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希撒一世对《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的笔记(18)

哈雷希撒一世
哈雷希撒一世 (卡菲迪利亚大公国=。=)

读过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 书名: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 作者: 费正清(编)/费维恺(编)
  • 副标题: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1912-1949
  • 页数: 1124
  •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出版年: 1994-1
  • 第5页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7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年有2—2.5亿人,而在1850年为4.1—4.3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 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世纪中期,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队,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1 第三,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共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1949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14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进一步提出,在19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迹象。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17 对剩余如何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作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否有剩余,中国在1949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的榨取。 19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 22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使用。这种做法使弱小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既加重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加重了世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更加贫困。 所有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国本国商业发展的水平。这些理论并没有说明,当对外贸易和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很不重要时,外部因素怎么能有这样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20世纪,国内市场仍然没有完全成为一体,许多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进行生产,虽然这个地域连接别处的市场。合乎常识的结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因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外国企业往往既阻碍又促进中国工业,如在烟草工业中,促进了某些方面,却又阻碍了其他方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主要依靠外资进行的铁路建设都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尽管这些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的各种条件下修建的。在农业产品仍在本地消费的地区,对外贸易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要认识日益卷入世界贸易可能产生重要的反响,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经济依赖为前提。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出口贸易造成的对韩江流域商业的刺激,或者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暂时短缺所引起的广东海丰县甘蔗生产的短暂兴旺,②表明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城市。 27 从本世纪第三个10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30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侵者的摧残。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32 不平等的垂直关系证明对双方都有利,部分地是因为——如在中国其他等级制中一样——这种关系把相互依存和互利原则结合起来。例如,在19世纪,标准的做法似乎是地主在坏年景豁免地租,有时多次同意部分支付,正像政府豁免田赋一样。儒家的教导鼓励“道德经济”,即上层阶级的消费和营利应受到约束,而农民则应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对地主和国家的义务,在这个价值体系内,农民会接受似乎体现“正义”的安排。因此,民众对非正义的理解变得重要起来。 1800年至1949年之间,在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变化中,我们看出了某些一般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众中的好斗精神、尤其是始于贫困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长期匪患都是例子。②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30年代和40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39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的活动。16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19世纪初,妇女在海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44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 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但是,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1813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 46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富人。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50年后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 义和团同白莲教有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48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1929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
    引自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2014-04-01 23:51:14 回应
  • 第5页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51 中国从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才开始研究。 52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规划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为异族统治很好地树立了种种范例,以致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对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诚上,而不是表现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上。基本上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把上层阶级的利益与君主国家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间的桥梁,有助于维系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他几种基本安排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第二,政府接着采用的田赋及其他政策,促使华北大庄园解体和抑制了南方地主的势力。这两种政策意外的结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政府愿意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也愿意支持一个一般能照顾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时期逐渐形成的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第三,初期的满族统治者保持低税,供养的官僚比较少,所需经费不多,并且未深入到县以下。这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策,为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所支持,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这项政策符合他们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机构规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驿站系统的弥补,官僚的报告由集中到皇帝的个人情报收集网加以补充。 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绕过了、而不是直接面对越来越发展的行政不深入的问题。18世纪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认真的尝试,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供适当的经费,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得不缓慢推行。到18世纪末,人口现状使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陷入大混乱。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扩张,超过了官府监督民众或提供必需服务的能力。仓廪制度的崩溃是一个征兆。在这些情况下,官府不能总是不变,正式文官的数量相当稳定,大约为2万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职,但是为人数多得多的低级的胥吏、听差和有公务的私人仆役与较高级的私人秘书所补充。胥吏的数量因县的大小而异。政府为控制这类次官府人员和秘书的数量和活动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级职能人员去执行必要的公务。在整个19世纪,捐纳增加了虚拥功名者的队伍。在19世纪后期,由于增加了专办外交、商务、工业或军事的官吏,由于经常雇用办理官方事务的委员,由于增加了新的专务公署,文职官僚进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20世纪第一个10年实行新政而急遽提高。 