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天午后对《魏晋南北朝》的笔记(3)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费族圈手的。贵族阶级不是武主；而是有教菲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掘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世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带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手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桂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这一长期分裂时代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内部各地区独立性的增强。其最显著的表现，甚至还成为南北分立，也就是所谓南朝与北朝分裂的远因。在此之外，还有汉族与异族间的民族问题，以及处于分裂状况底层的各地势力聚合方式亦即社会关系问题等，种种原因叠合在一起，才孕育出如此长期的分裂时代。不过下面首先还是就中国各地的独立化问题，以南北问题为中心来作一概观。

“五胡” 在造成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宏大分裂状态，并且使这种状态复杂化的种种因素中，异族问题起了巨大作用。尤其如本书第九章至第十一章所述，如果无视异族因素，这一时代的华北历史是无法成立的。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至于此。那么，为什么在华北各地会开始居住着形形色色的异族呢？首先就让我们对此做一概观。 追根溯源，从史前时代就筚路蓝缕、建设起殷周时代高度繁盛的华夏文明的民族，当真就是这个被称为汉族的单一民族吗？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倒不如说是早在殷周时代以前就居于华北的多种不同民族，以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为核心结集起来，才同化成了汉族这一形态。不过这种远古时代的事情，这里就先按下不表。我们姑且把缔造了秦汉帝国、支持着其兴隆强盛的民族，认为是已经同化融合为单一民族的汉族。而本书所讨论的华北异族，则是如前列年表中所见“五胡十六国”部分所示，是以“五胡”为主体的异族。所谓“五胡”，是匈奴、羯、鲜卑、氐、羌五种异族。这些异族从4世纪以来陆续建国于华北、兴亡相继的历程，我们留待下文追踪；这里先来探讨他们是些怎样的民族，以及何以会开始居住在华北的问题。

随着与汉人移民及汉政权所派官吏的接触机会增多，他们吸收高度发达的汉文明，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在逐步与汉人同化融合的同时，又受到以汉帝国为后盾的汉人的歧视压迫，自觉反抗汉人的意识随之高涨。当汉帝国瓦解，进入长期动乱的时候，他们会寻求独立，走上建立政权的道路，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能不说，六朝时代异族国家林立的现象，正是各种异族在汉帝国和汉文明的刺激下觉醒，并且积蓄起自身力量后的当然结果。 4世纪时，游牧民族从北方和西方屡次入侵华北，建立国家，兴亡相继。对汉族而言，这诚然是惨痛苦难的时期。他们大量避难南方，与“蛮”族、“夷”族等原住民混杂，或者将其驱逐到山林深处甚至更南方，将汉族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在南方推广开来。3至4世纪民族迁移的大浪潮，大体上是从北方波及南方的。

然而，华北所凝缩的华夏文明，却在异族的搅拌作用下流向四方。其大量流入中国南方，在那里生根发芽的情形，已见于前文所叙。 流入东北的部分，则引起东方相邻异族的连锁反应，诱发其各自建立国家以及自主接受华夏文明，促成了以华夏文明为共通要素的、胡汉混合文明的东亚世界。汉族的政治力量衰退期，反而成为汉族的文明膨胀期。而直接造成此结果的一个基本契机，就在于承担着华夏文明的汉族从华北流出，从而扩大了汉族的农耕文化圈。 汉族也同样热情地汲取消化佛教，创造出了中国佛教，成为东亚佛教的中心。佛教就是这样与华夏文明相辅相成，以其世界性为媒介，促进了东亚世界文化圈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