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七对《爱、金钱和孩子》的笔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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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9~2020.9.27】
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且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阶层的社会，父母敦促孩子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然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以及那些好学校的毕业生）能够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我们的教养方式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并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
用经济学方法理解人类行为的要点在于，人们在环境施加的约束之下，尽最大可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专断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
权威型父母试图以理性、问题导向的态度引导孩子的行为。他们鼓励交流上的互相让步，和孩子分享他们的方针背后的道理，当孩子拒绝遵循时征求他的反对意见。自主意愿和遵守纪律被认为同样重要。因此，父母在孩子和自己发生分歧时对孩子施加坚定的控制，但不完全限制孩子。父母强调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观点，但也认可孩子的个人兴趣和独特的行为方式。权威型父母既肯定孩子目前的行为，但也为未来的行为设定了标准。父母使用理性与权力，通过规律的塑造和思想的巩固来达到目标，并且不基于群体共识或孩子的个人愿望作出决定。
父母通常会关心孩子当前和未来的幸福。父母的行为方式，包括他们采取的教养方式，可能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目标重要性的权衡。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理解父母的行为，将他们对孩子的爱分成两种不同的驱动力是有益的，这两种驱动力是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爱主义（paternalism）。
父母的利他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的完全共情。换言之，具有利他心的父母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他们有益的观点，他们通过孩子的视角看待孩子，而非给孩子强加他们的观点。
父母总是比孩子自己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因此，父爱主义的父母时刻准备着做出可能减少孩子当前的幸福感、但他们判断符合孩子长期利益的代价高昂的行为。
权威型教养方式在所有教养方式中可能会被认为是最具侵入性的，因为它旨在重塑儿童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即便是专断型父母也会接受孩子的本性，他们只是规范孩子的行为。
父母并不总是意识到诸如与孩子交流这种简单互动的好处。
对于不平等加剧趋势的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技术变革。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条件，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了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
经济激励塑造了父母育儿的方式。当不平等程度上升使得教育的重要性上升时，父母通过选择密集型教养方式以帮助孩子取得成功。
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父母们明显更重视孩子独立性和想象力，我们将其与放任型教养方式联系起来。勤奋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很受欢迎。
宽容但有爱心的父母最终可能会有更快乐和更独立的孩子，尽管他们可能不太愿意面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排名考虑了五个类别的一系列广泛度量标准：物质条件、健康和安全、教育、行为和风险、住房和环境。与教养方式最直接相关的度量标准是父母与子女共同度过的、可以增进孩子福利的时间。
高度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助长了密集型教养方式。
低收入家庭专断型教养方式更为普遍。
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工作时间更长，同时会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受过更多教育的母亲付出的育儿时间更多并不是从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工作时间的差异看出来的，而是可以用闲暇时间的差异来解释。
密集型育儿几乎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让孩子接受最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条件。
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教育和职业选择中的向上流动。
培养孩子的偏好或态度是权威型教养方式的一个关键要素。
总的来说，不平等的加剧增加了育儿的利害关系，但它对社会阶层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中产阶级，这种影响可能是最大的；而对于顶层或底层，感觉无论自己做什么，孩子的路径已经确定了的人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是最小的。
不平等加剧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社会中的育儿差距。反过来，育儿差距将产生更多的不平等。这预示着下一代之间机会差距日益扩大的令人不安的前景。育儿差距变成了育儿陷阱。
在前工业化社会，独立的好处很少。当一个孩子必须在一个父母无法引导他们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时，独立意识尤其重要。如果孩子一生大部分时间要与父母一起生活，并且在职业选择方面跟随父母的步伐，强烈的独立意识不再那么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可以教会孩子们所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事，并密切监视他们，防止他们逃避父母认为他们应该承担的职责。通过鼓励他们遵守社会规范并密切监督他们的行为，父母还可以减少孩子的危险行为。
在传统社会中，独立意识可能是一种特别危险的优势，因为独立意识会在青少年的思想中植入抛弃家庭和打破社会规范的念头。
专断型教养方式的缺点在于限制孩子的选择，阻碍他们探索世界的能力并扼杀他们的内在才能和天性。正如卢梭所言，通过做出独立决策并从他们自身行动中的正面或负面结果中获得经验，孩子会变得成熟，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并最终能够更容易地寻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发现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在较低社会和职业流动性的传统社会中不那么重要。
专断型教养方式在技术进步有限的社会中更具吸引力，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力资本主要是在家庭中获得的，通常来自向子女传授他们自己职业的父母。这种方法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
对孩子灌输独立意识在充满变化的社会中更具吸引力，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年轻人被要求独立做出重要决定。
在当今社会，年轻人发掘他们天然的比较优势而非学习父母的职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专断型教养方式的衰落与传统的、僵化的社会的消亡相关，在这种社会中，独立性的价值有限，父母可以轻易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并控制孩子的选择。
有些人认为下一代将生活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这样的父母不太可能将家庭视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而更倾向于让孩子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独立地发现新世界。