特别在19世纪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赋附加税来调整财政,并且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1753年和1908年之间约增加了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19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大其职能。1900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19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败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腐败,已经牢牢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不能肃清腐败。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败并没有严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18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在19世纪初,由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腐败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19世纪大部分期间,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19世纪的严重危机。即使如此,19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60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19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17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 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新观念结合起来。 64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 67 袁世凯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1916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权威总崩溃”。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69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中国统治者凭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势。但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清朝在国际上的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注释4: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原因或意志。 71 在如此不利于多党制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政党沿着两条交叉的路线发展——一是作为灌输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孙逸仙早年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政治行为。在这个观念的背后,存在历史悠久的孔孟信条,即伦理教导和楷模的力量导致美德和善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维新派与革命派已经一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物必须训练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众作为公民积极地参与新形式的国家政治。到了1914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这样,甚至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尚未在俄国实现并移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它的专政准备了条件。 由政党垄断灌输和动员民众的主张,如果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就具有空前的控制潜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虑的利害和忠诚之外,不受任何检查,那么,现代运输、通讯和火力的技术与现代灌输、操纵和控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就开辟了20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20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并力图消灭对方。 72 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官僚间彼此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特别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75 20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综观整个历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中国则随处可见。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19世纪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是1842年至1943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于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关于在中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引自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2014-04-01 23:55:18 回应
  • 第77页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78 清朝对蚕食的反应的某些模式,或许可被视为一切围绕帝国边界。首先,清朝的边境贸易从属于战略利益,因为在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亚洲腹地边界的控制,对中国中心地区的安全曾经是必要的。外国商人尽可能地被限制在边境的商业中心里。因而17世纪90年代俄国人被赶出满洲,1727年后被限定在恰克图贸易,偶尔才有商队被允许前往北京。同时,因为19世纪早期英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1835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19世纪40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 80 1860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19世纪中期后众多外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19世纪90年代,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它的基础。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之中。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中国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收。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1911年7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84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政治的边缘。1890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年,从1908年起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坏性影响。1924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从1923—1924年度的340万卢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 2200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杨督办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93 第一,间岛地区:这个边境地区曾形成传统的、没有标记的中朝边界。到1905年11月,当日本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它派军队进入间岛地区,宣称拥有领土主权。然而后来日本把该地区让给中国,而这一地区朝鲜居民的权利则得到1909年9月关于间岛的中日条约承认。但随着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化,许多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迁到间岛,因而这一地区变成朝鲜反日运动的基地。 日本的二十一条 96 日本已经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务省试图通过在北京的谈判稳定中日关系。这种努力,被未来几十年将会损及日本对华政策的那种独立军事行动所削弱。战场上的军人比外务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对侵略分子的专擅行为普遍接受,并纵容了他们。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对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战,是满蒙独立运动。一个曾参与清朝警察改革计划名叫川岛浪速的活动分子,已经与满族贵族成员发展了亲密的私人关系。1911年革命期间,川岛和一群日本军人密谋使满洲和蒙古独立,并劝说满族肃亲王(善耆)领导这次行动。根据计划,肃亲王离开北京前往关东租借地的旅顺,于1912年2月2日到达。但由于日本外务省一再向军队提出抗议,肃亲王被迫脱离这次运动,并隐居旅顺。他的女儿与川岛结婚(金壁辉,即川岛芳子,川岛浪速养女,并未与川岛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处死。) 100 按帝国主义的先例来看,二十一条并不包含什么新东西;除满洲租借地的扩张外,它们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国更有地位。它们符合列强在华所获特权的顺序,也没有直接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或直接与贸易方面“门户开放”的总原则对抗。日本人把第五号“希望”,看作是给予他们的同胞以西方传教士已经享受的权利;中国大多数派系都已寻求日本的顾问和武器。日本外交的迟钝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注意到一个诡计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强全神贯注其他地区时欺负虚弱的邻邦。由于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国政治家因泄露假定并不存在的要求内容而惶恐不安。1915年5月,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的最后通牒,使其感觉迟钝到了顶点。在中国人原来不同意的各个方面,这份最后通牒并没有使日本有多少收获,但为每年5月25日成为国耻纪念日提供了象征。日本企图阻止中国的共和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企图以推进民族主义并使其集中为反对日本而告终。二十一条使中国和美国大众如此激愤的原因是它们的不合时宜。它们是按照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的掠夺精神炮制的,但晚了20年,在中华民国和美国的进步运动兴起之后。从任何意义上说,它对日本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112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115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1931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80万。 1931年,大约400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7月1日,大约800名中国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20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引自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2014-04-02 20:10:21 回应
