从而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呢?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我们也许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与技术官僚和管理者阶级形成的同时,与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官方的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个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引自 第十二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2013-10-27 20:04:2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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