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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 两次长周期都先经历由具有广泛影响的技术变革和新技术不断采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大繁荣,然后随着技术推动增长的空间和效力弱化,原有的发展动力减弱,技术推动的经济长周期进入末端,产业回报出现下降,产能出现过剩,经济进入下行阶段,乃至发生大的危机。 私人过度举债、金融部门刚刚率提高、企业过度投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在两次危机发生前都有表现,政府债务水平攀升在这次危机应对中表现明显,其实质都是在产业转型滞后、缺少新增长点的情况下,通过短期中用债务扩张和债务转移的办法来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以试图解决技术驱动力弱化、产业利润下降、生产出现过剩等长期问题,其实这样做只会使消费和投资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和现实需要,制造出难以持续的虚假繁荣,并不能根本解决由技术长周期末端导致的产能过剩,最终会以危机方式被迫收缩。 第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美国金融业背离其应发挥的核心服务功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这同美国金融业放弃行业传统价值、过度追求财富和创新有关。德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同德国的金融保守主义传统和金融业能够稳健经营密切相关。 《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 金本位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使通货紧缩在主要工业化国蔓延,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抑制了消费、需求和产出的恢复。金本位下,黄金流入国和流出国对货币存量调整的不对称性,使世界货币供给总量下降。 而在本次危机发生前,美联储等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只集中控制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资产价格的危害。两次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对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进行审视。中央银行除了要控制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还应扩展货币政策调控视野,关注资产价格膨胀、资本流动、影子银行衍生的流动性等因素对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的潜在影响,以适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 《从金融监管视角看两次危机》 FCIC报告特别揭示了花旗银行内部的政策不一致性,2005-2007年,其资产证券化部门注意到贷款违约率由2%上升至6%,减少了贷款购买,并选择购买高质量抵押贷款;但其担保债券部门却错误地认为市场低迷,因此增加了抵押贷款的购买。FCIC报告认为,很显然,花旗内部不同部门的有效沟通已经十分欠缺。 正如金德尔伯格的概括,历史是个别的堆积,经济学是共性的总结,在危机之路的时光重现中,我们总能够蓦然发现隐藏在不同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规律仍在始终如一地发挥作用。过度杠杆化、信用膨胀、过剩产能、贪婪、恐慌等关键词运用在两次危机的分析中都恰如其分。 银行承担期限转换的职责,通过吸收短期存款来向企业发放期限较长的贷款。这种期限错配产生于银行提供服务的必然需要,但也是银行脆弱性的来源。 那些购买了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MBS产品和CDO、CDS产品的投资者,在购买时得到的信息仅限于评级机构所提供报告的内容——只是评定出来的等级和附带的几句警示性话语,并不包括让其他人可以进行重新审核的支持性数据。 进行了积极探索,从资产负债表、杠杆率、相互依存度、市场结构、同质性、外部关联度和纠错机制七个方面提供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政策评估框架。 从金融监管而言,尤其应当对报告中的事实和细节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但掌握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理解分析实践中的正确做法。美国FCIC报告中多处提到细节信息,有力地提供了分析的证据,对理解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监管意愿至关重要。 《从微观机制视角看两次危机》 逻辑关系如下: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繁荣、财富积累→经济转型不及时,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积累的财富无法投入未来的潜力行业,只能在金融系统内钱生钱→房地产、股票产生资产泡沫→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监管不力,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盈利并转移风险→资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受损,产出减少,失业率增加。引自 书摘