  • 第117页 第3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权力初步巩固 123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各省的斗争 127 然而,早在同年7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万人。截至同年9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府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9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10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134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35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预算的8%到13%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1933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年以后,由于党的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为止。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世纪,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润。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140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
    引自 第3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2014-04-02 22:01:37 回应
  • 第117页 第3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国民党诸派系 145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149 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158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161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163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引自 第3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2014-04-03 05:15:58 回应
  • 第166页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阶级成分 172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年1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枪杀。 173 注释③ 1939年我(本章作者陈志让)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群众路线 174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一个群众组织,而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当1927年中共第一次转移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 177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 179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11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 181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年2月和11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30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196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白区”的地下工作 218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219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至500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1936年2月创立时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发展到1300人。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刘少奇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共产党人。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221 主要由于长征中28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225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系开始改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议。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 227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229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
    引自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2014-04-07 00:05:03 回应
  • 第230页 第五章 土地制度
    230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1869年1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土地制度的状况 234 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 235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一起,通过对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对另一些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换行为,把村与城镇联系起来,把农户与农户联系起来。当农民收获并出卖部分粮食时,那些有仓贮设备又不急需现金的家庭,将粮食贮存起来以后再卖。首先卖粮的农民获得现金来还债和购物。所以,在收获季节,现金已正在流回城镇,有些现金则在农村家庭之间周转。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一些农民出售他们的存粮。另一些农民开始播种下一季庄稼,而缺少现金的农户则要举债。同时,随着存粮的减少,现金继续流向农村,而农村家庭之间的借贷也在继续。 所有流向市场的现金,通过掮客和商人成为城镇家庭和供应者的收入,因为售货给农民的掮客和商人,用他们的部分收入贮存从城镇生产者和进口商那里得到的货物。使用农业原料的城镇生产者,已经付钱给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的掮客和商人;而这样的开支,最终成为农民出卖他们的货物时所收到的现金。就是这样,产品市场把村与集镇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现金流通的一个环节。 237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1933年发现,230个村庄的10047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150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始下降;而达到1000亩后,劳动量就减少。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1939年,一个日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239 1869年冯·列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十分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供的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种。 241 大地主构成了村庄和集镇的地方上层势力的骨干。然而,他们不是永久性的特权集团;他们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维持一两代人以上,然后就被别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国东南部单世系统治的村子里,某一姓的富户最后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 244 富裕家庭,特别是在家族之内,为了保持他们土地的完整和收到可靠的地租,通常组成一个联合会,并把他们的一些土地交由联合会安排出租。联合会则用岁入兴建村学、庙宇或其他公共设施。有时这些地主型的联合会在一个地方掌握的土地,比任何单个的地主还要多。 245 在如此众多的农村社区里,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也就是统治的人物,很少能完整地保持其土地超过一两代人,除非把土地转让给家族协会。这是因为有分割继承的习惯,即把土地和家庭财产分给儿子,尽管也为年迈的父母提供一些养老的保证。这一习惯实行于所有的家庭,不论大小及贫富,也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这种习惯使有巨大财富的不断繁衍的大家族最终让位,产生出接替的新家族,虽是同姓,但亲属纽带较弱。 249 只是当个别的家庭能从其他家庭得到某种不足的资源时,它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资源。这就需要家庭之间的安排——通常是在亲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到怎样通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协议——有关出租或佃入土地,借贷农业资本,借出和贷入现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劳力等等的书面合同或口头同意——达成的安排。在台湾的家庭之间的契约,经初步考虑,与晚清和民国初年大陆家庭间的抵押和典当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地的契约,看来十分相似。家庭总是在废除旧的契约,又和不同的家庭订立新的契约。总之,农村家庭间的私人契约安排,是为获得不足资源所优先采用的办法。 251 不管怎么说,合作在农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农户得以共享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与家庭间的私人契约是一样的,即它能使他们用其资源得到比其他办法更高的收入。 农业的商业化 253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发展依然是可能的。 农业危机 259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261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67 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有的土地。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270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引自 第五章 土地制度
