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湖对《我的前半生（全本）》的笔记(1)

第一章

郑垂摇头晃脑地给我讲了个比喻。他说，英国有位学者曾说过，英国的绅士们有如豪猪，因为是同类，所以相聚，又因为各个身上有刺，所以又都保留着一个距离，郑垂说：“我看列强也就是豪猪。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冤家，又是亲戚，既是亲戚，咱就得认他们是姑舅。”
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十四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搽脂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三月九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大清）为目的的行动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铠的“不甘寂寞”，赵欣伯的趁火打劫，郑垂的“通权达变”。臧式毅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
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
所以，十四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五百亿美金的财产的损失…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的交验证据实物的时间（下午）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我又说：
“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我又想出一个新方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
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余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一九五三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作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
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叫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
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李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监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毓庆宫念了十一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交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得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得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
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
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讪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
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服苦药之外，还有一服苦药，是生活检讨会。
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得不少。
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奕字辈）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