对于那些认为世界受到永不改变的秩序的管理，并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向孩子传递一套永不改变的价值观和真理的父母而言，情况恰恰相反。这就是宗教和宗教信仰发挥作用之处。
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专断、更不放任，而权威型教养方式则没有显著偏离样本平均值。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可以延伸到对性别角色的态度。
女性权利的扩张可以理解为重点由从男性特权到孩子需求的转变，而经济体中人力资本和教育的重要性的提升推动了这种转变。
女孩和男孩抚养方式的差异与他们父母所面对的激励紧密相关。如今，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中找到性别不平等和歧视女孩最显著的例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转型成功，使人力资本成为生产的关键因素，克服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更公平地对待女孩和男孩的实质进步。
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用工厂取代农场和小作坊；它也引起了家庭生活的彻底转变，从生活在贫困中、孩子早早工作的大家庭，到现代典型的一对父母只有几个孩子的家庭，而且孩子年幼时在学校度过，为未来的富足人生铺垫好道路。推动转变最重要的力量不是工厂体系的建立，而是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之前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基于体力劳动的回报，而大约在1850年之后，以教育和知识为形式的人力资本成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相应地，接下来几代的父母们决定生越来越少的孩子，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认为中国家长的密集型教养方式是由于高度不平等和教育回报高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看到特定的制度——独生子女政策——也与教养方式的选择相关。“小皇帝”效应又提供了中国密集型教养方式的原因。
重视教育和事业成功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表现，今天的经济增长以人力资本驱动，因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主流文化。
在前工业化社会，社会阶级的经济生活差异意味着不同的阶级对于让孩子成功的价值观的认知不同。所以，经济阶级的显著差异导致了父母激励的显著差异。
顶层和底层社会阶级的父母都具有同样的动机，即让孩子尽可能具备未来成功的能力。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恰好在孩子应该学的内容上给出了相反的策略——工人阶级是勤奋和克己，而贵族则是优雅从容的品位。
中产阶级的父母所面对的经济激励也由此表明中产阶级也是耐心阶级：只有教导孩子拥有足够长远眼光的父母才可能令孩子取得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业化前的中产阶级与现代的中上阶级相类似，对他们来说，教育至上，并且想要在需要研究生教育的行业，比如法律、商业、医药或者学术界中有所成就，长远眼光是必备的。
经济激励可以预测出工人阶级会重视职业道德，而上层阶级会培养孩子更好地享受休闲。两者都没有强烈的激励给孩子灌输耐心和未来导向的价值观。然而，对于工匠和商人等技术型中产阶级来说却是如此，他们有动力培养孩子重视职业道德，同时教导他们具有耐心和理解延迟满足的好处。
关于教养方式的经济学分析提出社会流动性是阶级差异的关键因素。如果社会流动性高，那么来自不同背景的父母会对孩子有类似的期许和愿望，从而有类似的教养决策。相反，如果来自社会底层的父母看不到孩子升到上层的希望，那么他们不会认为让孩子具备那些在他们不大可能成功的领域的技能有什么意义。
父母的教养决策不仅受经济作用的影响，比如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和技术水平，还受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共教育的组织就是由于国家想灌输给孩子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推动的。公立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它的建立也带有各种目标，包括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国家稳定，以及很重要的是，普及公民对兵役的接受度。其次，孩子在学校与同龄人交往，这些互动也帮助孩子形成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同群效应有时候是对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强化和补充，有时候则会抵消。最后，学校系统的组织形式影响父母的行为。父母会针对学校系统提供的激励而调整教养方式，也会调整生育决策。
在像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地区，很多父母几乎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为他们的表现而焦虑，因为上一个顶尖的幼儿园（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过程，父母和孩子都要被面试）意味着之后上一个顶尖小学的概率更高。这进而打开了顶尖高中的大门，并最终打开名牌大学的大门。
中国和美国都是收入不公平、教育回报高、社会保障薄弱的经济体。我们认为这些特征促使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其中美国偏向权威型，而中国倾向于专断型。在这两个国家，教育系统增强了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的激励。在美国，具体的作用渠道表现为顶尖学校录取名额的激烈竞争，这些名额的分配不仅取决于考试成绩，也取决于学生的课外活动经历。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教养的最大影响渠道是高风险考试，尤其是高考。在芬兰和瑞典等其他国家，我们观察到的是高度社会平等与低压型学校相结合，学校强调团队合作和水平型教学模式。因此，经济环境和教育系统共同激励家长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
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是关键因素。
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由于工业化、技术进步、城市化，人类生产活动的重心由农业转为工业，再转向服务业，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家庭内部决策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变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公立学校的建立，使家长有激励让子女接受教育，而不是早早将他们送去工作。由此造成的育儿成本的提升，能够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提供解释。
侵入性的权威型教养方式能增强个人成功的驱动力，但这同时也阻碍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在北欧国家，大多数家长采取放任型教养方式，孩子竞争心更弱，更不愿意进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他们有极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教育是一个关键的政策领域。如果一个教育系统高度分层，而且在孩子很小的年纪就能预先确定他们的经济未来，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会引发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其中所有的家庭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成功机会。相反地，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强调公平机会和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长和孩子会有更多放松的余地。当比较不同教育系统的富裕国家的教养方式时，我们已经看到教育系统的差异对应于不同的教养方式和不同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如果经济作用促进不平等程度增强，那么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调整教育系统，来减少强调学生之间争取有限提升机会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