    2014-04-08 22:40:59 回应
  • 第291页 第六章 农民运动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291 反对行政当局、强制劳役和军队的斗争有一些指向行政当局的风潮是由于各种滥用权力(地方官员的专横、残暴或腐败)引起的,另一些则由出自善意但被误解(常被解释得很糟)的创举引起。1930年在广东北部的东陂,一项要求在地方市场交易中采用阳历的法规导致一起造成五人死亡的风潮。闹风潮的人认为“阳历”中的阳字是“洋人”的洋。三年后,在云南,农民们变得难于控制,他们把持续干旱归咎于反对迷信的宣传,他们相信这种宣传得罪了龙王。有时激起农民愤怒的改革本意在于改善他们的命运。1933年4月在浙江北部余杭县有10000名(按另一资料为20000万名)蚕农参与了一起动乱,因为省乡村建设机关要他们购买一种特殊的蚕种,以对抗日本人的竞争。一个来自省机关的官员被打伤,另一个被杀,乡村建设机构的设备和帐篷被放火烧毁,蚕房也同政府的许多建筑物一样被捣毁。应该提及的是,要求农民购买政府所赞许的蚕种(这种蚕种比其他蚕种贵)的命令没有附加任何解释。当省政府最后决定派一名科长到这一地区与农民谈判时,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1905年1月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沙皇的臣民那样。据说,那位惊恐的科长曾驾车直向农民驶去,伤了许多跪着的农民,显然这又给当时的局势火上浇油。 294 正规军不时大肆勒索,虽然其次数少于那些被并入军队的原土匪,却也同样令人惧怕,有时甚至甚于军队派往进剿的土匪。对土匪进行的讨伐很少起作用(军队有时会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弹药)。有些讨伐甚至比土匪袭击本身造成更多农舍和村庄被烧,更多农民被杀。福建的一个地区1932年受到土匪侵扰,当地居民在断定“纠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发出请愿书,请求撤回维持治安的军队(无效),“以便他们只与土匪作战”。 298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起新的敌对行为。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见本节后文和下节)。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1927—1928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小刀会的成员都是从江北来的移民。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1928年9月,小刀会2000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200人,并烧毁了六个村,它们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 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19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的。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氏族——它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反之亦然。于是,到19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会和长头会,在20世纪20年代依然非常活跃。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时,外人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而是为了就业。1921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2800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在开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 302 特征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在农民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它们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子说明无力交租。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见前),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在这7个自杀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更多的是农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1931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形势恶化,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的例证。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引自 第六章 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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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注释②: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起;两周内(1934年 7月25日至8月8日)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 1070,附件5;又仅在1932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起(《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第2卷,第413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 月16日),第26—38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 提到抢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抢劫和无锡的25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1932年5月 11日至 6月 10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275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我们是否应当把从20年代到30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279 苏州这些风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缺乏准备。反抗者似乎没有战略,反抗形式(始终是抗议,请愿和宣传与暴力冲突交替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进程。确实,我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发蔓延开去,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收租时节,然后是播种时节)。第二个特征是,一次次爆发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灾害”(歉收)或地主拒绝无条件接受灾情申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变。在租佃的原则方面并无异议,只是反对突然改变现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在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这次冲突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抗税风潮一样,人们攻击了官员或其下属和公共建筑。村长或保甲长和当地的公安局,和催甲一样,是暴力行为最经常的目标——远超过地主本身,而这些地主并不都是非在乡地主。佃户们对士兵下乡催租感到愤怒。军队的干预是地主们求助、抱怨、有时是要挟(“如果我们收不到租子,我们就交不了税”)的结果。但是,剥削者与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佃户中所激起的愤怒几乎完全转向了后者。于是,抗租骚动——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性反抗——更多指向当局,较少指向富人。 282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或甚至被杀死。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度过收获前的难关。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286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的改革计划,那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主们。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288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1925—1926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1934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1932年底,在江苏最北部,对罂粟进行官方检查,同时威胁要把两周内不拔除这种作物的人处死。所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后是如果他们种了罂粟。
    引自 第六章 农民运动
    2014-04-09 22:27:33 1人喜欢 回应
  • 第273页 第六章 农民运动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312 4.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做法。①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年1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年1月发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主要市镇20000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当地方主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击。 324 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华北和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农民也倾向于对苏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共产党人有了足够的力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他们有计划地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共产党人有充分理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328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共产党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要小得多。共产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引自 第六章 农民运动
    2014-04-12 10:35:40 2人推荐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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